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北京紫禁城和保护皇城分不开

　　一、皇城一出现就和宫城分不开

　　我国封建王朝“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都城制度和规划建设，愈加完善。西汉长安宫城分布在“民炎所居”的郭城。宫城内殿阙建筑非常“壮丽”“足以重威”（天子之威），可是在城市总体文态环境上，远不及隋唐长安和明清北京那样完善和气势宏伟。隋唐长安、明清北京的城市总体选址与布局，首先以“象天法地”、“君临天下，天子居中”为主旨，进而全面贯彻“礼制”秩序。无论内城、外郭所有的规划与建设，无不体现以尊卑贵贱、等级有差、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为纲。而且依靠环境与建筑的规划设计，塑造成为：（1）中心与中轴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经纬交织、方正端庄、坊市各得其所，有条不紊；（2）使用功能与美观一致；（3）托物寄情、托物寄史的都城空间文态环境风貌。宫城之外出现“皇城”是秦汉时期的都城没有过的。之后，曹魏和北齐时期的邺都（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间），虽然已经开始了城区总体用地的功能区划——分城内的北区为宫阙及中央行政官署区，南区为居民区，并确定T字型主街的中轴地位和分区的作用。然而只是雏形的发展变化，还不能同后来出现的皇城相提并论。

　　隋唐的长安城（隋称大兴城）为三重方城。“隋开皇二年（582年），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见《长安志图·城市制度》）。唐承隋都，依旧是宫城为皇帝所居的“大内”，位于外郭城内的北端正中。皇城紧挨着宫城的南墙，只一墙之隔，面积大于宫城。皇城为中央官府、御用作坊、仓库及禁卫军等所在的地区。外郭面积最大，是坊市分布，士庶所居，即“造郭以守民”的地区。“筑城以卫君”的城，对隋唐长安是指南北连接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就分不开的皇城与宫城。对明清，北京这主要指的是皇城，因为北京的皇城与宫城呈回字形布局，犹如内院与外院，谁也离不开谁。

　　明清北京城原是建在元大都三重城的基础上的。《马可波罗游记》赞述元大都为当时“无能与比”的世界最杰出的城市。明朝时把原来元大都的北墙与南墙作了南移，因而拓展了皇城南西面的空间用地形成承天门（天安门）前T字形的皇城广场。中轴线上的这座皇城广场宏伟壮丽、威严震慑、气势无比。这就是今日天安门广场的前身。

　　非常明显，北京的皇城同宫城，在封建都城的总体布局上必须如此有机联系为一体。而作为保卫、侍奉、供应等皇家御用的外院基地，那就更是一点也分不开了。

　　二、皇城是皇家坛庙、宫苑和内府基地

　　明清北京紫禁城（宫城）的地位至高无上，仅次于它的就是皇城。皇城之制不见于《周礼·考工记》，这或许是早在周朝制礼作乐的时代不可能预见到的。

　　北京的明清皇城呈不规则的方形，（像乒乓球拍，但西南缺一小角），但东西宽2500米，南北 长2750米。四周筑高大的“红墙黄瓦”砖砌的萧墙，又叫红门拦马墙，红墙黄瓦属于皇家建筑等级的标志。“乒乓球拍”的手柄，是承天门（天安门）至大明门（大清门）的天街T字广场，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南北中轴线，并不居于皇城的中位，而是西边宽、东边窄。为什么呢？这是元大都的皇城布局“三宫鼎立”以太液池为中心遗传下来的缘故。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谈元大都的城市选址和规划设计时说：“大城以大内为中心，而皇城设计的中心并不就是大城设计的中心”“大都城城址的选择，首先是考虑到以湖泊为中心的宫殿建筑的布局，在湖泊的东岸兴建宫城，也叫‘大内’。湖泊的西岸，另建南北两组宫殿，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分别为皇帝、太后、太子所居。三宫鼎立，中间湖泊按照传统被命名为太液池”“环绕三宫修建皇城”（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皇城从四面围绕紫禁城，其门制是：东、西、北三面的红墙各辟－门；惟南面沿中轴线则建为三重门，称做皇城三大中门。这三大中门一是紫禁城午门正南之端门——二是端门正南之承天门（天安门）——三是承天门（天安门）正南之大明门（大清门）。另外承天门（天安门）前之一东一西还分设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这一文态环境的塑造，感染力非常强烈，紫禁城午门正南一连串辟置了“三大中门”，这对于中轴线空间布局的延伸，整体建筑艺术的虚实结合，统一变化，对于皇家至尊地位的突出，内廷、外朝与皇城的气势－脉相连，突出显示宏伟壮丽。在规划设计上是极其成功的，是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不能相比的。

