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西直门内八道湾１１号的新宅。同年１２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建人一家接来北京。
八道湾这处宅子是个很大的院落，外院尤其开阔，宜于孩子们玩耍。由外院进入前院，有９间坐南朝北的前罩房；再穿过一道隔墙上的木门便是中院，中院的三间西房是鲁迅的住室，三间正房由母亲与朱安各住东、西，中间的堂屋是吃饭的地方。在堂屋北面，又接出去一间房子，鲁迅冬天一般睡在这里，省得还要在西屋单设取暖的炉子。有意思的是，这间屋子与后来西三条鲁迅故居的“老虎尾巴”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格局，这也许是鲁迅住处一个很微妙的特点，因为他与朱安分居，总是自己独住一室。
从中院东面的夹道可以进入后院，这里有９间坐北朝南的后罩房，除东面三间用做客房外，周作人与周建人两家各用３间。这是个有１３口人的大家庭，家事由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鲁迅的收入全部交给弟媳使用。在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鲁迅也可以安心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在这里，他写出了《风波》、《故乡》等著名小说及大量杂文，出版了小说集《呐喊》，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当数自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４日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的《阿Ｑ正传》。鲁迅所塑造的“阿Ｑ”，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这部小说很快便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而“阿Ｑ”诞生的地方，就在八道湾前院前罩房中间的那间屋子里。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合作，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那的确是一段十分辉煌的时期。
在从事写作的同时，鲁迅还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兼开课程，并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界人士时常来访，给八道湾增添了许多热闹，如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许地山、郁达夫等人都曾到过这里。１９２０年，还是一个湖南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也曾上门拜访。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甚至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鲁迅还根据爱罗先珂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写出了短篇小说《鸭的喜剧》。
然而，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１９２３年７月，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鲁迅在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写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也就是说，从这天开始他不再与周作人等家人共同进餐。几天后，也即１９日上午，周作人拿着一封信走进鲁迅的房间，一言不发地放在桌上，转身就走。那封信开头的称呼就显出一种冷漠与隔阂：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７月１８日，作人。”
对于周作人这种断然绝情的举止，鲁迅显然无法接收。尤其是那貌似克制实则伤人极深的“自重”二字，更使鲁迅感到愤怒。他立即让佣人请周作人过来，要当面说个清楚。岂料对方竟全然不予理睬。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使原本情同手足的亲兄弟竟至反目成仇呢？鲁迅的日记向来十分简略，关于此事的记述仅有寥寥十五个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也许是“家丑不宜外扬”吧，此后鲁迅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到过这件事的缘由。只是许广平在自己的回忆里曾经侧面说了一些情况，但也似有些不明不白。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问题的起因在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表面看来，矛盾的发生似乎是因为家庭琐事，主要还是经济问题。信子家境贫寒，多年来鲁迅就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从１９１２年来北京教育部供职时开始，鲁迅定期往信子在东京的家里寄钱，极少间断。全家搬来北京后，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所有的薪水都交与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此间是非，惟有当事人自己明白。但从日常为人来看，鲁迅决非轻薄之徒，说他竟会“非礼”自己的弟媳，实属无稽之谈！如此侮辱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但这又的确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他只能“牙齿打落咽进自己肚子里”，惟一的办法就是躲避。８月２日，他携妻子朱安暂时迁至砖塔胡同６１号居住，就此离开了八道湾。鲁迅后来曾经使用过一些笔名“宴之敖”、“宴敖”等等，以隐喻这次家庭变故。他曾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然而，为何“逐出”，他仍是没有讲。那种耻辱，是无法用语言述说的。
