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东安市场，我的心里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这感受很大的成分是出自我对父亲的怀念，因为他从14岁起就来到这里学徒了，那时候是民国早期，半个世纪之中，父亲一直凭着手艺工作在这里。
要说东安市场的旧事，象我这样一个未逾花甲的人应当说是没有资格的。虽然我从40年代就不只一次到过那里，但那只是走马观花而已。真正有资格谈东安市场过去事的，还是象我父亲这样的老一辈人，遗憾的是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了。因此这篇短文只能说是了解东安市场老一辈人的片言只语的记录。
东安市场这块地方，在清朝末年本来是块荒废了的练兵场。随着清廷“新政”的推行，兴办实业风潮的兴起，1903年3月这座邻近东安门的市场诞生了。从建场到1956年公私合营，市场中一直是摊商多于铺商，只不过早期的商摊更简陋些罢了。
起先市场里的商摊儿，多是由东安门外大街迁来的，因为从1902年起，那里在整修道路。此外还有一部分商摊儿是从前门外大栅栏一带迁来的，这是因为1900年那里曾一度被火烧成一片瓦砾。至于市场中的铺商，其发展过程几乎与王府井大街差不多，是由北向南进行的。民国初年时，只有北半部分店铺较多，而南面则多是摊棚和空场。
就东安市场的整个格局来说。市场有门4个，即北门、西门、中门和南门。自北而南的正街是其干线，和干线垂直，自北向南有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3条。自头道街起，在正街的东西两侧还有两条与之平行的东街和西街。从北门到三道街，从西门到头道街的东头，这一块基本呈正方形的场地，是早期发展起来的地区。从西门向南的一线上开有市场的中门和南门。从三道街起向南的场地呈长方形，这一地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开始时，市场的地也是土的，只有建成的店铺内才墁有条砖地。时至1920年，市场第二次大火以后，全场的甬道才铺了黄色的耐火砖，并在市场上面搭了铅板棚。这样一来，即使外面下雨，场内也可照常营业。但是由于市场上面加了棚，因此场内的光线就变暗了，白天甭说场内店铺里，就是商摊儿上也要点灯。鉴于当时北京电力的不足，以及经常停电，于是有人便在市场南门外，王府井大街路东的凤凰厅处，安置了一台德国发电机开始发电，于是市场的供电就自成系统，而不受市内供电不足的影响了。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东安市场较之北京其他市场就繁荣了。如1909年（宣统元年）出版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中写道，“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从此时起，直到解放，东安市场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政治时期，无论是前清、北洋、国民党还是敌伪时期，它都得以保存，而且在一定时期得到了不小程度的发展。据1933年统计，市场内已有近千家的店铺和商摊了。不仅北京人，就是远道来京的中外人士，也震于市场的大名，而要到这里逛一逛。
东安市场之所以能比较长时间地保持繁荣，其原因较多，但是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的地理位置优越。早在清朝末年，东安门外大街就有不少店铺和商摊儿，这一带不仅地近宫闱，而且贵戚权臣的府宅甚多，如金鱼胡同那家（那桐），锡拉胡同王家（王文敏），袁家（袁世凯），奶子府刘家（刘燮之），东厂胡同荣家（荣禄），黎家（黎元洪），都是清末民初赫赫有名的人物。同时1906年在“新政”的高潮中，大公主府总管刘燮之又冲破清代严禁内城开设戏园之令，而在市场北门处修了个吉祥茶园。这样一来住在皇城以东以北的达官显贵要看戏就不必非到前门外不可了。早年金鱼胡同那家，经常有名伶来唱堂会，这位开吉祥的刘总管又与那府的王总管是至交，因此吉祥也常能约到名角，如谭鑫培、杨小楼、金少山、谭富英、梅兰芳、马连良、姜妙香等人都来此登台献艺。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市场应这种客观环境之需要而发展起来，建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正街，这条正街便是市场的主干线。为了使看戏的观众能够在晚场戏散以后吃得上饭，买得到东西，因此市场店铺和商摊，直到解放一直坚持营业到深夜。当然营业到深夜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不少官宦绅商都有吸食鸦片和聚众打牌的陋习，他们晚睡晚起，昼夜颠倒。所以过去东安市场上午的顾客要少于下午和夜晚。老北京说东安市场是“夜来欢”，看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全天乃至夜里都营业的市场较之一般集市、庙会来是更具有吸引力的。
