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上最古老的商店当推荣宝斋。它的前身松竹斋，创建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从康熙时算起，至今已有300多年了。如果说琉璃厂文化街要选择精萃的话，当首推荣宝斋。
①百年老店
松竹斋的创办者姓张，浙江绍兴人。他到北京做官后开办了这家南纸店。南纸店经营的范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挽联、册页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等文具用品；三是书画篆刻家的笔单。荣宝斋代书画家篆刻家经营业务，可以从笔单中提成。同时，挂笔单的书画篆刻家为人作艺，必将在该店购买纸张笔砚等各种用品用具，所以笔单也是松竹斋一项可观的收入。
松竹斋的业务范围很大，除了书画用纸外，信纸、信封、稿纸、仿纸、白折扇面等更是松竹斋的大宗生意。这里面很有讲究，纸有毛边、毛胎、料半、六吉、夹贡、洒金发笺、东昌纸、高丽纸、皮纸、棉纸等；信纸有大八行、小八行、大十行、小十行以及各种格纸彩笺。清代官场讲究画札，常有人在信笺、稿纸上印上自己书斋的名字，一封书信，纸墨淋漓，能显出写信人的身分，甚至可影响到写信人的升迁荣禄。
松竹斋接待的顾客都是文化人。它为顾客服务十分热情周到，顾客买了纸，如果要裁成各种尺寸，伙友会立刻拿出半圆形的裁刀替你裁好；顾客如果习字要用各种规格的“九宫格”，伙友也会替你装订好；顾客如果拿着扇面要配副扇骨，伙友也会替你当面装好，分文不取。这种优良的服务态度一直保持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松竹斋声誉蜚然，可是从道光中期以后逐渐不景气，慢慢地变得不能维持。这时，店东为了把这个具有一定规模而信誉卓著的老店维持下来，不得不锐意革新，力挽危局，于是就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将店名改称荣宝斋，聘请了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同时请同治年间的状元陆润库为本店题写了匾额。
②书画家之家
易名以后，荣宝斋保持了松竹斋时期的优良传统，继续与文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民国以后，它还在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大城市开设了荣宝斋分店，聘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来从事业务经营工作，因此它和文化界名流能够广交朋友，很多知名的书画家、艺术家都是荣宝斋的朋友。例如沈钧儒老先生就常来荣宝斋享受和欣赏书画，有一回他说：“荣宝斋一向享有盛名，我在读书的时候，使用的镇尺就是荣宝斋的，至今还保存着，我用的格纸，也是在荣宝斋买的。”著名的书画家启功先生也这样说过：“我尚在刚刚识字的时候，看见习字用的铜镇尺上两行字之下有‘荣宝斋’字样，问我的祖父，得知是一家南纸店的名字。约在14岁时，我自己第一次到琉璃厂买纸笔，看到荣宝斋墙上以及过道的较高处，都挂满名人书画……我从荣宝斋的墙上学到多少有关书画方面的技能，又在它的座位间见到多少前辈名家，受到他们多少教导和鼓励！我从当年在荣宝斋领了几元卖画的所谓‘润笔’，出门后又送到书店，抱着几本书回家去的情形，到亲眼看到我的笔迹赫然挂在荣宝斋的中堂之上。我得到这些，怎能不感谢这个起过导师作用的‘艺术博物馆’！”与荣宝斋往来密切的还有陈师曾、林琴南、张伯英、张大千、溥心畬、陈云诰等。他们都和荣宝斋结下了深厚的“翰墨缘”。民国以后，荣宝斋继承了松竹斋的盛名，又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声誉，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
③获得新生
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以后，荣宝斋的业务逐渐萧条下来，这时主持业务的经理是继庄虎臣之后的王仁山。王仁山艰难地维持着这家企业。北京解放以后，因为欠债过多，债主每天上门逼债，荣宝斋被迫无奈决定将营业用房和后边一处院落卖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就在签署卖房契约的当天，王仁山不忍眼看荣宝斋这家具有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商店毁在自己手里，便找到国家出版总署，要求政府接管荣宝斋，实行公私合营，不然下午2时签字，店堂及用房卖给北京师范大学，店友就将遣散，荣宝斋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紧急关头，国家出版总署毅然作出了接管荣宝斋的决定，立即调拨资金，派遣干部，于1950年5月办理了合营手续，从而挽救了荣宝斋。荣宝斋是北京市最早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一家企业。1953年，它进一步成为国营企业。
荣宝斋在获得新生之后，立刻面貌大变。首先它在财政方面获得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例如它要购进数吨新产品宣纸，必须存放若干年后才能投入市场，为了购进这批必需的宣纸，文化部齐燕铭副部长拨给它一笔专用资金。荣宝斋要收购散落在社会上的名画，也需要一笔资金，国家都能及时拨款。有一次，荣宝斋派人在东北收到米芾《苔溪诗》等珍品32件，卖主起初想卖给吉林省博物馆，馆方只给300元，后来卖主又改卖给荣宝斋，索价1500元，结果荣宝斋以1400元买进。当时只知道卖主是一位黑龙江某学校的学生，这些东西都是住在大连的他舅舅家的藏品。后来，荣宝斋觉得这批东西进价过于便宜，愿意贴补给卖主一些奖金，以表示国营企业不欺人，可是已经找不到卖主了。荣宝斋遂想登报寻人，然而“文化大革命”骤起，致使此事未能办成。
