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末，经国内权威专家评审，北京旧城25片文化保护区得以确立。作为第一批的保护重点，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名列其中，被誉为“旧城历史精华地段的核心保护区”。这表明，它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是随着元大都的兴建而诞生的，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它体现了北京旧城最早的城市格局。
元大都时期的城市街道纵横竖直，其宽度统一为大街24步，小街12步。此外还有384条火巷和29条巷通。这些街道主要为南北向，与东西干道一起构成了五十个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就是行政管理上的地段名称。由于在建成之初就把坊地赐给了各部落首领，所以在街坊中，贵族的府邸花园占了较大的面积。小街和胡同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分布在小街和胡同中的南北两侧民宅，坐北朝南，以利于夏季通风，冬日取暖。就这样，全城被规划得整整齐齐。而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也正是那时规划的结果，而且一直存续至今。
这一带在初创时街巷平直，胡同平均宽9米，房舍严整，且以大型宅院为主。在历史记载中，元大都时期这里多为达官显贵和富人的高级住宅区。原因大概是由于这里紧邻皇城西侧，便于修建王府、官员宅邸。而元代之后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街区则越来越密，胡同也越来越窄，甚至出现许多支叉。民国以后的这种变化尤其明显。
元、明两代，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属鸣玉坊，清代为正红旗地界，清末至民国初年属内右四区，1928年后属内四区，1949年5月属第四区，1952年9月属西四区，1958年5月至今属西城区。现基本保持当时鸣玉坊街巷格局。
二、在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存在的七百多年间，朝代更迭，世事多变。这些变化无不反映在胡同当中。所以说，它也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见证。
西四北头条在明代称驴肉胡同，因驴肉集市在此得名。1911年后雅称礼路胡同，后沿用。
西四北二条，原称西帅府胡同。明武宗南征时，太师镇国公，在此设帅府。再北为西四北三条。明称箔子胡同。“箔”清讹为“雹”。民国后，“雹”又谐音改为“报”。用苇子或秫秸编成帘子称“箔”。涂上金属粉末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亦称“箔”。往往用做纸钱。此胡同内有与此行业相关的作坊。三号院为明建圣祚隆长寺，尚存山门及部分殿房。在明代，还曾在这里设有汉经厂。因为地安门内也有汉经厂，所以这里称“汉经厂外厂”。
西四北四条，原称受壁胡同，在明代，这里由于紧靠驴肉胡同，所以成为加工兽皮的作坊聚集地，故称“熟皮”胡同。以后讹化为“臭皮”。民国后雅化为“受壁”。由于明代这里紧靠大明濠（今赵登禹路），故濠上设有“王公桥”。
西四北五条，明称石老娘胡同。“老娘”者，产婆旧称。或因石姓老娘居此而得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大汉奸王克敏曾在此居住，以后又成为军阀张昌宗的宅邸。再迤北为六条。明时燕山前卫衙署设于胡同之内，称燕山卫胡同。清简化为卫儿胡同。“卫”亦写作“魏”。为与其它称“魏”的胡同相区分，此胡同曾称“南魏”。
西四北七条，原称太安侯胡同。在明代，泰宁侯陈 的宅邸在此胡同内，故名“泰宁侯胡同”。到了清代，由于道光皇帝叫 宁，为了避讳，改为“泰安侯”胡同。
西四北八条，明代称武安侯胡同，因武安侯郑亨的府邸设在胡同内而得名。清代曾称五王侯胡同，后又改为武王侯胡同。
三、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作为历史街区，是各个朝代城市人口聚居的地方。四合院作为北京地区的主要居住形式，是从元代伊始，清代后期基本定型的。因此，西四北头条至八条也是北京四合院存在时间最长、样式最丰、数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现存的四合院建筑，大多为明清两朝的产物。如：西四北头条内的6、12、27和31号、二条内的3、5、7、9、11、18、19、25、31、36、45、54、55和59号，三条内的5、9、11、13、19、23、25、26、27、31、33、39和59号，四条内的5、14、20、23、26、28、33、35、45、49和53号，五条内的1、7、11、13、15、16、27、56和58号，六条内的5、7、9、10、17、19、21、23、27、31、35和37号，七条内的7、29、33、37、49、53和61号，八条内的5、和58号等，都是至今保存较好的四合院。这在现存的历史街区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格外珍贵。至于其具体的内部格局，仅举数例为证。
（一）西四北三条11号
这是一座中型的，带有花园的四合院。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西边是住宅，东边为花园，皆坐北朝南。
住宅部分的四合院共为四进，进广亮大门，右拐为倒座房，垂花门内为二进院，有北房和东西厢房，三进院落和二进院落格局一样，最后是后罩房。
在花园内，东墙前建有假山，上建爬山游廊，廊前有亭。游廊前是一座太湖石的假山，北面、南面、西面建有花厅。
院内建筑皆彩绘，大门、影壁等砖面上雕有花卉和吉祥图案，室内安有落地罩作为间隔。此处原为国民党政府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1876—1932）的住宅。现除花园内假山拆除建房外，尚保持原建格局，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二）西四北六条23号