使得市场保持繁荣的另一主要原由，是场内无论店铺和商摊都各有一套经营之道。这里不妨择其几个主要行业和几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店铺和商摊一叙。
在市场的北门里，有一家闻名遐尔的清真馆，它的名字就是东来顺。这家餐馆是东安市场饮食业中由商摊发展成店铺的一个典型。早在东安市场初开之时，有个家住东直门的回民青年丁德山就在这里设摊了，经过20多年的经营，到1930年时，从规模上看，它已从一个小小的粥摊扩展到了具有三层楼的饭庄；从经营品种上看，它已从仅卖小米粥，贴饼子之类的低档食品，发展到能承包酒宴，摆大席面，做山珍海味的高档菜肴了。
东来顺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它能进行巧妙的宣传。这宣传不是凭借一纸广告，而是通过人的嘴。纵观东来顺的历史，从创业到发家，它从没有将劳动民众喜欢的低档大众食品如小米粥、贴饼子、杂面汤、饺子、馅饼之类取消。这些经济实惠的食品不仅吸引了“卖力气”的人和小生意者，而且还吸引了不少穷苦的学生。有的人索性在这里包起伙来。本世纪早期，在这里包伙的学生，一个月只需付3块钱就吃个饱，而公寓里的伙食远不如这里，却要收五六元之多。这些常来东来顺的主顾，经过比较就会感到这里既便宜又“给吃”了。于是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这样东来顺的名声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按丁德山的说法是穷人身上赔点本，阔人身上往回找。让他们背着活广告，内外四城到处跑。据说丁德山曾向人说过，丁家和孟家（指瑞蚨祥）都不用作广告，活广告（指受益的顾客）四乡八镇都有。
为东来顺义务充当活广告的不仅解放前有，就是解放后也不乏其人。实不相瞒，笔者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从50年代直至70年代初，我常到这里吃它的大众食品。水饺、馅饼不仅价廉、而且油大、肉多。以炒菜而论，7寸盘的“杂烩”，仅售价4角8分，里面完全可以吃到海参、鱼肚、鸡、鸭之肉。至于5寸盘的油炮羊肉和中碗炖肉丸子价钱一直没超过3角6分。若以当时物价而论，自己家里做也不会比东来顺便宜。
此外使东来顺得以成功的另一因素是它建立起了自己的养羊场、油盐店等一整套自产自销系统。它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外界货源的变化影响它的经营。正是由于东来顺有此自产自销系统，才能保证货源的充足供应。比如东来顺的名菜“塌丝蜜”，所用的羊肉，必须选用“黄瓜条”部位，否则佐料再好，手艺再高，做出的菜都不会尽美。就是由于它有自己的养羊场，因此这“黄瓜条”部位的肉便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又比如1940年初，前门外正阳楼饭庄倒闭后，北京的涮羊肉则非东来顺莫属了。那时东来顺不仅学到了正阳楼切肉的高超手艺，而且自己养出的羊肥瘦适中，“三大叉”的肉亦非一般市面售卖的羊可比。至于佐料全是由自己开设的“天义顺”供应。酱油、韭菜花、芝麻酱、桂花糖蒜别具风味，因此北京内外慕名而来者，大有其人。
在东安市场的饮食业中，还有不少家比不上东来顺这样幸运，而只有小店一爿，如丰盛公。这是一家满族人开的买卖，所制的奶酪和奶饽饽非常有名。尤其是它制做的核桃酪别具一格。家父和该店的创始人何子熙之子有过一些交往，曾从他那里得知核桃仁如何保存数年而不变味也不干的方法。除了有店铺的外，还有的是一直在摆摊售卖。比如设在正街与头道街交叉口上专卖蜜饯食品和糖葫芦的摊商，以及摆在二道街和三道街东头的小吃摊，它们开设的时间与东来顺相差无儿。它们制做的食品的确出类拔萃而广泛博得人们的称赞。如东安市场的糖葫芦不仅品种多，而且沾的糖从不粘牙，据说就是把葫芦果扔到灶火灰内，拾起来用嘴一吹，葫芦果上一尘不染。又如爆肚冯的水爆蘑菇头在北京也是无一家可比的。
