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开业时间最早的古玩铺是博古斋。它大约开业于清道光中期，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歇业，约经营了55年。先后经营博古斋的有祝锡之、祝德酬、李镜湖、孙虞臣等人。孙虞臣经营博古斋8年后，又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在琉璃厂开设茹古斋。孙虞臣和赵佩斋共同经营茹古斋15年后，赵佩斋又开设了大观斋。茹古斋和博古斋仍继续营业。孙虞臣的侄子孙秋■（左马右风）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另开设式古斋。琉璃厂的古书业和古玩业都是这样，当合伙者和徒弟们自己的本领增长以后，他们就要另开一号，这就促成了琉璃厂的繁荣与发展。从博古斋衍生出来的这些字号，后来自然形成了它们在经营项目方面的分工，式古斋偏重于金石印章，大观斋偏重于铜瓷杂项，茹古斋偏重于字画瓷器，博古斋偏重于碑帖金石字画。它们又都各有传人，代代相传，成为琉璃厂古玩铺的一大门系。
琉璃厂古玩铺另外成为一大门系的是笔彩斋。它开设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经理是袁厚民。光绪十九年（公元1897年）袁厚民另开设德珍斋古玩铺，笔彩斋由袁厚民的徒弟陈东甫经营。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笔彩斋又由陈东甫的徒弟武琴轩经营。笔彩斋于“九·一八”事变前后歇业，约经营了65年。笔彩斋门下人才济济，光绪末年，其门人韩敬斋在琉璃厂开设了铭珍斋，善于鉴别字画和宋元瓷器。韩敬斋的徒弟徐震伯也是鉴别字画和瓷器的专家，曾是大古玩商岳彬的座上客。笔彩斋另一门人苏惕夫于公元1919年开设了贞古斋，善于鉴别字画。另一门人杜华亭于公元1923年开设了虹光阁，杜华亭的门人就是后来开设宝古斋、成为北京市文物业同业公会主任、在琉璃厂颇具威望的邱震生。因此，笔彩斋培养的门人，也成了琉璃厂古玩业的一大门系。
琉璃厂经营时间最长的古玩铺是德宝斋。它开业于道光末年（公元1851年），1945年歇业，总共经营了94年，是琉璃厂经营时间最长的古玩铺。
这家老字号获得了当时官僚显宦的重视，克勤郡王曾为它题写了匾额，这位王爷在琉璃厂只写了这一块匾。翁同龢为它书写了楹联。它对田黄、鸡血石图章颇有研究，差不多琉璃厂古玩铺贩卖名贵石章者多出自其门下，在这一方面，它又自成了一大门系。
德宝斋的名字是与我国著名铜器文物国宝毛公鼎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它熠熠发光地载入了史册。
道光末年（公元1851年），陕西岐山周原出土了一只铜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陕西古玩商苏亿年将这只鼎由陕西运来北京琉璃厂求售。德宝斋的刘振卿和博古斋的祝锡元最先见到这只鼎，它腹内铸有很多铭文，共32行，499个字（一说497个字）。刘振卿和当时的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友善，他请陈介祺鉴定，陈介祺确定它为西周初期成王时铸的鼎，鼎上铭文是说成王册封武王之弟毛公之事，因此把这只鼎叫做毛公鼎。后来又有人说这只鼎是公元前827年，西周宣王姬静的叔父毛公■（外广，内音）所铸，所以叫毛公鼎。说法不一，但大家都认为毛公鼎无疑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器之一，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陈介祺用三年俸银收购了这只毛公鼎，亲自用马车护送毛公鼎到山东潍县放在自己珍藏古印的万印楼内珍藏着，一直藏了53年。毛公鼎铭文字体清秀圆润，笔道丰腴，是西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书法楷模。陈介祺去世后21年（公元1903年），端方知道陈介祺子孙收藏着毛公鼎，就借口要为皇上送礼，用二万两银子将它强买过来。端方死后，其子女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道胜银行，日、俄、美各国都愿出高价赎出毛公鼎，最后是由北洋政府交通局长叶恭绰用两万元赎回了毛公鼎，保护了国宝。抗战期间，叶恭绰远走香港，毛公鼎沦落上海，抗战胜利后它归属到上海敌伪资产委员会，最后归南京政府，收藏在中央博物院。
德宝斋的主人刘振卿也是一位碑帖专家，曾著有《化度寺碑图考》，是我国古玩商中最早从事著述的第一人。可惜至今对于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都尚缺少研究。在《翁同龢日记》中曾提到了刘振卿其人，写道：“癸己四月初七日，进厂。于德宝斋见祁文瑞所藏《大观帖》一本，……与德宝主人刘姓，论□师塔铭三段式，伊画一图，较苏斋为详，此市人中风雅者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