　　明清两朝是帝王独尊，内阁参政，朝臣辅佐，即皇帝、内阁、六部、五府的专制政体制度。作为国家机器的中央政府的部府衙门依照“左文右武”的礼序，分别布置在承天门（天安门）中轴线上的“天街”的皇城红墙外，左边布置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中央部级机关（刑部后来移出），右边布置五府中央军事部门——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六部五府不设在皇城红墙内，这同隋唐长安皇城的布置是有区别的。

　　明清皇城的用地有一半多为皇家的别宫、坛庙、寺观等的所在，包括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西苑（三海）和万岁山（景山），包括大高玄殿、大光明殿等御用宗教建筑，紫禁城西的西苑，占地比紫禁城大得多。三海从皇城的北墙直抵南墙。明清历史舞台上常是外朝、内廷、西苑并重，所以西苑也称西内。在营建上有过多次增改扩充。

　　明永乐皇帝当初在“诸王戍边”时期的燕王府，就在西苑。迁都北京前的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西苑“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朝视之所”（《明太宗实录》）。迁都后永乐皇帝在西苑开凿了南海，从此才有三海之称。同时在紫禁城城墙外挖了护城河，用挖海挖河的土堆成了“大内”的靠山，即万岁山，也就是今天故宫背后的景山。

　　清朝在北京西郊大建皇家园林，然而皇城内的西苑三海亦无逊色，也以其湖光山色、殿阁楼台的相互辉映，奇卉名木、叠石理水、天工人巧的结合，成为游赏兼问政的御园。西苑与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都有关系，如戊戌政变等等。清朝在西苑与紫禁城之间的南长街设有聚珍局，那是一处专为皇家印制文件、书籍的活字版印刷厂。清朝的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及武英殿本的御版书册均在这里印制。还有专管皇家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的营造司，及专管皇家园林奉宸苑署等内务府系统的衙门也都设在这一带。

　　皇城内除西苑外，明朝还在紫禁城东华门外南池子一带建有“南内”。“南内”是明英宗登基前的太子宫。他做了皇帝以后，因“土木之变”被废，接着不久而又复辟。“南内”亦称“南宫”，俗称“小南城”，也是经过许多扩建改建的。“初，上（明英宗当太子时）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其殿宇，其正殿曰龙德，正殿之后，凿石为侨”（《明英宗实录》）。这座桥石，还是来自南洋的遗物。“中官三宝（郑和）下西洋，载得仙桥白玉梁，则桥面为三宝郑和下西洋时所得”（《长安客话》）。不过这一有历史价值的遗物，不知今日究在何处？

　　明朝的“南内”，清朝时早已毁尽。在遗址上“清初建为摄政王府”（《天咫偶闻》）。后来，又改为喇嘛寺“马哈噶喇庙，殿基高峻盖其为（明“南内”）遗址”（《燕都丛考》注）。

　　此外，明朝在“南内”之南部，建有皇史宬，至今犹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史宬是明清的皇家档案馆，明朝的《永乐大典》就曾珍藏在内。此外还有一处衍圣公府，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钦赐给孔子后代衍圣公的公馆。“先是近臣奏曰‘四夷朝贡之使，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于民家，何以称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赐宅。”