这是一处典型的中型四合院，共四进院落，大门外即为一座照壁，门前台阶两侧为一对上马石。门内为影壁，倒座房共八间。垂花门两侧是抄手游廊，墙上是什锦灯窗。北房五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格局与二进院同，最后一进有后罩房9间。整座院落占地2500平方米，纵跨六、七条，现已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比较典型的院落，特别是名人故居还有：西四北三条19号院是一座小型四合院。坐北朝南。一进大门是前院，经垂花门进入正院，正院有北房三间及左右耳房各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现保存较好。西四北三条39号是程砚秋故居。程砚秋（1904—1958），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程派创始人。从1937年直至逝世前寓此。故居坐北朝南。进大门迎面是照壁，倒座房四间，北房四间，西厢房三间。经月亮门、垂花门入正院，正院三间北房名御霜 书斋。三间北房为两明一暗，东边里屋为卧室，明间为书房和练功房。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小院为厨房。故居保持原建格局。程砚秋生前用的戏装、剧本、图书和学习生活用品均保存完好。
西四北五条内7号为傅增湘故居。傅增湘（1872—1950），四川江安人。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晚年隐居，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收藏善本书6. 6万余卷。藏书楼曰“双鉴楼”、“藏园”。著有《双鉴楼善本书目》等。故居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并有东西跨院。东跨院有假山和六角攒尖亭。
四合院是中国传统住宅建筑的典型代表。
北京的四合院不仅最多，而且品种齐全，从“巨无霸”四合院——皇宫、王府官邸到百姓民居；从数百间的繁琐格局到大、小四合院、三合院、大杂院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四合院与北京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联，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历史人物都与四合院有关。而众多四合院在建筑形式和装饰手法上的多样性，无不代表了民族建筑发展的最高水平。正因为如此，北京的四合院才成为中国北方民居，乃至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四合院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构成了具有北京地域特点的“四合院文化”。
邓云乡先生曾说过：“海外的好古之士羡慕北京的四合院，只是想象羡慕那种古老承平时代的旧都风情，并不单纯是向往四合院。同北京住房类似的四合院，如果盖在其它地方，那味道就不一样了。如北京附近各县直到天津、保定一带的四合院，格局也同北京城里的院子差不多，可是感觉就两样。原因是旧时北京城凝聚、弥漫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气氛。这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这就是北京四合院的特点所在，魅力所在。”（邓云乡：《水流云在琐语·南北四合院》）
四合院的形式与北京城的总体布局密不可分。北京城以南北贯穿的中轴线为主干，左右两侧分布着棋盘一样的街巷。几条主要干道与中轴线并行，呈南北向，东西向的为街巷和胡同。元大都规划对街道、胡同的宽度都做了规定。可见，北京的四合院，远在元代就已大规模兴建。
明初建筑风格严谨稳定、清秀明朗，清代显得繁琐纤巧，反映了统治者生活的奢华和腐化。但就广大百姓的四合院而言，则依旧保持了朴素自然的气息。
尤其是北洋政府统治北京时期，一些新贵，包括参众两院议员、各省军阀、富商等，在北京购置、新建住宅的很多。这一时期新建的四合院住宅，趋于成熟阶段。生活设施比较完备，不受皇制限制，在开间数、屋顶形式、大门颜色装饰等方面，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在西四北头条至八条，至今所见的质量较好、较为实用的四合院住宅，有不少是这个时期所建。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孙月暄的南方人，在对南北居住环境进行比较之后，赞美北京的四合院时概括为十乐：“一曰房屋轩爽，二曰庭院开阔，三曰建筑朴雅，四曰花木扶疏，五曰冬天炉火，六曰夏日棚凉，七曰结构多变，八曰对称和谐，九曰生活便利，十曰环境清幽。”这“十乐”的产生，除了文人雅士的天赋文才之外，也说明北京四合院本身的建筑布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为什么四合院内的房子要盖在四面，而不都是坐北朝南，盖成一排排的呢？这当中所表现的，主要是封建宗法观念，它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易学。按照易学的基本理论，世界万物都归结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这一思想的政治体现就是存在于中国三千年的，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他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财富的最大占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受这一思想影响，四合院建筑（无论大小）都有一条贯穿中心的中轴线。所有建筑的对称性布局，安排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处于中轴线中心的，是全院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建筑最好的，被称为正房，由家庭中最年长的的一辈人居住。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合院算作北京城的“缩微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尽管后来大圈子（北京的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大多名存实亡，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一位建筑学家考证说，天坛是拟天而建，悉尼歌剧院是拟海而建，“科威特”之塔是拟月而建，芝加哥西尔斯大楼是拟山而建，四合院则是拟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而建。应该说，四合院格局体现的不是模拟自然，而是人世间的伦理秩序，这是典型的乡土情怀。中国人的血缘意识、宗法制度，在居室空间结构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门户都以墙将居室围起，阻断他人靠近与观看。而个人的房间在家庭之内都是开放的，这与西方人的屋室外部开放，没有围墙，而居室内部家庭成员个人房间界限严格，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四合院纵横交错的围墙，织成一个城市网络，限定人们的视野和行动。而中国建筑木构架的特点使得墙倒屋不塌，对付地震很有利。可另一方面，这种超稳定的建筑结构，又与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相一致，使得封建王朝到了最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仍然象传统的四合院建筑似的，墙倒屋不塌。