荣宝斋公私合营以后，画家们更是蜂拥而至，这里更成为书画家之家。齐白石、徐悲鸿都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荣宝斋出售，他们时常高兴地来到荣宝斋作客。当时正值建国之初，国画价格惨跌，齐白石的画甚至沦落到在地摊上出售，只卖2元钱一幅。荣宝斋为白石老人出版《白石老人画集》，标价他的画由2元一尺到4元一尺、8元一尺，进而实行随行就市，从而使白石老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每次来荣宝斋，店里都要给他买些茶点、桔子招待，很多女职工也都慕名来瞻仰这位老人。后来齐白石曾高兴地对前去探望他的友人们说过：“你们要吃桔子，就到荣宝斋去买，他们那里的桔子好吃，那里的妹子也多，都特别热情。”老人竟错把荣宝斋看成是兼卖桔子的商店了。这也足以说明了荣宝斋对书画家们的强大吸引力。
④制作木刻水印画的能手
荣宝斋名扬海内外的特长是它的木版水印画。起初，它只是印些诗笺、信笺，供文人雅士书写函札、吟诗作赋使用，而且只是用荣宝斋的名义承揽业务，实际是委托别的作坊加工制作。民国以后，荣宝斋自己附设了木版水印作坊，自产自销，由于它的笺样繁多，而且大多出自名人之手，于是立刻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30年代初期，鲁迅和郑振铎先生便曾访寻这种笺纸，并由荣宝斋在后来出版了《北平笺谱》。1934年，鲁迅、郑振铎又委托荣宝斋重印了《十竹斋笺谱》。北京解放以后，荣宝斋又朝高、精、尖方向发展了这种木刻水印业务。起初，只是复制一些幅不盈尺、色彩浅淡的小画，后来发展成为印制大张巨画，像齐白石的墨虾、徐悲鸿的奔马、王雪涛的牡丹等；并由纸本而绢本，由淡彩而矿色重彩，由复制一般现代画而复制古代名画，像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明代文征明的《兰亭修禊图卷》、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均能复制。这其中有难度极大的复印技术，像《韩熙载夜宴图》的复制过程就历时8年，雕板木刻1667块，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与原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这样，就等于增加了若干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副本，使已保存了千百年的名作延长了寿命。
复印这些古代名画难度很大。首先要鉴定名画的真伪，然后进行临摹。当荣宝斋临摹了若干幅古代名画后，特别邀请了当时文化部齐燕铭副部长及其他鉴赏专家来细心观摩审核。齐燕铭副部长也是一位金石篆刻家，他对历代印章的使用非常熟悉，例如什么时代哪些书画家惯用朱色印泥，哪些画家善用磦色印泥，宋代画家则多使用水色印泥，等等。对落印的位置，各个时代也有不同的盖法。齐燕铭副部长非常推崇荣宝斋的那些优秀的临摹本，认为这是继承了我国古代的绘画传统，只有在临摹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谈到创作。专家们主张在古代名画木刻水印摹件上，应该写上摹制年月时间和临摹者姓名，这是为了尊重临摹者的艺术劳动；而且临摹者的名字和临摹时间还要书写在画心的末尾处，以免将来日长天久，画件的前后两头因磨损毁坏而被裁去，就会失去了这幅画临摹者的名字，从而既不能留下劳动者的痕迹，也容易导致画件的真伪不分。当时，齐燕铭和邓拓还有时下到车间，亲自观看对这些古代名画进行复制的具体操作过程，提出一些宝贵建议。当《韩熙载夜宴图》等名画的复制件快要完成时，齐燕铭又提出，这些名贵的木刻水印画，不要急于卖出，因为其数量太少，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必然都会作为副本来收藏，虽系复制品，但可以由此看到中国古代名画的真面貌，如果售价过于便宜，就可能供不应求。结果，这些复制品当时尽管以五万元的高价作为起点销售，还是卖得很快，若不强行压下数件不卖，恐怕早已售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像荣宝斋这样有着重要贡献的单位是多么的重视。
荣宝斋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印好这些木版水印画，是由于它拥有一批临摹名画的高级画师如陈林斋、冯忠莲等，而且还拥有很多像张福旺、田永庆等高级雕刻技师。这些人都是我们祖国的宝贵人才。
⑤裱画能手
荣宝斋还精于装裱古今字画。它拥有一批装裱专家，如张贵桐就是一位。张贵桐从小在琉璃厂随赵翰章学徒，后来，先后在融古山房、修本堂等店从事裱画。北京解放以后，任荣宝斋裱画车间主任。他擅长将旧画装裱如新，他纠正《清明上河图》接错段落的故事脍炙人口。事情经过是这样：北京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千百年来曾经过很多名家装裱，才得以保存到现在，不知是在哪一次装裱过程中，裱画师接错了段落。由于画卷过长，画面上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密集，人们一直没有发现其中还有差错，只是在张贵桐又一次为它装裱时，才发现有匹驴缺少了一条腿。经他仔细查找，从画中另一个地方找到了那条腿，这才把画给接顺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也是由荣宝斋派出张贵桐设计装裱的。张贵桐晚年还为辽宁省博物馆装裱了意大利人利玛窦所画的中国山水画。
位于琉璃厂的荣宝斋是一朵淡雅宜人的东方艺术花朵。前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首脑、文化名流总要抽空来此浏览一下，在那里买些珍贵的艺术纪念品。它所出版的木版水印画，多次出国展览，也远销国内外，并被很多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