　　明清王朝除中央政府统治机器外，尚另有一套设在皇城的直属皇家内府体系的统治机器，并且由钦命太监内官掌管。明朝的内府分设十二监、八局、四司，共二十四个衙门。清承明制，内府也设有三院七司。这套内府系统所属，分门别类，非常庞大。举凡皇家宫殿、园林、坛庙、寺观建筑的营造、材料的制作或征运、储藏；皇家车辇船轿及御马圈的管理；再如皇家档案的保管与珍藏，皇家文件、御制诗文及图书的排印，乃至内廷供奉戏曲的演出，剧本创作，“梨园子弟”培训等，就是说皇家所需的一切方面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清遣娱乐、宗教崇信等有关的礼仪规制、物品制作、存储、供应，无一不归由太监总管的内府设官分职，自成系统，操作运行。内府系统如此庞大，官员、匠师、工役等人员之多是可以想象的。所属的众多衙门、居处、仓库、作坊、堂所等的用地和建筑，大部设在皇城之内。特别是西安门内的西北角和景山以东的东北角两处为最多。此外还有教场多处分布在皇城之内。

　　皇城内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位置偏僻，地位次要，所以主要是皇家御用的物资储藏、供应及诸多服务方面的建筑地区。其中街道旁或胡同里的四合院，有的为皇帝的赐宅，有的是太监私宅，还有中小官员、艺师或工匠等的住宅，也有的是作为非住宅用的四合院。此外还有某些教场及营房，以及虎房、豹房、象房等的用地分布其间。

　　明朝的皇家巨库最著名的是西什库。库房分门别类总称西什库，占地范围从西安门大街至西皇城根、北皇城根（今西什库天主堂、北京四中等皆在其中）占地面积最大。明朝宦官权势大，为害深，熹宗时的权阉大太监魏忠贤原先就是西什库甲字库的掌管太篮出身。皇城西北角另外有两处特殊的仓库，一曰赃罚库，在西什库之东偏北，二曰赃罚别库，在西安门内大街之南。库曰“赃罚”很明确，就是没收贪赃枉法的赃物之库。

　　西什库到了清代康熙时被封闭起来，此后再也没有利用，甚至一直无人过问。直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在西什库基地上建起了哥特式建筑属于法国教会的天主堂，包括附属的学校、医院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反帝战争，教堂一带一度成了战场，现在遗存的这座教堂是战火后重建的。它不但是一处西方历史风格的建筑文化遗产，更是北京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页。

　　皇城之内还设有一种特殊的院落，名曰安乐堂，明清两朝皆设。位置在西安门大街路北。安乐堂是专为安置年老有病的宫女的地方。名曰“安乐”，可是对所谓“有罪”的宫女发到此处就等于进了鬼门关，一旦判决，就要发谴至浣衣局执行。所谓“浣衣局”，实际上是专为掠杀宫女的魔窟。“明朝为防止宫人泄漏禁中之事，把年老宫女禁锢在浣衣局”“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发北面（浣衣局）居住，内宫监例有供给米盐，待其自毙，以防泄漏大内之事。剥夺无权宫人的生命和自由，以此保住宫中之秘密”。宫女从十岁或十五岁进宫，苦苦煎熬，长期被禁锢、被虐待。明代幸或免于死者多劳苦终生。清代二十五岁时，“俱令出宫”，出宫后，方许自行婚嫁。（以上分别见于《明宫史》《宫廷文化》《燕京春秋》《清宫中现行则例》）。

　　地安门内的皇城东北角，也有安乐堂一处。清朝还在这里设有专为宫女太监死后殡送之处，名叫吉祥所。东北角的地位比西北角似乎更差一些，其中的仓库、作坊，内府分支机关都不及西北角那样的规模。

　　皇城完全等于紫禁城的外院，所以明朝把它列为“禁区”，“民人不得出入”。到了清朝，也只许八旗军民的一部分人在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三门以内居住。并且把废除的明朝官府、仓库、厂局改建为王府或居民区。虽然皇城对一部分八旗军民开放，可是另一方面则扩大到把原住内城的汉民、回民，强制迁到外城去住，而把内城划为满人住的城区。

