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已故杨钟健教授保存下来的。参加合影的有21人，几乎是当时地质界在北京的全体人员。他们是地质学的奠基人，为地质学打下了良好基础。每当谈到中国地质学史，不言而喻会想到他们。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我只介绍前排5人。他们都是当时地质界的头面人物，介绍他们已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我获得这张照片时，杨老已去世。因为相隔年久，有些人的面貌已分辨不清了，似是而非，不敢下定论，我请教过许多地质界的老前辈，经一年多的查询才弄清楚。在这张照片上，现在只有王恒升教授（后排左起第2人）还健在。
照片是1933年葛利普教授诞辰时拍摄于他的住所——北京西城豆芽莱胡同北头路东的小黑门里。我对葛利普住所知道得很清楚，抗战前后我经常到他的家中去。他每月生活费用仅有200元，还是当时新生代研究室使用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垫付的，由我转交。他的藏书，我替他清理过，并编了全部目录。他每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中讲学，我和裴文中、王庆昌等教授每次都去听讲，我的一点无脊椎动物学的知识是向他学习的。
他的生活很简朴。夫人在美国，每月还得寄生活费。他患有连疮腿症，不良于行，拄双拐。家中有个洋女秘书，为他打字和整理文稿。还有一个洋车夫和一个保姆，帮他料理家务。这张照片，既然是在他的家中拍摄的，我的介绍就先从他开始。
葛利普（1870—1946），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
我手中存有一份由当时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为他“举行纪念碑揭幕式并开会追悼”的通知，抄录如下，可知他生平梗概：
“葛利普（A．W．Crabau）先生民国九年（1920）应聘自美来华，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兼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领导研究教育英才二十五年，未尝稍懈。对吾国地质学之发展，厥功殊伟。抗战军兴，先生因病未能离平。太平洋战起，被日人集中。衰老之躯，艰苦备尝。去冬北平光复，一切渐就常态。方期先生可以长期领导研究工作展开，而老病之年，折磨过度，一病不起，于本年三月二十日病故于平市西城丰盛胡同三号地质陈列馆院内。享寿七十有五。当遵遗嘱举行火葬，骨灰将由北京大学主持，安葬于地质馆 （沙滩）前。本所仅就先生最后居处立碑纪念。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十时举行纪念碑揭幕式，并开会追悼。”
葛利普生于威斯康星州塞达布尔，毕业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00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先后曾任伦斯勒工业学院地质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他在华工作期间，著作甚丰，主要有： 《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 （1922）、《云南东部志留纪动物化石》（1926）、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1931-1932）、《贵州下二叠纪之腕足类、瓣腮类及腹足类化石》（1934）、《蒙古二叠纪之动物化石》等多种，均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地质学和无脊椎动物学的巨著。《古生代建造征诸于脉动学说》就是享名于世的大部头著作。真可谓著作等身。
葛利普左边座位上（左起第二人）是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学家。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在此，我也抄一段地质界前辈黄汲清先生为《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所作的“序”，即可知道他生平大略情况，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中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是很少数。中年知识分子中知道他的人多一些，但一般都把他作为反面人物看待。这是因为他曾和胡适等人一道在二十年代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在三十年代国难最严重期间，丁文江作为‘《独立评论》派’的主将之一，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在华北的绥靖政策，特别在一九二六年他接受孙传芳的委派担任淞沪商埠总办一事，得不到人们的谅解。”
他1887年4月13日诞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1936年]月5日逝世，享年48岁。在他的一生中，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1902年秋到日本留学。1904至1906年又远渡重洋前往英国，在林肯郡的司堡尔丁读中学。1908至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并从那里毕业。这年的5月间回国，途经云、贵等省并进行地质调查。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成立，由丁文江任所长。1921年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6年5月5日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 6月国民党开始北伐，12月31日即弃职逃到北京避难。1928年重返地质调查所。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5年12月2日到湖南长沙进行煤矿勘探，12月9日在衡阳因用炭盆御寒取暖中毒，于1936年1月5日逝世，遗体葬于岳麓山。
丁文江学术著作并不多。在他的著录中，仅列了26项关于中国地质、矿物研究。但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在1929年的《科学》上还发表了他的《广西壮语之研究》一文。他对人体的测量也感兴趣。在云南个旧地区，他和不少当地人进行交谈。在昆明，准备向西进发之前，请金工工匠照着英国皇家学会的《旅行者指南》里的图样，做了一副量圆体径用的曲脚规。一路上，只要有可能，就把个别当地人请来，给他们拍照并进行身体的局部测量。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和翁文灏、曾世英合作编制、1934年由上海申报社出版的1：2,000,000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地图》。这是中国用缩尺、投影着色编制全国地图之始。丁文江于己于1934年1月为再版《中国分省新图序》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有一位在大公报上批评的说：‘普通地图末后附有各种表解，……此图一概废除，但于卷首增分类图数幅，所得恐未必能偿所失。’……地图有说明是中国旧有地图的特色，是世界通行的地图所没有的。如果图的缩尺和投影是准确的，印刷是清楚的，符号是明显的，根本用不着说，用不着解。”由这段文字即可表示出来，过去在科学上每前进一步，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丁先生还为《徐霞客游记》的作者——他的同乡、明代人徐弘祖作了详细考证，并为他编了数万言的年谱。
丁文江先生，嗜吸雪茄烟，从他的身边经过，即可闻到烟味。当时他在西城兵马司9号办公，在楼道里只要闻到雪茄的气味，即可知其到来。当时有人为他计算过，如果他活到70岁，把吸的雪茄接起来，可以从北京到南苑。
