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的古玩铺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外地客商在北京经营古玩业，光绪年间，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商人从外地收购货源挟货来到琉璃厂开店，其资金比较雄厚。如德宝斋是山西人开设的，人们又叫它为“老山西屋子”。论文斋是河北衡水人开设的，人们叫这类铺子为“衡水帮”。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衡水人萧秉彝来北京琉璃厂开设了论古斋和信远斋两座古玩铺。先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萧家有人（名不详）在琉璃厂卖茶，供应过往行人。后来有人给他传授了宫廷制作酸梅汤的秘方，到琉璃厂来逛书店、古玩铺的人也把喝萧家酸梅汤当成了一种消暑习惯。道光年间，萧家靠卖酸梅汤和果脯发了财，原本想让儿子萧秉彝攻读诗书，以猎取功名，但萧秉彝不爱念书，考试时名落孙山，于是他就用经营卖酸梅汤的信远斋所赚来的钱买了很多书画，在信远斋的对门另租了一间房挂了出去，起名“论古斋藏画处”，供人们欣赏和选购。从此，萧家就开起了两个店铺——论古斋和信远斋。还另有一个说法是，萧家先开设了论古斋，赚了钱以后又买下了对门信远斋的门脸。论古斋在琉璃厂经营了80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942年关张。信远斋一直经营至今。从前，信远斋在夏季每天只卖两缸按照宫廷秘方制作的酸梅汤。酸梅汤从半夜里就放在绿桶里冰镇着，上午10时才盛放在两口青花瓷的缸里，抬出来售卖，卖完即止。那时的顾客讲究手捧一只小釉碗，慢悠悠地喝酸梅汤。信远斋门口挂着两块由宣统皇帝师傅朱益藩书写的牌匾：“信远斋”和“蜜果店”，客人们边喝着冰凉可口的酸梅汤，边欣赏着那潇洒流利的书法，成为一种乐趣。
第二种是清朝官员在琉璃厂开设的古玩铺。按清王朝的制度规定，官员不准经商，官员们便假借王府总管的名义出面经商。如笔彩斋就是由郑王府出资，赏奇斋是由摄政王府总管张明芳出资，延清堂和大观斋则是由内务府总管出面经营。当时官员们开设这类古玩铺并不是为了发财，而主要是为了“摆谱儿”，显示自己在琉璃厂有个“歇脚”的地方。官员们，尤其在翰林院任清闲差使的官员们下得朝来，邀请一些骚人墨客来到琉璃厂自己开设的店里喝茶聊天，欣赏珍玩，或是铺纸舒腕写上几个字，他们把这种排场视为最大的快乐，既可以炫耀自己有钱，又可以衬托自己风雅，那时当官的是很讲究风雅的。在这些古玩铺里干活的伙友，做买卖日子久了，熟悉了业务，等到他们自己有了一些资金积累，就离开这里出去自己单开一店，从而古玩铺也就日益增多起来。
第三种是主要为外国人开设的古玩铺。清末光绪年间，随着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他们越来越觊觎中国的文物，越来越加紧了掠夺的步伐。他们在中国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的文物，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日本在北京开设了山中商会，买卖中国的古玩。美国人福开森自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来中国传教并办学，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拘留于北平，他经常出入琉璃厂收购文物，被琉璃厂的古玩铺尊称为“福大人”。清末法国第三公使魏武达专门研究中国的青铜器、康熙彩、孔雀绿等文物，卸任后就在巴黎开设了中国古玩店。1933年魏武达从巴黎来到北京，从古玩商岳彬手里拿走商代文物国宝双凤重耳彝，当时岳彬索价30万元，1937年魏武达拍来电报，表示愿付20万元成交，岳彬不允。后来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沦陷后，魏武达下落不明，双凤重耳彝也随之失踪。面对洋人的介入，琉璃厂的古玩业出现了畸型发展。有的古玩商店在招牌上写上了大型洋文；有的古玩商也会说上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来招徕客人，洋人一到，点头哈腰，甚至大摆筵席迎送，临别还要合影留念，丑态百出。琉璃厂这条古老的文化街一时被蒙上了可耻的殖民地色彩。
琉璃厂的三种古玩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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