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岁到北平，最初住在西城西旧帘子胡同路北的一个四合院，这里是天津《大公报》的驻北平办事处，我父亲是办事处的主任。时隔40年之后，我又来到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宅（以梅夫人的名义买下，专门用来招待江苏泰州老家来人和外地弟子进京而准备的），访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总觉得这个院子似乎来过。仔细向许老问了这所房子的来历，才知道就是40年代中期我住过的驻北平办事处。我随即找出自己五六岁时的照片，发现正是这个院子，我独自站在东屋廊子底下，身上穿着一件棉长袍，北风吹起棉袍一角，挺有动感的。我把旧照拿给许先生看，他说了句“天下真小”，就默默叹息了。这间东屋后来成为梅家的饭厅。当我向梅家子女说明时，他们也颇惊奇。
4O年代后期，我跟着父母搬到东城灯市口的一个小胡同。当时有几对在《大公报》供职的夫妇住在这里，院子南墙前矗立着一些石头的佛像。我们这些年纪相仿的孩子，就在石佛的俯瞰下无忧无虑玩了几年。如今，当年的大人多已去世，孩子们也各奔东西，灯市口的小胡同早没了，更甭说这院子了。大街上景象变化更大，没留下一丝当年痕迹。有时，我骑车路过那条大街，还能想起当年小胡同中孩子们玩泥水的情景：刚下过雨，地上汪着很多的水，几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没别的玩，就蹲在泥水中，用泥巴搭房子，然后又用泥巴造城墙。今天回想起这番情景，真为咱们北京的孩子骄傲！知道房子是在城墙当中——这是只有咱们北京（或者其它有城墙的城市）孩子才可能有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换了上海或者天津，小孩子“玩泥水”时是想不出城墙来的！
我小学四年级时，父母用他们大半生的积蓄，在西城买了一条胡同中的一个三合院（缺西墙）。这一行为后来遭到批判，说买私房是革命意志消退的表现。院子里有两棵海棠树，每年都开大朵大朵的白海棠花，蜜蜂围绕着小院子飞来飞去。父亲参加革命前是农科的大学生，总要隔三差五背起农药筒给树打药，防止夏天生出一种叫“吊死鬼”的虫子。1957年，父母双双下放去了很远的农村，好几年不能回来。海棠树没人管，虫子从它的树干中钻出来，树开始变老变憔悴，花色变红，朵儿也变小。父母在60年代初期回来，院子还是院子，但人的心气不似当年。他们老了，也憔悴了，再没有当初刚参加革命的那种豪情。到1976年大地震后，两棵树先后枯死，我把它们拦腰锯断，才发现里边早被害虫蛀空了。
我1965年离开北京，独自跑到新疆寻找自己的新生活，最初心态还算昂扬，后来就渐渐想念起北京。北京那么大，您猜一猜我最先想到的究竟是北京的什么呢？说出来您都未必相信，我最想的不是天安门，而是北京的小胡同。这要在当年说出来，简直是有罪的，至少也是不革命。回忆我在中学时，经常课余去两个庙会，一个是白塔寺，一个是护国寺，都是穿过许多小胡同才进去的。我们这些孩子，进了胡同就如鱼得水，那份自由，那份舒贴，思想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想往哪儿飞往哪儿飞。何况，对我影响很大的沈从文先生，住东城的东堂子胡同；教我英文的张友松先生，住在西城缸瓦市旁一条很小的胡同里；还有我自己住过的那条胡同（当初叫南魏胡同，后来叫西四北六条），胡同里有一位老画家，大名鼎鼎的陈半丁先生，我和他小儿子是中学同学，所以趁这个关系在他家看了不少的国画，还有老先生收藏的鸡血石……那时回忆起来，小胡同才是最人性的，里边有杂七杂八，但又是最丰富的人生……
“文化大革命”后我调回北京，安排进中国京剧院当了编剧。京剧院不管分房，我仍旧住在父母原先的旧居，住在原先的那个小胡同中。几年后，父母把单位分给他俩的一个两居室给我和妻子住了，地点在新街口的三不老胡同里。您看，离开了原来的胡同，结果又走进新的胡同。我在那儿一住13年，从青年变成了壮年，我生命最好的年华是在那儿过的。我和妻子、女儿每星期都骑着自行车在小胡同里转着回来看父母，女儿坐在前边的大梁上，妻子坐在后边的“二等”上。我一个人用力，左弯右躲避让着胡同中的行人。这个三不老胡同临近什刹海，周围住着许多老文人，他们多和我父母是半个世纪的朋友，结果我一去，就代表父母和他们接上了“老关系”，渐渐地，随着我的年纪渐大，也慢慢融进了他们当中。这实在是很幸运很骄傲的。再说我女儿，她在这里念完中学、考上大学后，最初我都是骑车送她返校。能从胡同中骑出去，那滋味也是很别致的。我在三不老胡同住了13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给“三不老”赋予了新的含义。侯宝林先生曾告诉我，这条胡同原本叫“三宝老”，是纪念明朝太监郑和而命名的。后来我看到一篇谈人类文化有三个不同阶段（口头文化、印刷文化、电视文化）的文章，才想出这样一个意思——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力求把三种文化都介入一番，只有这样，文化才可能处在均衡的状态。产生出这样的意念我好高兴，后来我就请著名诗人艾青给我的书房题写了一块匾额——“三不老书屋”。
前七八年，我又搬家了，成了妻子的家属，跟着她搬到朝阳区的南边，房子是多了一间，可周围的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都大变特变了，真不适应。就说道路吧，现在北京有许多新盖的小区，楼与楼之间有一些新修的路进行间隔，它们没名字，只能叫做什么“南二条”或者“东三条”。实在糟糕，千篇一律不说，还没一点文化内涵。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虽有几度出进，最后总算成为北京的永久性居民。我很知足，我哪儿也不想去。中国好地方多了，出差可以去，旅游可以去，但都得是短期，长了则不行。北京好，究竟好在哪儿呢？这问题还复杂，一下子很难回答。有个一般的说法：北京的文化气氛浓郁，别的地方比不了。但浓郁的文化气息是怎么出来的呢？很大程度上就靠胡同。如果从纯地理观念看，胡同不过是城市当中或东西或南北的小型通道。比如故宫，其中不也有许多类似“胡同”的通道吗？非常可惜，它们类似“胡同”又绝对不是胡同，因为皇宫是皇帝一个人的，他不需要和周围的人做平等的交流，那些通道中没有温情，更没有人情。那些或纵或横的通道，除了交流意义之外就更无其它。而在北京市内，属于老百姓的通道（昔日多是土路和用碎砖头砌的墙）才够格叫胡同，老百姓彼此亲密无间，这些由胡同构成的空间极富人文内涵。这，恐怕才是胡同的最可宝贵之处。北京在巨变，这个巨变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北京的胡同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无论北京未来怎么变，无论今后的胡同怎么不像昔日的胡同了，但其中本质的人文内涵，却一定要继承下来，千万不要在洗澡后把婴儿也泼了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