东安市场中，最殷实的行业要算是特种工艺了。而在这一行业中论其开设最早、规模最大、停业最晚要算是西门里路北的“志成楼”了。这家商号是一家制做金银首饰、穿制珠翠饰物的首饰楼。它大致开设于1908年至1909年间。“志成楼”和比它稍后开设的“德华楼”，这两家首饰楼也是东安市场最早参加商会的会员。志成楼的东家王爽峰是个摆手饰摊出身的人，自己能“穿珠花”，起先为大内（宫廷）干活，后来在市场西门里租下了1间小门脸，还继续跑大内，并增加了跑宅门。民国2年他又联合申、李2人入股，使志成楼成了一家合股买卖，门面也由1间扩至3间，进而扩至5间，并且起了楼。志成楼自开设以后发展顺利。本世纪20年代它更名为志成金店。店内设有金银、首饰、镶嵌几个部分，店员多时达到四五十人，不仅是东安市场里的大买卖，就是在全城也颇为有名。它之所以能有如此发展，不能不说它是有其自身一套经营手法。这手法归纳起来便是：严格筛选从业人员；柜上柜下生意一起做和对顾客讲信用。以早年特别兴旺的“穿珠花”手艺而论，志成只留下了两个徒弟，一个是店东王爽峰的儿子，一个就是家父。家父是按志成的规矩取人保来这里学徒的。在怹学徒的先后有近20人来此想学这门手艺，但都以不同名义在来店后不久被店东解雇了。家父由于家境贫寒刻苦好学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能穿一手好珠花，而且还能独立设计图案。就这样家父才能在店里挣口饭吃。为了保住工作，他还被迫将培良这名字改成崇良，因为店东不愿听到“培”这个不吉利的字音。
象志成这样的店铺，昔日需要它货品的绝大多数顾主都是富有者。这些人闲了就常到店里坐坐，如退位后的博大爷（博仪）、其弟溥二爷（溥杰）、涛七爷（载涛）、袁大少（袁克定）、少帅夫人（于凤至）、金鱼胡同那家的王总管（此人曾在市场左右和金鱼胡同东口外，开过带宝字的店铺数家，如酱肉铺宝和春、点心铺宝兰斋、浴池宝全堂），还有灯草胡同世家、山老胡同曾家的人等。每当他们进门，志成的人都热情接待，并熟知这些人的喜好，如涛七爷喜欢京剧，于凤至喜欢玫瑰紫宝石，他们来这里，店东除以小叶茶招待外，则专捡他们爱听的说。说到高兴时，才将近日制做的手饰和买进的珠翠宝石拿出一两件让他们看看，但绝不多拿，这一是佳品不多，二是多拿了会让顾客觉得店里这些东西卖不出去。当他们看中时，一般是当时不拿走货品，同时也不付款的。事后由店里派伙计送去，或他们派佣人来取，这是柜上做生意。至于柜下生意，则是到大内、宅门去做，主要是“穿珠花”。依照这些地方女眷的喜好绘制图案，然后穿成各种旗人妇女所需的饰物。
对顾客讲信用，这是起码的商业道德，尤其象志成这样的店铺，货品价值少则百，多则千，只要一桩买卖不讲信用，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志成买进和卖出的货都是真品，尽管“价出头”，它也不惜这样做。由于它坚持不卖假货的原则，因此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一次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托人到志成买了一只金托“祖母绿”翠戒，后来有人告诉司徒雷登说是假的，司徒半信半疑，便找到当时著名珠翠鉴赏家铁宝亭，铁氏拿过戒指仅看了看内壁志成的印记，就告诉司徒说，你只管放心，有志成字号的货没有假的。由于顾主对该店的信任，因此1932年，当溥仪在满洲国“登基”时，他所戴的金冠都是他让“太后府”在志成定做的。1935年，在袁良主持的北平市物产展览会上，志成制做的金银器皿和首饰银嵌花兰及象瓶曾获得了最高的优等奖。
书肆也是市场中的一大行业，这些经营图书的店铺多集中于市场西面的畅观楼、丹桂商场、桂名商场等地。它们是20年代后期兴起的，最早开设的有“瑞文斋”、“多文斋”、“佩文斋”、“新智书局”等，发展最多时达60多家。至于书摊则多集中于南花园和西夹道处。市场内的书肆以外文和古旧图书为主，所有书店和书摊都是开架售卖。它们的售书的方式不单单是等着顾主上门选购，还采取亲自送书上门和邮寄的办法。此外书肆的从业人员一般在图书知识方面都较高。出售外文图书的人，一般能讲外语；售卖线装古书的人，对于目录学和版本学知识都相当丰富。昔日不少知名学者和名人常到市场选购图书，如胡适、朱自清、张学良等人。解放前夕，有些书商还将不少进步书籍以伪装形式出售给爱国进步人士。
除以上所谈的几个行业和店铺外，市场还有百货、服装、鞋帽、文具纸张、医药、照相器材、古玩玉器、干鲜果铺以及茶馆、球房等多种行业。早年在其东部还有杂技场。总之，东安市场是北京一个有着较长历史，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基本上保持着繁荣的大型综合商场，它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正是因为如此，近现代史上一些中外名人都到过这里，或与它有着一定的关系。比如鲁迅在这里吃过饭，胡适在这里买过书，溥仪在这里买过蜜饯，宋美龄在这里选购过首饰。解放后，西门里的“佳美利”鞋店为毛主席做过鞋，周恩来总理还来过这里给店员们讲过话。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也在这里买过烟斗，象这样的事真可说是不胜枚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