　　由于皇城明朝是“禁区”，清朝是“半禁区”，所以一直没有宽阔的通衢大街，没有喧嚣的闹市。南北长街、南北池子只是幽静的小街，同紫禁城不过咫尺之隔。但是明清两代这两条小街往南是“死胡同”，均不与长安街通连。西安门内大街，宽度并不很大，而且曾是大树夹持的林荫街道。同时由于北海团城的金鳌玉蝀桥较窄和桥西文津街上建有红墙绿琉璃瓦的三座门以及紫禁城神武门与景山南门之间的空间限制，还有左侧大高玄殿前面的牌坊当街等的限制，特别是那一带是宫城北门的禁地，所以明清时绝不允许开辟街道，横穿交通。

　　三、20世纪早期对整治北京皇城的保护性改造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从大清帝国变为中华民国，北京的皇城再也不能继续属于“禁区”了。历史的巨变给皇城及全城的市政建设带来了新的转机。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划分租界，民族苦难深重。另一方面，随后也把新的市政工程技术引入进来。如公共游憩的公园、柏油马路、有轨电车，还有自来水厂、上下水管道系统以及市政工所和警察制度的建立等等。这些新的城市建设的内容全是前所未有的。

　　北洋政府定首都为北京后，北京旧城面临改朝换代之后如何适应民国社会的需要与改革的若干问题。北洋政府请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主办这件事，朱先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为研究中国古建筑而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社长。朱先生为北洋政府的政界要人，曾任内务部长、交通部长及国务院代总理等要职。正是在他从政的期间，推动了北京皇城的保护性改造，时间是从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当年的这种保护性的改造旧城，斐绩犹存，今天有目共睹。

　　北京皇城民国初期的保护性改造，已经铭刻在中山公园的石碑上，碑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月紫江朱启钤”立的。摘录如下：

　　关于中南海新华门：“民国肇兴与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中南海）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

　　关于皇城内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与长安街的通达及其它街口的开辟：

　　“皇城宅中，宫墙障塞（沿长安街的皇城除天安门外，原先没有门洞可通），乃开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为东西两长衢。”

　　皇城“民国初元，于东则辟南池子门，于西则辟南长街门，又西则辟灰厂墙门。……其皇城东西，则辟翠花胡同一门，以通马神庙大学堂之路。北面则辟宛平县署一门，以通德胜门之路。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则城垣（皇城）尽拆（只长安街北的尚存），翠花胡同、宛平县署之新门，亦无余迹。”（《燕都丛考》第31页）惟胡同地名如东皇城根、西皇城根尚存。

　　关于开辟中央公园：“禁御既除（皇城解禁），熙攘弥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乃于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开放为公园……名曰中央公园，设园门于天安门之右。

　　社稷坛和皇家其它坛庙一样，分内坛外坛两重。改为中央公园主要是改造外坛。

　　一是“架长桥于西北隅，俯瞰太液，直趋西华门……西拓撩垣，收织女桥、御河于园内”。

　　二是御河“南流东注，逶逦以出皇城。撤西南垣，引渠为池，累土为山，花坞水榭，映带左右，有水木明瑟之胜。更划端门外西庑旧朝房八楹，略为修葺，增建厅事，榜曰公园董事会……外坛东门内弛道之南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移建礼部习礼亭与内坛南门相值，其东有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西有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诸胜。复建东西长廊，以避暑雨。迁圆明园所遗兰亭刻石及青云片、青莲朵、寒芝、绘月诸湖石，分置于林间水次，以供玩赏。”

　　三是关于“公理战胜”石牌坊的移地保护：其比岁市民所增筑如公理战胜坊，等等不遑枚举矣。

　　按：光绪庚子（1900年）义和团之变，杀德使克林德于东单牌楼大街石大人胡同之西口。和议成，乃建碑于其地以谢。民国十年（1921年）欧战解决，我国已加入联军，故对德为战胜国，于是拆克林德碑之石材，移建于中央公园，以垂纪念。今门前赫然矗立公理战胜坊是也。（《燕都丛考》第203页，石大人胡同即外交部街，第215页）

