1977年7月14日，我由北影搬到西四北四条胡同居住。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安了家。当时在北影正写《大河奔流》电影，为找一间房子，我把腿都跑细了，最后还是北影老厂长汪洋同志慷慨帮忙，他把他的两间堂屋房让给我，这在北京当时的房屋紧张情况下，确实“居之不易”了
我们住的就是北四条五号，是个典型的四合院。据说这个院子还是日伪时期北京市长的房子。有前厅、过厅、堂屋、跨院，门户错落，回廊曲折。只可惜我住进去时，所有的油漆都剥落得认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这些朽木柴门都像在默默地炫耀着自己的年龄
才住进这种四合院,有些不习惯。门通窗对,就像十几家都住到一个家里了，大家用一个水管子，洗菜、淘米都得打招呼。我妻子天性不大会交际，所以最怕打招呼。以后我就教她:你就点头微笑就行。其实以后熟了，她的话比我还多。可见人是群居的动物
搬到新居,头天晚上就闹了个笑话。睡至半夜,忽听地板上有脚步声。妻子说：有人！我屏着呼吸听，就是有人在屋子里走路，而且越走越近，几乎走到我床跟前了。我急忙拉亮电灯却不见人的踪迹，空屋不见人，却闻脚步声，难道是闹鬼了？妻子老董却一向不相信鬼神，正说着脚步声又响了，我们仔细观察审视，才发现这个屋子原来是四间，中间由一堵墙隔成两个屋子，地上的地板是旧式长条木地板，一半在这个屋子，一半在墙那边，所以那个屋子的脚步声就和这个屋子有人走路一样
这种地板大约代表了那个时候小官僚的家庭境况，上边有天花板，所以造成误会
在四合院里住，对作家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它不像单元房，啪地一声门一关，就和大世界切断了，这些邻居的众生相，却是自然地显露在你的面前，而且很容易交成朋友。我在西四北四条五号的几位朋友，以后来往了很多年。如今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却有点情同手足。比如北影的鄂国军就是其中之一
鄂国军比我小四五岁，是个满族人。天生一副黄脸细目，一口整齐的牙齿。不管穿什么衣服，总带一点破落贵族气。天生吃素，每顿饭却按照营养学的分类进餐，比如说这一餐蛋白质不够就加个鸡蛋，青菜不够加根生黄瓜。早餐很简单,到西四小吃店买一个热烧饼,喝一碗淡豆浆。我间他你为什么不吃油饼，他说早上不需要那么多脂肪
老鄂有两件事使我印象极深。一是当时天安门“看墙报”，这个平常文质彬彬极为谦和的中年人，却像把自己点燃了一样，挥洒出极大的热情。有时能看到深夜。从他的身上我看出了北京人的热烈感情，但平常却是那么冷漠，那么安分。由于对时事的关心，鄂国军居然去买了一个九寸黑白电视机。当时电视机还很少，老鄂的工资也较低，但他居然买回一部电视机。邻居添了电视机，当然大伙都要去看。我去看时，除了发现一片小凳子外，还看到鄂国军光着脊梁、拿着一把笆蕉扇在不住地扇电视机，我问他为什么扇，他说怕电视机烧坏了
和我们同院住的还有李穆家、程济华家和刘建寿家。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关心，帮助。就我这个玻"陋室"，每天却有很多朋友来往。张瑞芳是常客，因为她爱吃我家的豆汁小米面条。赵丹也经常去，因为当时拍《大河奔流》都在北影住，有时赵丹和几位朋友来，还在汪洋的大木桌上作画，他那幅气象纵横的《五老峰图》，就是在这个破屋子里画的
当时虽然"陋室布衣"，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鄂国军弄来一批刚进口的美术幻灯片。大家第一次在幻灯机前看到马奈、莫奈、高更、毕沙罗、梦高的作品，都狂呼着要跳起来……
我1980年初搬离北四条五号，我十分怀念那里。过了一年我又去看了看那个旧家，我的门上依然贴着我手写的春联:
"老树无语看人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