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１日，鲁迅回八道湾，欲取出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突出詈骂殴打”。鲁迅从此与周作人彻底断绝往来，再未回过这里。
此后，八道湾的住宅一直由周作人居住。１９２６年４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在自己家里躲藏了一个多月，就住在后院东面爱罗先珂曾经住过的那三间屋子里。后来他与朋友掩护李葆华逃出北京，送往日本留学。
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中国，７月，北平陷落，周作人没有与许多文化界人士一道撤向大后方，而是留了下来。１９３８年２月，周作人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引起全国文化界的一片强烈谴责。而１９３９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１９４０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还担任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就此彻底沦为汉奸。
当了汉奸，有了钱，周作人不仅购裘衣、添家俱、时常设宴待客，还收买门前公地及相邻房屋，大肆扩充住宅，家中仅仆人就多达二十多名，过起了阔绰日子。然而随着日本主子倒台，他也成为“阶下囚”。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经审判被处以有期徒刑十年。他被捕后，八道湾１１号一度被查封，后来国民党宪兵队在这里设过连部与营部。北京解放后，解放军的部队也驻扎过一段时间。１９４９年１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周作人取保释放后回到北京，仍然住在八道湾，但此时其中的一些房屋已有其他居民居住。１９６７年，周作人去世。
２００１年夏天，我专程前往八道湾。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八十年，这处院子的门牌居然还是１１号。如今，这里已成为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院内状况也发生很大变化。院门用墙堵住，成为一家居民的住室，在原大门的西侧开了一个小门，原本开阔的前院被一片凌乱的房屋所占领。前罩房靠近穿堂门西面的那间屋子，是鲁迅曾经写作《阿Ｑ正传》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正有人在向外扩展一间小房，如果再晚几天去，就看不见原先的模样了。这间屋子现在的主人是一位姓赵的大爷，他说如果想了解这院子的情况，可以找后院的张大妈，她曾经给周作人当过保姆。
由中院进入后院的东夹道已经堵住，需从正房的西面绕过去，后院也很拥挤。张大妈家住在最东面的两间，这正是爱罗先珂当年住过的地方，后来李葆华也曾在这里避难。屋前本应有一个水池，鲁迅在《鸭的喜剧》里描述得很详细：……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唔，虾蟆？” 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唉，唉！……”他说。
读到这里，爱罗先珂那惊诧茫然的样子形神俱现，真让人要笑出声来。
但如今那荷池被填平，已经没了踪影。
张大妈是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经八十一岁了，与提前退休的女儿及小学刚毕业的外孙女住在这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大概很少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了：墙皮脱落，地面凸凹不平，屋顶露出积满灰尘的老椽，窗户的上半截连玻璃都没有，老人说原先年年都是糊窗户纸来着，今年夏天第一次买了点儿窗纱绷上，免得太热，而到了冬天再把纸糊上──如今北京城里大概难得见到糊窗户纸的屋子了！由于家里老少三代仅靠女儿的六百元退休金过活，远低于目前北京市居民贫困线的标准，街道还要给些补助。尽管生活困难，但老人显得十分豁达，颇有些“自豪”地指着那破烂不堪的窗棂说：“这窗户可是鲁迅在的时候就有的！”
屋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群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猫。老人一一指给我看：“这小黄、小黑是她的女儿，她是她的女儿，她又是她的女儿……”，一会儿就把我搞糊涂了。最后介绍的是那只始终偎在床头打呼噜的大白猫：“这是‘妹妹’，是老祖宗，还是外宾呢！”见我不解其意，老人故作认真地解释：“波斯来的，可不是外宾吗？”这一说，我俩都乐了，那“妹妹”大概知道是在议论它，抬起头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半睁半闭的眼睛果然发出碧绿的光芒。老人疼爱地抚着它的脑袋：“牙都掉光了，可是只老猫了。都二十多岁了呢！”正说着，外面进来一个年青妇女，手里举着两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张大妈，刚出锅的，您尝尝！”老太太十分欢喜：“多好的馒头呀！”又夸耀地对我说：“她这蒸馒头的手艺还是我教的呢！”