以上关于四合院的文化解释，正是在深入胡同，走进四合院后才能得以切身体会的。因此，保护胡同、四合院，才更有利于世人生动、真实地了解北京的历史变革。可见，保护胡同、四合院，决不仅仅是遗老遗少们的往日情怀，而是反映北京历史的传统风貌。
四、西四北头条至八条所反映的历史变革，除了胡同、四合院以外，更反映在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
西四北头条南侧为广济寺、历代帝王庙和原中央医院后墙。广济寺在阜成门内大街25号，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佛教协会在此。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131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为明代风格，现基本保持原建格局。中央医院旧址（今人民医院）在阜成门内大街133号，开办于1918年1月27日，这是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规模较大的综合医院。
西四北二条内58号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原为1921年由陈垣创办的平民中学，平民中学校舍起初在育幼胡同（今西城区教育局址），后迁入西四帅府胡同内原萃文、萃真学校校址。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
三条内3号为隆长寺，原为明汉经厂外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奉敕建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修。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有山门一间，石门额上书“敕建护国圣祚隆长寺”。钟鼓楼各一间，天王殿三间，前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和东西僧房各五间，后殿和耳房各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寺内原千佛绕毗卢铜像移至法源寺。殿中有匾二，一曰般若观空、一曰莲花净界。联曰：妙谛不多禅一指；善缘无量佛千身。寺内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制隆长寺诗碑，诗曰：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间因为葺筑，亦次近街 。重见金轮焕，成诗纪岁年。
西四北八条11号是创办于1933年2月的北京燕京造纸厂。37号为长寿庵。长寿庵始建年代不详。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重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修。同年宝禅寺（今宝产胡同15号）僧侣将宝禅寺庙产卖掉，位于今宝产胡同15号的宝禅寺，成为从乐善园迁来的广善寺。宝禅寺迁到武王侯胡同的长寿庵，仍名宝禅寺，寺（庵）坐北朝南。有山门三间、前殿三间、中殿三间、后殿三间，僧房五间及东西配殿等共四十间。现基本保持原建格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元代，西四一带就同东四、鼓楼等地一样，成为内城的重要商业区。因为西四、东四分别成为元大都皇城东、西两侧的交通要道，两地路口的东西南北四面各建有一座牌坊，故名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简称东四、西四。两地的牌楼上都有“大市街”三个大字，由此可见其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西四，在明代后期商业的发达程度更超过了鼓楼一带，成为内城最繁华之地。
西四地区商业繁华，交通便利，使这里成为内城重要的人口聚居地。
五、1965年，北京市调整地名，位于西四北部的上述胡同改为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当我们深入探讨西四北头至八条的历史演变进程，如果将其与同一时期存在的外城做比较的话，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格外有趣的内容。
就街道产生的时间看，外城（尤其是宣南）早于西四地区。那里在辽、金时期就是都城，规划比较整齐。只是元代以后都城北移，原有的街巷格局荒废了许多。
明代嘉靖年间修建外城时，那里自然杂乱的街巷已经定型，所以远不如元大都城内的西四地区整齐规范。尤其是明代以后，紧靠皇城和西市的优越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权势人物的首选居住地。而外城则成为社会中下层，尤其是普通百姓的聚居地，其平民化倾向日益明显。 同时又因进京赶考，跑官的仕人学子大多住在南城的会馆之中，所以又有“宣南士乡”之称，其文化优势显然浓于西市。后者更多的体现着官气。
从四合院格局来看，此地区也大多整齐、规范、显出明显的霸气。不象南城，由于地形限制和人口压力，往往是小窄门楼，院内比院外地势低。而会馆建筑往往受外来文化影响，显得多而且杂，不如西市地区的规范。由此体现出内城街巷四合院风貌的正统性和官文化气息。
保护区内四合院以清末民初修建的居多，除个别四合院维修得较好，以及近年来兴建的少量有用做驻京办事处和私人豪华住宅的新四合院以外，多数四合院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但是这里的传统建筑大部分主体结构尚好（主要指传统木构建筑的柱子、梁架等承重系统），只是年久失修给人以破坏的视觉感受。保护区内大致有40%的此类建筑，对此不可简单地视为危房推倒重建，而应该逐步修缮，恢复其传统风貌。
调查中还发现历年来，特别是1976年地震后，四合院内普遍盖了许多防震棚。有的用做厨房，有的甚至被当作住房出租。不仅破坏了四合院原有的规整格局，而且大大增加了四合院地区的实际建筑密度。即永久性建筑加上违章搭建建筑的用地面积占四合院总用地的3/4。该指标对于平房四合院区来讲是很不合理的，低容积率而高密度的居住区，既影响传统四合院落的美观，又影响了空间流通与日照，大大降低了居住质量。因此整顿保护区的违章建筑是保护区保护的当务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