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篷、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这是老北京人对四合院里殷实人家的生活写照，也是市民阶层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吧？犹如农民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描绘得很形象，像一幅幅民俗风情画儿。
我生于三十年代，那时北京人口少，四合院特别多，小康之家都住“独门独院”。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当小学校长，二人月薪三百多银元，一袋白面才两块钱，可见教师待遇不菲。有钱人家夏天多在院子上方搭天棚遮阳。“棚行”提供杉篙、苇席，来几个架子工，半天就能搭好，秋后再拆掉。洋车也叫东洋车，日本人发明的，就是骆驼祥子拉的那种人力车。我家常年包租一辆洋车，接送父亲上下班。家里虽然没有胖丫头，我和弟弟都有奶妈，还有“厨子”。这些，好比今天的“汽车、别墅、因特网，空调、手机、小保姆”，是富裕人家的标志。
典型的四合院原本就是为一家一户设计建造的。除了“侯门深似海”的王爷府、官邸大宅院，自元大都以至明清帝都之民居，主要是四合院。它的北房相对高大宽敞，向阳，冬暖夏凉，是长辈居住的上房。西厢房次之，上午进阳光，由长子长孙居住，也可做书房，客房，《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山西，作者王实甫却是大都人，他熟悉四合院，所以让“张生”客居西厢房。东厢房夏天西晒，冬天喝西北风，由次子或女儿居住。南房也叫南倒座，四季不见阳光，属下房，住佣人，大门洞、厨房都在南边。四合院的房屋一律“脸朝里，背朝外”，关起大门自成一统，属于内向型建筑。院子里长幼尊卑，等级森严，门对门，窗对窗，互相察颜观色，循规蹈矩，可见四合院是封建家长制的外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封建大家庭纷纷解体，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应运而生。解放后城市人口剧增，四合院也就变成了各姓杂居和拥挤的大杂院。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七七”事变时卢沟桥隆隆的炮声。那天晚上，父亲提了一只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随他任教的大学撤退到南方去了。不久，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逃到天津英租界，搭乘招商局的轮船来到香港……从此，我便成了日寇侵华战争中的小难民，辗转逃难，流离失所，只在梦中见过我家四合院里的“天篷、鱼缸、石榴树”。二十年后，我从部队复员时，已经无家可归。父母客死他乡，弟弟远在新疆戍边，但我毕竟有个出生地呀，就和妻子一同回到北京，寄居姨母家一间6平方米的门房。说来有趣，这个四合院———寿康里2号，原本是我们赵家租住的“独门独院”，南下逃难时，请二舅从农村搬来为我们看家。日寇在农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我的三位姨妈，拉家带口逃进城来，都住在寿康里2号，生活无着，只好变卖赵家的“家当”。衣物摆设尚不足惜，我父亲的上万册书籍和字画，卖得让人心疼。我回来时，二舅说起这些往事，深感愧疚。此时院里共住七户三十余口，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了。妻子在这狭小的门房里为赵家添了两“千金”，得到姨奶奶们的多方关照，也属福分。没有书桌，我趴在床边写字，稿件被小姐尿湿，拿去发表，成为“骚文”，对不起读者呀。
战友老杨动了恻隐心，叫我搬到他家去住。这个光彩胡同9号，是带跨院和后院的变形四合院，有大枣树、葡萄架，属私房。我家住两小间南房，共14平方米，面积顿时扩大一倍！同院六户，有编辑，教师，厂长，工人，售货员，理发员，护士，科长，五位爷爷奶奶，十几个孩子，像个和睦互助的大家庭。年轻人都是双职工，孩子们脖子上挂着钥匙上小学。每逢副食店来了带鱼、芝麻酱，当售货员的阿姨就会招呼我家大妞儿赶紧去买。年年冬贮大白菜，送蜂窝煤，上班人不在家，邻居垫钱也帮着买下来。孩子们打枣、摘葡萄，都懂得先孝敬爷爷奶奶。而老人有病时，我们半夜蹬三轮车也能把他送进医院。
“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居委会也组织街道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破坏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后来使用煤气罐，家家争地盘盖小厨房，把个院子挤得推不进自行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成片的居民楼拔地而起，四合院也只好作为文物保存一些。人们陆续住进“防盗铁门一锁，老死不相往来”的鸽笼式单元楼房，又开始怀念大杂院里那种温馨的邻居关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