葛利普右边座位上（前排左起第4人）坐的是翁文灏先生。
翁文灏（1889-1971）中国地质学家。 字咏霓，浙江鄞县人。
1989年9月15日下午3时我应邀参加在民革中央机关礼堂举行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时，得到一份潘云唐先生写的《翁文灏年谱》，曾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料》第10卷（1989）第4期。在年谱的提要中介绍说： “翁文灏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他是我国地球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和奠基人。他在晚清曾中秀才，后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1908年留学于比利时鲁凡大学，1912年毕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名地质学博士。旋即返国。……历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讲师、教授，该部地质调查所矿产股长、代所长、所长，又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等校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逐渐进入政界，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战时生产局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于1949年脱离国民党政府，1951年由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
翁文灏的著作有：《中国矿产区域论》（1919年《地质汇报》第2号）、《甘肃地震考》（1921年《地质汇报》第3号）、 《中国石炭之分类》（1926年《地质汇报》第8号）、《扬子江中下游重要地层之比较》（1930年《地质汇报》第14号）、《中国矿产志略》（1910年《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和《锥指集》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成才很早。
1889年7月26日，他诞生于鄞县（现属宁波市）西乡石塘一个世代官宦绅商之家。6岁入私塾就读。13岁，年初应岁试，得列鄞县附生，列名秀才，依旧习雀顶蓝衫，拜访亲友。16岁，依旧习成婚礼。23岁在比利时获得博士学位。25岁时任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唯一的教授。
这张照片前排左起第1人为章鸿钊先生。
章鸿钊（1877-1951）中国地质学家。字爱存，浙江吴兴人。1904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东文书院学习，后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获学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京师大学堂地质学讲师。由于感到中国地质学者人手太少，于1916年创办了第一个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由他任所长。当时丁文江、翁文灏等都在此任教。这个研究机构培养不少的专门人才，在这张照片上合影的许多知名地质学家，如谢家荣（中排左起第三人）、谭锡畴（中排左起第六人）、王竹泉（后排左起第三人）等人都是在这个研究所培养出来的。
1926至1945年，先后任故宫博物院审查委员、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特级研究员，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地质学专门委员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顾问。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葛利普等都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起人。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即由章先生任理事长。他的一生做了不少的工作，在考证学上成绩尤为突出。如《三灵解》、《自鉴》、《石雅》都是他的代表作。《石雅》1927年发表于《地质汇报》乙种第2号。在这本长达432页的巨著中，写了“玉石”、 “石” （包括药石、文玩）、 “金” （包括“杂金”）及附录“中国石器考”，一直为人所赞许。
照片第一排右起第1人坐的是德日进（1881-1955）先生。
德日进（P.Teilhaxd dc Chardin）， 字旭初，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他的名字音译为泰拉·德·查尔丹。他是法国耶稣会的教士，由于他的异教学说，被教会流放到中国，归天津教区桑志华（E，Llcent）管教。
这个人正象斯诺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泰拉生有一副罕见的漂亮身材，高高的、瘦瘦的，真是运动员的好体型，健康和精神非常好。他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的身材的。他那带有高贵家庭出身的气质的英俊的脸上，由于在牛车上、骑驴子和小马从事野外和考察，留下了风雨肆虐的印迹，富于幽默和敏感的蓝灰色眼睛，两角爬上了细细的皱纹。”
德日进1923年5月来到天津，放下行装不久，即和桑志华联袂北上，开始了他们的鄂尔多斯之行。他们考察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然后折向西南，在磴口附近东渡黄河，然后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银川市的横城。从横城到达灵武县的水洞沟，最后东去到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这两个地点都是沙漠地带。在水洞沟，至少在5公里以内无人烟，但却有个名叫张三的小店，德日进等住在这个小店里，每日在水洞沟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德日进就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旅行了大半个中国。
我在周口店工作时，他经常到周口店去。从北京乘火车到琉璃河，然后骑小驴到周口店。经常住一二天，再返回北京。他当时在巴黎已是有名的教授，在学术界有了很高地位，他吃苦耐劳的作风，深深地教育了我。在周口店我吃什么他也跟着吃什么。我吃烙饼，他也吃烙饼，我吃炸酱面，他也跟着吃炸酱面，决不挑剔。他1946年离开中国。他在北京生物地质研究所工作时，我看过他数次，他还送给我一本《化石人类》。上面写有“赠给贾先生，作为良好纪念”，下方有他的签名。虽然他没有写明日期，我却在他的签名之下写了"1943年12月20日”字样。
德日进的一生发表了很多文章和出版了许多书籍，真可以说是多产作家。他的知识面非常广，贡献最突出的是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他还是一位宗教思想家，1940年在北京完成思想性很强的《人的现象》一书。李弘祺先生译成了中文，1983年已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德日进1881年5月1日生于法国奥味聂省。1923年5月23日抵天津，1946年回法国。1951年迁居美国，在格林基金会敝研究工作。1955年4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葬于纽约哈德逊河畔耶稣会士墓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