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明园“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公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碑身正南面镌刻“三·一八烈士公墓”七个篆字，飞脊式碑顶上有塔尖高耸，须弥座也是六面体，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三·一八烈士墓表》和诸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表”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国民军奋斗于畿郊，因见忌于帝国主义者，而有大沽口炮舰入港事。北京民众反对八国通牒，齐集执政府前呼号请愿，生气勃勃。乃以佥壬弄国，竟令卫士开枪横射，饮弹毕命者四十一人，横尸载涂，流血成渠。其巩目睹心痛，愤慨至今。及革命军克服旧京，奉命来长北平市，追念逝者，为请于中央准予公葬。葬事告竣，奉其姓名、籍贯、职业之可考者，得三十九人，其无从考证亦死斯役者二人。又负伤或因伤而致残废者，多不得纪。志士埋名，深为遗憾。会此役者，或为青年女子，或为徒手工人，或为商贾行旅，皆无拳无勇，激于主义，而视死如饴。世以‘三一八惨案’称之，以其为三月十八日事也，其巩既揭于其阡，记其事以告后之览者。
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何其巩谨撰书”
墓表后面刻有39位烈士的姓名，当时认为有两位烈士的姓名无从考证，而以“无名男子”记录在案，现已查明他们是刘珍、顾恩二位烈士。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
这些烈士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被反动军阀段祺瑞卖国政府屠杀的。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帮助奉系军阀进攻冯玉祥统帅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竟寻找借口公然炮击大沽口。国民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16日，日本强说国民军违反了《辛丑条约》，蛮横地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又纠合《辛丑条约》关系国英、日、法、美、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提出最后通牒。他们以维护《辛丑条约》的特殊权利为由，无理地提出限于18日中午前，中国方面撤去海路封锁等五项要求，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各国海军当局将决定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手段。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段祺瑞执政府不但不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还击，反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屈辱妥协的态度，表示要遵守《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压力面前也妥协了，答应“外国船舰航行上之一切障碍设备立即撤除”。
正当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不惜以武力维护《辛丑条约》，甚至进一步要挟国民军撤出天津，帮助奉系军阀作战。这一恃强逞凶的行径，激起了京津人民的极大愤怒，反帝情绪非常高涨。3月17日，在中共北方区委指示下，北京地委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一万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严正驳复通牒，不许日军携带奉军舰只人口，驱逐八国公使，督促国民军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等项决议，并决定18日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北京约二百多所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整个会场庄严肃穆，演讲台的横幅写着“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军阀镇压革命的大会。北京的学生、工人、市民等各阶层人民共约五千人参加大会，盛况空前，群情激昂。大会在上午十时开始，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人组成主席团。徐谦在致开会词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现在已联合向我国进攻，八国通牒即为最明显之证据……我们全体的民众，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辛丑条约》是八国联军压迫奴役前清皇帝缔结的，民国的人民，绝对否认!”接着由顾孟余、李大钊等人发表激昂的演说，抨击八国通牒。李大钊指出:“‘五卅’血迹未干，‘五卅’烈士尸首未埋，八国联军惨景仍在，现在英日帝国主义联合攻击我们……我们应当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以及我们过去一切斗争的经验，应当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与会的群众通过了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还通过了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最后通牒；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反对八国进攻中国；宣布《辛丑条约》无效；驳回通牒之最后要求等项决议。
天安门前的国民大会结束后，立即开始游行。大约有二千多人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也有工人和市民。他们手执红旗，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严正驳复最后通牒”等口号，边走边散发传单。游行队伍路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在中午一时左右到达铁狮子胡同的段祺1瑞执政府门前。当时，这里已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突然，卫队警官狂鸣警笛，执政府门楼连响三枪，一场空前残酷的大屠杀开始了。执政府北门有几十名屠手的大刀队冲出来，挥动大刀向群众砍杀。东西两门的卫兵有的手持铁棍、大刀砍杀，有的用密集的排枪从背后射杀群众。很多群众被砍击或中弹倒地，尸首杂阵，血肉横飞，悲惨万状。这场空前的对手无寸铁示威群众的大屠杀，历经半小时之久才逐渐停息。据后来北京市互济会调查，在“三·一八”惨案中游行群众死亡44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胸部被刀刺伤。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北京大学李家珍、张仲超，师大学生范示融，清华大学韦杰三，燕京大学魏士毅，工业大学江禹烈，农业大学林孔唐等，就是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的。
从3月20日开始，北京各大学分别召开追悼会。23日，在北大三院举行了全市性的追悼会，门前“扎素彩牌楼一座，横书‘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左书‘先烈之血’，右书‘革命之花’等字样”。会场四周摆满花圈，悬挂挽联，主席台上放着烈士的血衣和遗象。追悼会由陈毅同志主持并说明开会意义，然后是烈士家属及各界代表讲话。会议气氛悲壮激昂，痛悼逝去的战友，声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行，发出反帝反封建的誓言。接着，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武装革命，推翻军阀卖国政权。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写下许多文章缅怀先烈，痛斥敌人。他无限悲愤地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他写道:“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快意于我的痛苦，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北伐成功以后，设立北平特别市，冯玉祥推荐他的机要秘书、国民军联军总部秘书长何其巩任北平市长。1929年北平各界为了纪念三一八烈士，曾组织了三一八烈士公葬筹备委员会。在西郊圆明园旧址内建立了“三一八烈士公墓”，于1929年3月18日烈士殉难三周年时，举行公葬大会。大会宣读了当时北平市长何其巩的书面报告，其中写道；“此次惨案，实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联合实行进攻民众最残忍之屠杀”，何其巩还写了《三一八烈士公墓墓表》，镌刻在墓碑上。