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酉堂书局在崇文门外东打磨厂街中间路北，约开业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老二酉”三字，取自秦始皇时一个人为了躲避官吏搜书，在湖南沅陵县境内的大酉山和小酉山的山洞中藏起大量的书卷，并在此读书的传说故事。“老二酉”其含意是藏书众多。
老二酉书局不仅经销各种古版书籍，而且用木版自己印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六言杂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八旗官学和私塾学生用书及习字的红模子，仿影和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等书法字帖。
陈荫棠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当了老二酉堂书局的掌柜。他曾在清政府中当过一任小官，有文化，善思考。从他当了掌柜后，老二酉堂的生意很见起色。在陈荫棠接手老二酉堂以前，买卖很不景气。因木版字刻得不好，印出的书字迹不清，买老二酉堂书的顾客越来越少。
陈荫棠首先是抓书籍的印制质量，特从山东请来刻制木版的能手。书籍要印制得好，除刻制木版外，墨汁质量好坏也很要紧。老二酉堂使用的是松烟墨汁。热河（承德）的兴隆县有一种松树是制作松烟墨汁的上等材料。老二酉堂不怕路远不怕多花钱也派人从兴隆往北京运这种松木枝。将松木枝放在壁火炉里燃烧，烟通过烟筒散出烟灰，这种烟灰称“云烟”。而后将云烟放入大铁锅中，并投进适量的胶水，注入清水后，随用木棒搅拌，随点火熬。熬搅至烟与水都溶解一起时，就倒入大缸中。加盖封严，储存，要经过三伏天发酵后，才可使用。这样制成的墨汁印出的书，字迹经多少年都是乌黑，永不褪色。
印制木版书籍是个专门技艺，重要的是刷墨一定要均匀。陈荫棠不惜用重金，请来两位有经验的木版印刷师傅负责印制。
要保证书的质量选择纸张也极重要。印刷用纸老二酉堂都是用毛太纸或毛边纸。这两种纸价钱虽贵，但纤维长有韧性，经久不变质。
其次是抓销路。老二酉堂销售对象主要是城乡各地私塾学房的学生以及部分八旗官学的学生。老二酉堂通过“串学房”的小贩将各种书籍送至学房中卖。老二酉堂对待“串学房”的小贩，留的利润比别家书铺优厚，并且是先卖后归书款。因此，很多“串学房”的都愿意卖老二酉堂的书籍。
因为陈荫棠曾在清政府中供过职，所以结交了不少的官员。他认识一个专管“玉牒”（皇族家谱）的官员，他通过这个官员，承应下为清宫印制玉牒的业务。印制玉牒由清宫造办处领御版宣专用纸，这种御版宣纸是由清宫监造的，纸的纤维长，韧性强，色泽洁白，存放多久也不褪色变质。老二酉堂为清宫印制玉牒，不仅得到一大笔可观的加工费，而且还赚下大量的御版宣纸。这种纸在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在清末一张长8尺宽6尺的御版宣纸可值4块银元。老二酉堂利用这些御版宣纸印制了一批《论语》、《孟子》、《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古籍。由于这批古籍纸张好，印制精美，定价虽高出市价几倍，可是天天顾客盈门，不久就被抢购一空。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起，老二酉堂的买卖就逐步地走向下坡路。因为清朝皇帝光绪接纳了变法维新的建议，要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考试的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废旧学，兴新学。老二酉堂印制、经销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五经》等旧学所需的课本读物必然受到冷落，销售不畅。特别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迫于形势，假装维新，推行“新政”，下诏停止科举，同时，北京的八旗官学、宗学都改为新式学堂。老二酉堂的业务就更受到影响，印制出的《三字经》、《四书》等库存大量积压，卖不出去。由此造成资金周转不灵，发生危机。
老二酉堂掌柜陈荫棠眼看社会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为了应付时变，积极寻找新的出路。筹集资金，一面印制《针灸积成》和《针灸大全》等医学书籍，一面承印《宪书》（当时称皇历）和日历，极为畅销。没有多久，就还清了外债，中兴企业。
老二酉堂的职工，不论后边作坊的工匠，还是前柜的账房记账先生、接待顾客的售货人员，大多数是本书局的学徒出身。老二酉堂招收学徒，一要识字有一定的文化，二要身体健壮。因为书局整天跟书打交道不认识字哪行；印书的木版存放几屋子，天天搬动，身体不好也是不行。刚进门的学徒先学制墨汁，印制书籍。这套本事学会了，选那仪表好，说话乖巧的到前柜卖书。到老二酉堂学徒都要有可靠的介绍人，学徒在学徒期间出现什么违反铺规的事都由介绍人负责。
在北京，虽然从1905年以后，官学相继改为新式学堂，但散在北京内外城各街巷胡同的私塾学房依然存在。私塾学房的老师还以《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和《五经》为课本。这时在北京是新学、旧学并存，这种情况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因此，老二酉堂的《三字经》等书籍还是照样经售到1949年。从1949年，不仅《三字经》没人买了，就连《宪书》因为书中多处有求签卜卦等封建迷信的内容，不允许出售了。使得老二酉堂无生意做，1958年老二酉堂并入古旧书行业中，老二酉堂从此成为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