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北京，我喜欢北京的胡同。直到现在，每次去北京，我不但特别喜欢去看望住在小胡同里的朋友，还特别喜欢在曲里拐弯的小胡同中穿行。无论是看到了集成一片的点心摊，还是发现了隐在不显眼角落里的古旧的小菜铺或破败的小理发后，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如果偶然见到哪个四合院的门户半开，露出门里的影壁，我就更为兴奋。影壁，大概是北京四合院里所独有的设置。它是胡同和院落当中的一道屏障，又是连接胡同和院落的一个纽带。有了它，胡同和院落似乎成了一个整体。它阻断了门里人对门外一览无余的视线，却又会引起门外人对影壁里面的无限退想。我对那些耸立门内繁简不同形式各异的影壁特别感兴趣。有时，在某些僻静的小胡同里突然出现还穿着大襟袄的老太太，听到她们讲起与她们年龄不相称的脆生生的京片子的时候，一股久违了的熟捻与温暖便会涌上心头。
今年年初去北京时，听说，如果申办奥运会成功，一座我每次去京都要去几趟的小四合院，将为拓宽街道而被拆除。想到这座小巧的四合院连同那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都将消失的时候，不免怅然。
朋友们笑我的保守心态和怀旧情绪，怀旧也许是一种消极情绪，但它毕竟是人之常情。有些往事，特别是关于童年的记忆，许多人都终生难以忘怀。
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其实在北京的时间不算太长，后来家迁天津，住在天津的时间要比在北京长一些。后来又来到上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但是，每想到童年往事，我很少想到在天津住了十年的那个家，念念不忘的倒是辟才胡同南半壁街的那座
小小的四合院。我的祖籍并非北京。我似乎是擅自谬托辟才胡同为自己的故土，辟才胡同里的那座小四合院理所应当就成了我精神上的家乡。在经历过天津的"里"、苏州的"巷"、上海的"弄"之后，我觉得哪里都比不上北京的胡同。商业初兴时期建起的里和弄，让人觉得是一些在仓促中倔起的缺乏性格的砖木群落。苏州的狭长的"小巷"，虽让人想起"深巷卖樱桃，雨余红更娇"之句，却未免给人封闭局促之感。它缺少北京胡同的通达和雍容。即使在我到旧金山的已经成为观光区的"十七哩海岸线"的豪华住宅区做过客之后，我虽也为它的设施的宽备与居住条件的舒适赞叹不止，但我总觉得它们过于冷清，缺乏改良后的大四合院的那份从容和亲切感。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那个小四合院，前后有两个广]。后门是一条死胡同的尽头。前院有儿片花畦，一棵香椿树，一棵枣树，还有两个荷花缸。春日里经常吃香椿头拌豆腐，到了秋天就缠着大人拿竹竿打枣。最让人兴奋的是阴历七月十五盂兰节，在影壁边上能出去，看到别家孩子擎着花灯满胡同跑，我也吵着让大人给我做荷花灯。往往大人只来下一文荷叶，在荷叶中心竖起一文蜡烛，让我一个人独自在小院里走来走去。由于体弱，父母很少放我出门。尽管如此，在荷花芯中，在荷叶上闪烁着烛光的盂兰节是我童年生活中难得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卧室既高且大又阴森，后来读高中的时候重游旧地，才发现那纯属孩子的感觉。它既不高也不大，而且可以说是面积很小。阴暗潮湿的记忆倒是不错的。它紧连着母亲的卧室，另有一门面对着后跨院。躺在床上，不断听到挑担推车卖各种吃食的小贩，由胡同外走到后门死胡同尽头再拐出去的悠悠叫卖声。豌豆黄、驴打滚、羊头肉、花生柿子、硬面脖脖、萝h赛梨……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晚上，敲着梆子的馆钝挑子的叫卖声，既透着苍凉，又让人感到蒸腾着热气的馆蚀锅所带给人们的温暖。我至今仍喜欢切得纸样薄，洒上花椒盐的羊头肉，喜欢用小匙挖着吃冰柿子的舌头，更喜欢心里美萝「，真觉得它比任何一种梨，哪怕是贵得要命的日本梨还好吃。有一年，我和弟弟同时出麻疹。病后两个人都奇馋无比，后门外不论响起什么叫卖声，两个人都齐声叫喊让人去买，害得母亲差人找小贩求情，请他们照顾病孩不要眩喝。他们大都具有北京人所特有的那种体谅和大度，他们很少驳回别人的恳请，哪怕自己为此承受一些损失。
凡此种种，无不与胡同相关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北京的小胡同里。
前几年，有一次在哈佛大学演讲出来，一个身穿对襟小褂。足登"懒汉鞋"、一身"功夫服"打扮的金发碧睛小伙子，排开围在我身边的众人而来，直直地对我说:你甭跟他们白费时间了，他们哪会懂得咱们申国。我被他那口纯粹的北京话和"咱们"两宇震住
了。连忙问他:你在哪儿学的中国话，你的北京话怎么讲得这么好?他不无得意地回答:在哪儿学的?我可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我是地地道道的胡同串子。地道得连美国话都快不会讲了，才给爹妈押回了波士顿。于是两个人开心地对视大笑起来。周围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都膛目不知所以。
北京，胡同，就有那么大的魁力，两个异乡、异国人，在域外凭一口"乡"音，两声"胡同"就得到他乡遇故知的欢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