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江禹烈，福建崇安人。1922年夏，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想法，考入北京工业大学。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和革命书刊的影响，使他认识到只有革命中国才有出路。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一八惨案中，江禹烈身负重伤，不幸牺牲，时年28岁。刘葆彝，福建建瓯人。他在中学时代就“热心爱国，抵制日货，勇往直前，不遗余力”。在大学时代更在爱国群众运动中受到了锻炼，他认为: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皆系政治腐败所致，非从事政治革命不为功”。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毅然加入国民党。三一八惨案中，他被子弹击中，牺牲在执政府门前，时年24岁。陈燮，四川长寿人。他在工业大学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声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斗争中，他多次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3月18日那天，他四处奔走，召集同学们前往天安门参加国民大会。在执政府门前他遭枪击牺牲。时年24岁。三位烈士牺牲后，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工业大学校园，地址是西城区端王府夹道。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七十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施工搞建设，遂将三烈士纪念碑迁到圆明园内公墓的一角。
除去圆明园内这两座三一八烈士纪念碑以外，北京市还有六座。它们是:
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建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魏士毅，天津人。三一八惨案发生那天，魏士毅因病卧床休息，她不顾病痛，毅然抱病前往，还手执校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她身中两弹，又被木棍猛击，当场牺牲。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全文如下:“魏士毅女士，直隶天津人，燕京大学本科二年级生。劬学励志，性不容恶，尝慨然以改革习俗为己任。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八国通牒事参加国民大会，至国务院请愿，女士与焉，遂罹于难，时年二十有三岁。女士既死难，同人敛其遗骸，谋公葬于校地，以其亲属弗欲，遂不果。越年，乃立斯石用申景慕。且为铭曰: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学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尝，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勿忘。”
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碑在北大校园里，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是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黄克仁，湖南长沙人，3月18日被枪击中牺牲，时年仅19岁。李家珍，湖南醴陵人，他右腿根动脉中弹，因失血过多于当天下午5时在医院去世。时年21岁。张仲超，陕西三原人，在北大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3月18日，他因考取广东黄埔军校，已将南下行装备妥，还是毅然参加了游行请愿，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3岁。三烈士碑的铭文为黄石昌教授所撰:“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愤八国之通牒兮，竟杀身以成仁。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常新。踏着三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敌强邻。繄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而卧薪。”
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碑址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是从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唐耀昆，湖南长沙人。3月18日，执政府卫队开枪后，唐耀昆不顾个人安危，奋身穿过弹雨，去救清华大学的一位同学，不幸中弹倒地，又被刺刀猛刺，壮烈牺牲。时年20岁。谢戡，江苏武进人。惨案发生时，他被子弹击中腹部，当天下午五时多在医院去世。时年尚不足15岁。这两位烈士都是中学生，汇文学校的全体师生为他们开了追悼会，又建立了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址在西城区新文化街北京市第158中学，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刘和珍，江西南昌人。她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她是主要领导者之一。三一八惨案中，她是女师大请愿队伍的指挥。杨德群，湖南湘阴人，1926年初加入中国国民党。她曾说过:“要恢复人类平等，非根本推倒现在的社会制度不可”。惨案发生时，刘和珍站在请愿队伍前面，一排枪响，她当即倒在血泊之中。杨德群不顾呼啸的弹雨奋身救护，就在扶起刘和珍的时候，枪弹将她击倒，二人同时牺牲。刘和珍23岁，杨德群26岁。1930年，女师大的师生筹建了这座烈士纪念碑，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址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这是一座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范士融，云南昆明人，1924年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他说:“我们的最大努力和奋斗，是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标准的。”牺牲时年仅25岁。碑文中叙述了建碑缘起:“在惨案中，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十三人受伤外，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三同学当场中弹牺牲。为纪念烈士，爱国学友曾于和平门外师大院内建范士融纪念碑，在石驸马大街女师大院内建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现重建此碑，冀我新中国青年，继承烈士精神，发扬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贡献青春。”这座三烈士纪念碑于1985年3月建成。
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碑址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韦杰三，广西蒙山人。来清华读书以前，就树立了奋发图强、读书救国的志愿，曾在上海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章。1925年秋来清华后，曾得到朱自清先生的指教，朱先生称赞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干的”“是一个可爱的人”。在执政府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时，韦杰三腹部连中四弹，同学们把他送到协和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21日晨去世。他在昏迷中仍不忘祖国的富强，说:“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呀!”时年23岁。同学们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而在原墓址竖起断碑。大理石断柱取自被帝国主义焚毁的圆明园，昭示人们不要忘记国耻，要积极开展反帝斗争；同时，它又象征着正在成长的国家栋梁之材，遭到反动政府的摧残而夭折，教育大家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三·一八”烈士公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