　　四是关于公园董事会：“启钤于民国三四年间长内务部，从政余暇与僚友经始斯园，园中庶事决于董事会议”（以上见《燕都丛考》第14－143页陈宗藩编著）

　　以上谈的当年解决皇城交通，除首先开通沿长安街皇城城墙的街口外，接着就是拆通皇城东墙和北墙各一个街口。东墙的是东安门之北的，通往京师大学堂等处的街口，北墙的是地安门以西的厂桥街口，通往德胜门等地，以上这些整治皇城之事，虽属北京城的中心部位，但是却与它的外围，城市的全局脉络分不开。朱桂老（朱启钤字桂莘）以北洋政府高官之身，例如在整治皇城交通的时候，是全局在胸的，并非就皇城论皇城，他主持的还有一项规划设计即正阳门瓮城的拆除改建和贯穿内外城的有轨电车系统。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轨电车交通系统，在当时够得上是“先进的市政建设”了。但是并不把它引入皇城，而是让它在皇城的外面走过（指东西长安街的皇城南墙和北海后门的皇城北墙以外）。即便是解除东四西四之间的交通阻隔，而采取的打通故宫、北海中海之间的全鳌玉蝀桥、文津街、三座门这段路线也是慎之又慎的。解放后北京旧城打通东西交通，十分迫切，然而一直也没有像别的街道那样大刀阔斧，大拆大拓，大引车流。因为这是皇城的核心之地，紫禁城北门和景山紧密连接之地，是不可以作为交通要道引入大量过境交通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Mall中心区，严格控制交通，采取的是外疏而非内引。其实，对街中心区交通的限制和外疏，正是当今世界大城市交通现代化的一个有效的重要的技术政策。

　　正阳门的瓮城拆改及环境整治。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是内城的正门，城楼巍巍，气象非常雄伟，而且正当内城与外城的交通枢纽。民国初期为了适应城市新的交通发展，特别是敷设内外城有轨电车线路的需要，民国三年（1914年）拆除了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并于正阳门之东西城墙各辟两个券门，分别敷设电车铁轨和便利其它的车行人行。

　　本来清朝后期，前门外一带，商业繁盛，戏园茶楼等娱乐场所集中，后来前门外东侧建起了京奉铁路车站，西侧建起了京汉铁路车站。这样进出前门的车辆行人巨增，日益拥挤。面对这种情况，民国四年（1915年）北洋政府决定解决北京旧城的道路交通拥挤问题。在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下，聘请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制定改建前门的设计方案。民国四年至五年（1915年～1916年）先是拆除了瓮城，把原来瓮城之内的用地，改造成为一块开阔的广场，变封闭之瓮城空间为开阔之广场。前门箭楼左右的瓮城墙拆除后，显得不很好看，需要在建筑艺术上“整饰面容”一下。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北京大前门箭楼，就是当年整容后的祥子。它早已成为一座独立的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重点文物建筑，是广大人民心目中喜爱的主建筑，甚至被看成为北京标志性的历史建筑之－。其中所蕴含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保传统，又有创新，而且耐人品味，仍是浓浓的京味的魅力。

　　北京紫禁城故宫，不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还是属于全人类的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五处——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周口店猿人遗址，这或许是全世界各国都城罕见的。在人类文明即将进入新世纪之际，相信北京必将清晰地明辨那些自称“我就是要割断历史”的某项现代主义荒诞派建筑设计主张是不可取的。“保护古城区，开辟新建区”，这一科学的规划设想，虽然已经难以实现，然而今天倘若还能够把北京古城核心的紫禁城与皇城结合在一起，作为有机的历史文化风貌整体，加以保护、抢救，那么仍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而且也是可行的。否则，孤立地、独善其身地保护紫禁城，而把本来就是它的外院，或者“保护范围”抛掉，那岂不等于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轻率。总而言之，保护紫禁城和保护皇城是绝对分不开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古都风貌，对于北京来说应该是现代化发展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