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御药房供应“供奉”
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浙江宁波府人，在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谋生。最初这位姓乐的在北京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和代卖小药维持生活。到了清朝初年，其后代乐尊育进了清宫太医院，当了一个出纳文书吏目（管理文件材料的小差使）。这样，就为后来同仁堂的创办及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清康熙八年（1669年），乐尊育之子乐梧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大栅栏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同仁堂有了一定的发展。同仁堂的大发展是从雍正年间为清朝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为清御药房供应中药，当时称“供奉”）开始。同仁堂有了为皇宫“供奉”药品这个靠山，既为同仁堂提高了社会声望，也为同仁堂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同仁堂和御药房打交道，都是先领药款，尔后才交货。这种预领官银，加强了同仁堂的经济实力和资金周转，实际上是为同仁堂提供了无息贷款。
（二）四大支
同仁堂药店是北京著名的老药店，历史十分悠久享誉海内外。达仁堂和宏仁堂药铺也是乐家人开的，但它不是同仁堂的分号。它们的来历是这样的：清朝末期乐家繁衍为四大支，就是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兄弟四个。同仁堂由这四大支共同管理，规定每支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银子。另外还允许他们在同仁堂寄卖自家所制的丸、散、膏、丹等药品。当时，同仁堂店中的职工，大多数都是非亲即友，所以职工也分派别，不是乐孟繁的人，就是乐仲繁的人，不是乐叔繁的人，就是乐季繁的人。他们在向顾客推销药品时，都争着向进店买药的顾客介绍自己的所依附者所寄卖的药品。这种寄卖制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店中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乐孟繁支的乐笃周在南京开设了南京“同仁堂”，破坏了四支“家族协议”，引起其他三支的共同反对，争吵不休。最后，使得乐笃周的哥哥、当时掌握北京同仁堂大权的乐佑申被迫辞职，才算了结。
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三）炮制讲究
“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这是清代文人对同仁堂的赞誉之词。同仁堂的驰名，虽然和清代御药房有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同仁堂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方针。过去同仁堂炮制紫雪丹时，古法要有金锅银铲，可是同仁堂没有金锅，他们就收集乐家眷属的金首饰约100两，放在锅中与药料同熬，使金元素入药，提高疗效。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该存放的必存放，绝不偷工减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好后，都不是马上就卖，而是先存放，使药的燥气减少，以提高疗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两年，然后再卖。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才能卖。这种做法，不仅增加成本，而且还要多占用设备，多占库房。因此，一般药铺没有条件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都是现炮制现卖，这样药的疗效自然比不了同仁堂。
（四）自我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中，以同仁堂最会做，最有办法。清代，北京城里每年二月要掏沟一次。这里说的沟，是北京的地下泄水沟。掏沟时，全城臭气熏天，污泥堆积，行人很是不便，尤其是夜晚，不留神，就会跌倒在污泥堆中，弄得遍身臭泥。因此，在每逢掏沟时，同仁堂就派人在掏沟的地方，挂灯为行人指路。每到天黑以后，到处是一片漆黑，白纱灯上写有“同仁堂”三字，不仅方便了夜间的行人，也使人们对同仁堂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仁堂还有一种送药宣传法。清代，读书人会考在北京，北京又是顺天府衙所在地，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届会试和乡试时，各地应试之人云集北京，住在各省、各府、州、县会馆中。同仁堂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拿些防伤风感冒、帮助消化、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山药，到他们的住所，赠送给那些应试之人。虽然同仁堂拿出一笔钱，但通过那些应试之人，把同仁堂名声传到全国各地。
此外，同仁堂还利用做社会救济慈善事业机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北京无职业的穷苦大众很多。冬天，北风呼啸，穷人身上无衣，肚中无食，很是难熬。同仁堂每到冬天都在前门外打磨厂、珠市口、崇文门外磁器口、崇文门内史家胡同等地设粥场，施舍棉衣，救济穷苦百姓。在旧中国，人死了都要弄口棺木装殓埋葬。有钱的人，弄口杉木、柏木的好棺材也很容易，可是穷人弄口薄皮棺材也不容易。同仁堂抓住这个机会施舍棺材。同仁堂施舍棺材简单方便，只要有人证明确实是买不起棺材，有人介绍，就可去领一口棺材。同仁堂做这些社会慈善事业，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五）爱国企业家
在北京沦陷期间，同仁堂药铺在抵制日本商人的控制、维护民族利益方面，有两件很突出事情使人不能忘怀。
第一件事发生在1939年。日本的大商人知道同仁堂是北平很有影响的大买卖，企图控制同仁堂，派人和乐家联系，要在同仁堂投资入股。当时负责同仁堂事务的乐达义先生（乐松生的父亲）是个爱国的企业家，为人正直，很有正义感。他深知，这不是同仁堂乐家一家的事，而是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大问题。他认为，自己不能成为乐家的败家子，民族的罪人。所以，他拒绝了日本人在同仁堂入股投资的要求。然而，这个日本大商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不断给乐达义施加压力，乐达义没办法，只好通过朋友，找到当时北平的大汉奸王荫泰，请他帮助疏通。乐达义花了很多的钱，才使日本商人没有挤进同仁堂里来。
第二件事发生在1939年夏天，当时，日本人的避暑开胃药“仁丹”在北平很畅销。同仁堂为了抵制日货，他们组织几位老药工，翻阅药书，经过多次研制，最后炮制出以牛黄、珍珠、麝香、蟾酥为主药的“六神丸”。这种六神丸，对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对患有咽喉病的人，有特殊的疗效。这种药的主治和功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仁丹，因此销售很快，成为当时轰动北平的名药。不仅中国人患咽喉病，喜欢服同仁堂的六神丸，就连日本人也千方百计地抢购六神丸。他们有的把抢购来的六神丸，运回日本或运到南洋各地转手高价出售，有的把六神丸珍藏起来，以备救急之用。由于同仁堂的六神丸对咽喉疗效高，销路畅，1942年一个日本商人想用高价，收买同仁堂六神丸的配方，他多次找同仁堂乐家人提出要求，但都遭到严辞拒绝。
（六）公私合营后大发展
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经理是乐达义的儿子乐松生。他为人奉公守法，开明能干。1952年“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1956年乐松生带头参加了公私合营。
解放前，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曾试图改进中成药的制造科学之路，但没有成功。1953年，同仁堂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试制银翘解毒片、黄连上清片、女金片成功。后来又相继制成舒肝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等，大大方便了顾客。
同仁堂药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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