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与什刹海文化

    文化兴区的热潮中，通州区提出了运河文化；宣武区提出了宣南文化、会馆文化，这是以文化的底蕴和积淀而言。溯西城区的底蕴和积淀，并联系今日的现实，西城区的文化外在表现形式应是什刹海文化。讨论什刹海文化，首先要明确北京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因为什刹海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五十多年里，新中国的首都文化在北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北京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征，也就是新中国首都文化的母体基因。

北京传统文化杂说
    北京传统文化的近源是京师文化，京师是个政治概念——首都。也是个社会概念，以清代而言，就是“内八旗外五城”两大社区。社区文化的形成，以人口构成为主体，特定的人口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制导下形成了社区。社区固定在一定的地域，社区文化也就受到了地域因素的影响。北京传统文化是社区文化，京师社区的人口可划分为两个大群体。一个是主导群体，皇帝、贵族、官僚、书吏、会试举人、清代的八旗集团均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经济特征是由国家供养。另一个群体是为主导群体服务的群体，商贾（由富商至小贩）、仆役、工匠、佣工……均属于这个群体。既然是服务群体，当然离不开服务对象，这个群体的经济特征是依附于主导群体。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可喻之为坐轿子的和抬轿子的之间的关系。上述划分是撇开政治、经济、地位的划分，所以称之为“群体”。两大群体的经济特征也就构成了京师经济的特征——消费经济。由于京师人口不是吃皇粮的人，就是为吃皇粮的人服务的人，所以京师人口的政治特征是关心时事，京师人的利益和政局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京师人口构成的特征是很难形成土著居民。皇族要“分封就蕃”；官员要“致仕还乡”；会试举人中与不中均是“京城过客”；商贾发财后要回乡“造屋置田”；“打工仔”来京的目的是挣些银子“归根成家立业”。上层、下层均不定居，京师的政治原因是京师是个是非之地，致仕还乡是朝廷定制，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经济上的原因是“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师人口，在京师一“游”之后，又回到全国各地。直到清廷移鼎燕京后，八旗集团才成为了定居京师二百六十多年的“老北京”。

    京师人口政治、经济的特征决定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北京传统文化是在辐凑辐射的过程中形成的，总体讲，可概括为兼容性、包容性、混溶性、集大成性、正统性、稳定性。北京建城之后，其发展的历史于空间上没有改变过，于时间上没有间断过，所走过的轨迹不但完整，而且清晰，所以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实可谓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正统所在，正气所钟，与时变进，影响全国。

    论及京味文化，有京味即舍味（老舍），舍味即旗味之说，此说诚然有些以点代面，但旗味确实是京味强劲的近流。清廷移鼎北京后，将内城非旗籍人口一律迁往外城。把内城变为一座兵营，由八旗官兵携眷驻防，号称京旗，人口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六十余万，在内城形成了京旗社区，外城是明京师的延续，人口可达三十余万。从整体上来讲，外城人口相对稳定，从个体上来讲，总是处于流动之中，很难转化为长年定居的人口。清代实行旗人、民人严格区分的政策，不但分区居住，在行政管理上亦各成体系，在法律的制约下、政策的制导下，就形成了内城、外城两大社区。内城京旗社区的文化体系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宫廷府邸文化和平民文化。宫廷府邸文化的特征是“满汉合璧”，合璧的实质是满文化凭借着政治优势在形式上“半璧生辉”。平民文化即内城的市井文化和胡同文化。由于京旗集团的寄生性，其特征是闲人的休闲文化，其市井表现形式是鼓楼文化。外城社区的文化体系可分为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士大夫文化又称宣南文化，其市井表现形式是琉璃厂文化。平民文化的下层表现形式是天桥文化，由于外城平民的下层是为了生存而奔忙的人，所以天桥文化的特征是忙人的休闲文化。外城平民的上层是商贾，平民文化的上层表现形式是前门商业文化。由于北京是直接消费市场，所以经营特征是质高、价高，前门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同仁堂、瑞蚨祥等老字号的企业文化。

    进入二十世纪后，清廷满汉分城、分治的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士大夫阶层开始移居内城，首选的卜居之地自然是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俱佳的什刹海地区。辛丑条约签定后，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东单、王府井一带，近代商业开始兴起，其繁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地区“繁荣娼盛”，发展成了“红灯区”。辛亥革命后，德胜门内的正黄旗驻地、安定门内的镶黄旗驻地迅速平民化。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国务院、各部署大多开府西城，民国新贵们纷纷在西城建宅起邸。于是，形成了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之说。但这并不是形成了新的社区，而是人口迁徙的趋向，亦是文化发展的趋向。上述趋向给四城区的文化氛围以重大的影响。

