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之都。作为一国之都，除了有大批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云集北京外，还有大批的军人也在京城周围驻扎，因此，北京有许多以军营命名的地名，如四川营、鞑子营、火器营等等。在西城区范围内，就有北营房、南营房之类的名称。
据考，营房大多是清代驻军的地方。清军入关之后，大批“旗兵”在城区及四郊驻扎，“拱卫京师”。清代的“旗兵”主要由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不仅有满族、蒙古族、汉族士兵，而且各个“旗下”还有达擀尔、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人，有趣的是还有俄罗斯人。这些俄罗斯人是在东北雅克萨战役中（发生在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七年）俘获的战俘，康熙皇帝下诏，将这些俄罗斯人编在满洲八旗内。
八旗军卒在北京地区驻扎布防的分布，史有所载，本文不多述。西城阜成门外的南、北营房驻扎的是镶红旗和一些绿营兵，这些兵丁在这里驻扎时，大多携有妻儿老小，所以营房也是当时的“居民小区”。
虽说这些营房是“居民小区”，但保留着军营的形制，所以住房都是一排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每一排房都由几个独立的小院组成，小院是四合院的形式，但没有“大宅门”四合院的恢宏。为了便于出操、结集，小院的门坎儿很低，或者不设门坎儿。整个营区的街巷分布像一个象盘图案。
除了有营房外，还有校场，校场是用来操练兵丁的，在不操练时，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休闲和扎堆儿聊天的地方。如今在北营房南头还有“校场口”的地方，便是极好的佐证。当年阜外北营房的校场在营房的南端，与南营房遥遥相望。清末民初，“旗兵”已不去操练，校场变成了菜田，解放后在这里办了小学，目前这座小学校依在，但少有校场的痕迹了。
据当年的一些老人回忆，他们在年少时曾对校场留有印象，那时校场里还有刁斗旗竿和瞭望塔。站在瞭望塔可以西望到京西八里庄的慈寿寺砖塔和西山，东望可以把阜成门看得清清楚楚，如有战事时，阜成门会城门紧闭，而城外的南北营房便成了守卫阜成门的最后一道防线。
老人们回忆到，当年阜成门外的北营房，还负有监视营房北边马尾沟的教堂和天主教墓地之责，每逢这里有风吹草动，营房内的旗兵就会有所行动。马尾沟在北营房北墙之北，离营房近在咫尺，在清末义和团运动时，北营房的旗兵对这里教堂内教士和教民的活动，处于严密的注视之中。
北营房最老的居民姓赵，满族姓氏为伊尔根觉罗，民国之后，他们改为汉姓，据说他们最崇拜三国时代的赵云赵子龙，故姓了赵。目前，此处尚有几户赵姓居民，想必是当年伊尔根觉罗的后代。
民国之后，旗兵大多“解甲归田”，成了城市贫民或自由职业者。军营也改成了民居。因阜成门在历史上是走煤车的城门，产煤的门头沟地区离阜成门最近。所以不少居民都是去西山门头沟运煤、贩煤的“专业户”。因此，此地有不少老居民是赶大车的或者栓骆驼的把式。
八旗制是清代的军事、生产和行政制度，入关之后还保留着这种制度。但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不再打仗、狩争、捕鱼了，八旗的营房也徒有其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居民小区”。那些旗丁又疏于操练，只会提笼架鸟和游手好闲，到了民国之后，这些旗兵无皇粮了，大多改为穷汉，一些当“统领”、“佐领”的只能把一些营房租出去，成为“吃瓦片者”供以养家糊口。
阜成门外的南、北营房，成为居民区之后，营房年久失修，大多数破烂不堪，冬天透风夏日漏雨，成为了贫民窟，有了“苦海幽州”之称。
“文革”之后，北营房建了居民楼，大多数人家住进了楼房，结束了“苦海幽州”的历史。昔日的老旗兵大多离开了人世，但是留下了营房的名称。而那些老旗兵的后代，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们只能从老人的回忆中，领略北营记的遥远的过去。
顺便说一句，阜外的北营房还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不仅有满族、汉族，而且还有回族。因此，在北营房当年还建有清真寺（旧址在今天阜外医院西墙一带），供穆斯林礼拜。
在营房之外，西城区还有“官房”，如今留下的东官房、南官房之类的名称，即是证明。
所谓“官房”即是“官家盖的房”或者“官家的房”的意思。据传，“官房”是清末民初为一些破落的旗人和平民所盖，类似于今天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相声大师侯宝林曾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官房”，当年他家就住在西城厂桥附近的南官房。据大师回忆说，他听老人传南官房是慈禧太后用省下来的胭脂银盖的，借以表现她的“亲民”和体恤民众百姓的精神。
慈禧骄奢淫逸，她不可能从自己的“胭脂银”中节省出来为百姓盖房，再者“胭脂银”毕竟有限，不可能盖一片片很大的居民区。但“官房”是当时统治者拨银所建，则确实无误。
这种供城市贫民居住的“官房”，形制类似营房，一排排的与后来的工棚差不多。但其坚固程度不能与营房相比。“官房”多为碎砖彻成，房顶为青灰顶。北京当地的泥瓦匠盖这种小房颇有经验，即便是拳头大小的碎砖，他们也能和着稀泥砌上墙面。
与磨砖对缝，富丽堂皇的“四合院”相比，这些所谓的“官房”倍显简陋，住在这里仅仅比露天住宿强些。而昔日住在“官房”里的人，大多数为小手工业者、小摊贩和无业游民，他们自然不会有住“前出廊子后出厦”的大房的非分之想，但有了这样一个“窝”，也就心满意足了。据传说，当这些人住进“官房”之后，一度也十分激动，不仅仅感谢“皇恩浩荡”，而且对“老佛爷”也十分敬重了。
厂桥附近的“官房”，与王爷贝勒、王公大臣的府第为邻，但这些达官贵人并没有给他们的穷邻居带来多少“福音”。每逢雨季来临时，房倒屋塌，砸死人的事时而发生。辛亥革命之后，“官房”大多沦为私产，成为“吃瓦片者”牟财的工具，住在这里的人，更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住在“官房”里的居民十分关心，房管部门曾多次修葺。如今，一些“官房”外表十分破烂、陈旧，但有不少人家在室内装修上下了功夫，不仅换了玻璃窗，铺了地面，而且墙也粉刷了。从室内已经看不出“官房”的老样子了。
当然，还有不少住户迁出旧居，住进了楼房，但他们对“官房”的记忆不会忘记。现在厂桥一带属于25片古城保护区范围，在这里大兴土木、大拆大建的可能性不大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官房”还会存在。但是，“官房”原有的形制几乎不存了，而且大多用新砖新瓦取代了旧建材，今日的“官房”已经不是旧日的“官房”了。
在北京，除了西城厂桥一带的“官房”外，其他区也有，如东城区灯市口附近就有，至今还保留着“官房大院”的名称。不过，这里的“官房”的档次稍微高一些，据说这里的“官房”是为清内务府属下的一些小官员所置。因此，这里称“官房子”。其实，与厂桥一带的“官房”没有本质区别。
“营房”与“官房”是北京四合院、大杂院之外的居住形式，这些民居今天很少有人去研究和观察，实在是一种遗憾，殊不知，这些亦是北京居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研究、探讨北京地方历史不可少的资料。随着旧城改造的加速，“营房”与“官房”不会被当成重点文物，但它也是历史的见证，理应对其加以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