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真君的生辰日。土地真君就是所谓的“社神”，俗称“土地公”、“土地爷”，也称“福德爷”、“伯公”、“福德正神”等。二月初二被称为“社日”。在中国古代，祭祀土地公的“社日”分春、秋两次，一次是二月初二，一次是八月十五，称为“春祈”、“秋报”。《岁时广记·社日》引《统天万年历》曰：“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但从对民俗学的研究来看，春天的祭祀活动要大大胜过秋天的祭祀，因为一者春季的社日是土地公的诞辰日；二者春天正是播种的关键时节，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也。因此，一提到对社日的祭祀，人们更看重“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其目的也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
《说文解字》云：“社，地主也。”“社”字的本义是指管理土地之神。相传社神勾龙是万水神共工的儿子。当共工触断天柱之后，勾龙协助女娲补平九州的裂缝，被黄帝封为“后土”，专门掌管四方土地。由于土地是“生养万物之母”，“有土斯有财”，民生日用衣食所需，皆取自土地。但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对自然界的认识与征服能力，只好对自然顶礼膜拜，于是便产生了自然崇拜。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地皆有神灵：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霓虹云雾；地上的山林川泽、鱼虫鸟兽、土地庄稼，莫不具有灵性，往往能主宰人类的命运，决定人们的生活。因此，古人对祭祀神灵极为重视，认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在中国古代，根据地貌特点，将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即湿润的平地）等五类，合称为“五土”，而社神即是五土的总神。稷是五谷（稷、稻、黍、麦、豆）之首，被尊为谷神。《白虎通。社稷》载：“王者所以有神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之也。”在古人们的眼里，土地和五谷同样重要，同时都要祭祀。《商君书·更法》云：“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又《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社稷已经成了国家的象征。
正因为古人将社稷视为国家的象征和生存的根本，因而对于社神的祭祀才会隆重和热烈。春播之前，人们祈祷他的保佑；丰收之后，人们要报谢他的恩情。对社神的祭祀，绝不仅仅只限于帝王，下至各级官吏及全体百姓都要参加。《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可见古人自君王至大夫以下是层层立社的。每逢“社日”时，民间还要专门成立祭社的社会组织，也叫“社”；还要堆好方形的“社坛”，坛顶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分别铺以青、红、白、黑、黄五色泥土。所上供的祭品有：牛、羊、猪、鸡等各种牺牲，这就是所谓“以血祭祭社稷”（《周礼》）。在有些地区，社祭完毕以后，人们还要举行“分肉”仪式。《荆楚岁时记》曾这样记叙：“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
社日的民间活动，到唐宋时最为普及与热烈，社日成了百姓们的一个重大节日。至于乡间农村，则处处是鼓乐阵阵，欢歌畅饮，很多人都是喝得大醉，方可罢休。唐人王驾有《社日》一诗，记述的就是这番情景：“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棚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元、明以后，民间社日活动的规模逐渐式微。遍布各地山陵园地的社坛逐渐演变为各种土地庙。尤其在农村，不论是在村口、路边，还是在田间、地头，经常可以见到它的踪影。有些小土地庙只有坟头大小，虽显简陋，但人们相信土地真君会尽其护土之职，只要好好地给他供奉香火，他是会让地里五谷丰登的。
北京地区对社神的祭祀也很热闹，《京都风俗志》有这样的描述：“二日为土地真君生辰，城内外土地庙，香火不绝，游人亦众，又有放花盒灯香以酬神者……”据载，旧时北京城内的土地庙有数百座之多，那满城的祭祀盛况是可以想见的。
北京有座社稷坛，是明、清帝王祭土地、谷神的地方，为明朝永乐19年（1421年）所建。坛为汉白玉石砌成的三层方台，上铺黄（中）、青（东）、红（南）、黑（北）、白（西）五色土，以象征五行。坛北为祭殿（今为中山堂）和戟门。自清朝帝制被推翻之后，这里不再有祭祀活动。1914年改建为中央公园，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为“中山公园”，此园名一直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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