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贤街国子监孔庙大成门两侧各有五枚石鼓，共计“十鼓”，两壁有石鼓文拓片，并附译文、释文。迎面大成门旁醒目处树一石碑，镌刻清代张照书写的韩愈《石鼓歌》诗，紧邻其侧解说牌引韩愈诗，说明石鼓文为周宣王时物。
孔庙中现存石鼓是清高宗(乾隆)年间复制品(见《国子监志》)，石鼓文又称清高宗重摹本。这个复制品外形上和先秦珍贵文物——石鼓，并无相似之处。
真石鼓出土于唐朝初年，历经宋、元、明、清，抗战初期迁徒西南，现存故宫，堪称国宝。因外形有些似鼓，《后汉书》又有“石鼓”一词，故名曰“石鼓”，四周文字叫“石鼓文”。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序中说“石鼓呈馒头 形”，“它所象征的是天幕，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石鼓因文字内容又名“猎碣”。马衡认为应叫“秦刻石”。所以，石鼓并不真如鼓形。
孔庙的石鼓，太像鼓形，反失石鼓本来面目。
大成门侧旁韩愈《石鼓歌》诗碑，说明从唐至清石鼓文是西周宣王时代文字之说，一直占据着优势。诗人杜甫、韩愈、韦应物纷纷歌咏，以韩愈《石鼓歌》影响最大。当时以为石鼓文为周宣王太史籀书，韩诗今日看来，很有些“想当然”，并无科学依据。清高宗也深受韩愈影响，一代风雅天子乾隆对石鼓为周宣王时物说，深信不疑。宋代郑樵是位了不起的学者，他主张石鼓为秦器。后来证明郑樵之说是对的。
1929年，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发表了著名的《石鼓为秦刻石考》(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标志着旧金石学时代结束，近代考古科学兴起。
1939年，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问世，此书一版再版，最后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唐兰先生对石鼓文的见解有新旧两说，1958年唐兰先生新说《石鼓年代考》发表。(《故宫博物院院刊》58年1期)
尽管石鼓文有作于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诸说。但是，石鼓为东周秦国刻石(我国最早的刻石)已成定论。否定了石鼓作为周宣王时之说。
石鼓文较小篆字体古拙，而又比商周金文工整。石鼓文字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在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我国出了几位擅写石鼓文的大家，以吴昌硕最出名。石鼓文四言一名，共十鼓，很象《诗经·小雅》， 《小雅》以十篇为一组(什)。特别是《小雅·车攻》首句“我车既工、我马既同”与石鼓文全同，只是将“我”换成“吾”。
石鼓文很久以来，文字残缺、漫漶不清，反观孔庙石鼓文却清晰完整，字体工整秀丽，这其中有臆造成份，失掉了原石鼓文之“古拙”精神。若想见石鼓文真貌，还是看郭沫若先生《石鼓文研究》所收宋拓本照片或《书法》杂志84年3期(石鼓文专号)。
马衡批评孔庙现存石鼓“最可笑者，莫过于清高宗之重摹石鼓。夫既曰重摹，必依其形制矣，而彼则不然。其形类今之鼓，冒革施钉，无不毕肖；其文又不在四周而在顶上。”(《石鼓为秦刻石考》)。
总之，现在孔庙之石鼓与原石鼓有很大差异，是清代文物，具有一定的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