聊了一阵，转入正题。张大妈本名张淑珍，她的大姨姓李，早就在周家当仆人。张大妈是１９５０年搬来住的，接着服侍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夫妇。那时周作人刚从南京出狱回到北京，住在后院西面的三间屋子里，周建人的前妻羽太芳子也住在这里。张大妈与周作人的一个学生住中间，各占一间半房子；东面住的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长。后来连长搬到前院去了，张大妈便住到东面这两间屋子里。她说：“原先这院子真好，都是花和树。有丁香、槐树、海棠……，好多树都是大先生从老家带来的树种。我这后边的小院里还有一棵桑葚树，结的桑葚儿可大了，据说是鲁迅亲自种的，可惜后来死了。我又种了一棵核桃树，您看长得多大了！这后罩房后面原先是一溜院子，周建人的儿子丰三二十岁的时候在这后面拿枪自杀了，后来隔壁人家把房子伸出去一块，就没院子了，只有我们家还留着这么个小院。”
很出我意料的是，她对周作人夫妇并无恶感，我注意到，张大妈始终很恭敬地把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周建人称作“大先生”、“二先生”、“二太太”、“三先生”，一视同仁。她说：“二先生是个好脾气，不言不语的，有什么事总是写条子。二太太信佛……”，我插了一句：“听说信子花钱有些大手大脚？”她说：“那倒是，要不街坊们都叫她‘大善人’呢。有一次一个干活的工人病了，她让人送医院看病不说，还给钱……”
张大妈的丈夫是满族人，姓白，所以周作人夫妇称她为“白太太”。张大妈原有一个儿子，小时候得了急病，因付不起药费，眼睁睁看着死了。后来信子得知后，戒斋七天，祈祷上天让张大妈再得一个孩子。她还真的生了一个女儿，还是二太太和三太太帮忙接生的。正说着，她的女儿回来了，不言不语地坐到一边。张大妈解释说：“她是送我那小外孙女学电脑去了。她的名字还是二先生起的呢，叫白月英。”
周作人回到北京后，靠撰文、翻译度日。尽管有关方面较为关照，比如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期，每月还可得预支的稿费约四百元，但他在经济上似乎始终很窘迫。张大妈还保存着周作人亲笔写的一张纸条，是用毛笔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字迹工整，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小事上也是一丝不苟的：“白太太：近来因为开支增加，每月须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而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
署名是：“周启明。十月廿八日。”
据张大妈说，纸条中所说的“款”，是她当佣人的工资，每月二十元。遗憾的是，她已经记不清这张纸条具体是哪一年写的了，但它无疑也是一件很珍贵的文物。根据她说的情况，估计这纸条大约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周作人在西安的大女婿得了癌症，因此周作人需要往那里寄“补助费”。
１９６２年４月，羽太信子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周作人被红卫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抄家、批斗、罚跪、挨打，并被赶到一间破烂的小厨房里住。这小厨房就在张大妈家窗外，也就是后罩房的东南面，低矮、阴暗、潮湿。当时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去看望，只见“昔日衣冠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张大妈说：“老头真可怜！让人打得腰都直不起来，只能蹲着一步一步蹭……”
当时张大妈也受到冲击。有人诬告她从周作人家里把“电台”搬出去了，因此也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并关了一个星期。至今，她还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事。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周作人早上没有吃饭，他给家人写了一张条子，说是中午只想喝点玉米面粥。上午１１时左右，家人托邻居把粥给他送去，连呼几声不见回答，进屋一看，他已经倒在床上死了，一条腿搭拉在床边，似乎是要下来的样子。
１９８４年，张大妈曾给邓颖超写过一封信，建议把八道湾这处宅子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邓大姐很认真地把这封信转给了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局也很认真地给张大妈写了回信。信中说：“经我们调查研究，该住所是有一定保护价值的，已建议西城区文物局在公布下批文物保护单位时，考虑将‘鲁迅著书处’列为西城区文物暂保单位。”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建议似乎仍没有落实，张大妈对此感到很遗憾。
周作人生于１８８５年，比鲁迅小四岁。字启明、起孟，笔名仲密、岂明、周遐寿等。他的前半生，与鲁迅密切合作，在新文化运动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并肩战斗，仗义执笔，写出了大量好文章。他的文笔出众，既使在兄弟失和以后，当有人问到鲁迅“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列出的名单中第一位就是周作人。可惜的是，由于周作人在外寇入侵的时候气节不保，甘为汉奸，不仅自己晚景惨淡，还使八道湾这处本应辉煌的院落也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想来十分可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