    “西贵”之说表面上是民国新贵多居西城，“地以人贵”，其实质是科举制度废弃后，宣南文化哀，什刹海文化兴，“地以文贵”。

什刹海——京城水乡文化渊薮
    什刹海是永定河故道上形成的湖区，辽金时期系北郊的风景区，元建大都时，湖区成为了城市的中心区。明清时期这片湖区划分成内三海和外三海，内三海即皇家禁苑的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即什刹海，具体而言又分为前海、后海、积水潭。由于内三海封闭在禁苑的高墙之内，可谓“养在皇闺人难识”，什刹海也就成了世人的京城水乡。北京公园均辟于辛亥革命之后，在此以前，什刹海是北京内城唯一的公共园林。由于北京的主导群体大多是“官身”，虽然清代的各级官员大多“不理事”，有爱新觉罗氏与胥吏共天下之说，可是“官身”免不了要“点卯”，京旗官兵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出城旅游确实不太方便，于是什刹海也就成为了“九门红尘”之中回归自然的城市园林，系时人舒心换境的好去处，“四时之游，景物备焉”。春日环湖“绿柳舞东风，桃李报春辉”，囿于四合院中的京城市民纷纷到湖滨寻春踏青。夏日，三海荷花盛开，沿岸绿柳如烟，避开市井，远离胡同到湖滨目清波、赏青莲是都人消夏纳凉的最佳之所。前海后海的界桥名为银锭桥，燕京八景之中有“银锭观山”之说，倚桥远眺西山，令人心旷神怡，顿生秋高气爽之感。冬日瑞雪初霁，踏雪者、戏冰者纷纷来到什刹海领略冬天的神韵，冬之韵也就是春天到来的脚步。

    泉城济南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赞，“半”字显然是虚指。因为北方城市大多缺水，城中能有一泓清水，也就有“半”字之誉了。言北京有“半城湖”，虚指、实指皆不为过。内三海和外三海纵贯了北京西城区，水灵启迪了心灵，水韵润育了诗韵，什刹三海与其说是京城水乡，不如说是京城文薮。萨兆沩先生称什刹海为北京的母亲河，诚不为誉也。因为什刹海不仅是京城汲之水源，而且孕育了京城文化。游牧民族逐水而居，逐水而迁，所以元大都的中轴线是一条水线，即今日的内三海、外三海，宫殿群也环水而建。农耕文明又称为大河文明，农耕社会的城市滨水而建。永定河的洪患迫使北京不可能城于河滨，贯穿北京西城的什刹海水系也就成为了北京的母亲河，滋润了北京的传统文化。元明清三朝，什刹海地区的文化氛围均集中地反映出了京师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缩影，亦是北京传统文化发展的趋向。

什刹海休闲文化
    什刹海地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甚多，“净业观荷”、“白莲洗马”、“大阅兵鞋”、“广化河灯”、“银锭观山”、“普济晚钟”、“汇通晴雪”、“柳下清音”、“绿茵奉经”……这些景观的形成和文人雅士、平民百姓的共同参与是分不开的，并和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娱乐文化、诗文化、棋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曲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什刹海休闲文化。“休闲”也就是“换境”。囿于市尘之中，均会产生对三境的追求。三境首先是生境——充满了绿意与生机；其次是画境——超越主观的美；再其次是意境——用主观去拥抱客观。什刹海地区的自然环境完全可以满足人们换境的需求，环湖又多寺庙、别墅；茶棚、酒肆；诗社、棋社；曲会、谜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世人得到了开释与解脱，也产生了寄托与冀希。同时也陶冶了情愫，迪涤了心怀。多少人在什刹海留连忘返，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见诸于文载的名人亦不胜枚举。元代的虞集、揭奚斯、赵孟、萨都刺、宋……；明代的袁宏道、李东阳、米万钟、吴宽、于慎行……；清代的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法式善、洪亮吉……；辛亥革命以后的鲁迅、章太炎、梁实秋、老舍、张伯驹、陈垣、胡适、陈半丁……都和什刹海有不解之缘，或卜居、或小住；或诗咏、或游宴。他们的妙笔均为什刹海生花。什刹海是京城文薮，又是全方位开放的京城水乡，全方位的开放使得什刹海文化具有多元性，在多元之中又具“混融”的特征。见诸文载的名人在什刹海留下了吟咏之篇，不见于文载的常人也在什刹海一展风采。诸多的民俗活动、清音桌一类的自娱活动是有什刹海特色的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均寓于休闲活动之中，均侵润了湖光水韵。

四、什刹海府邸文化

    什刹海环湖多王府、官邸，滨湖开第的醇亲王府、诚亲王府均获得了引御河（什刹海）水入园的殊恩，形成了墙外大湖、墙内小湖的总体布局。为了使大湖、小湖、大园（什刹海）、小园尽收眼底，许多府邸均建有临湖楼、观海亭之类的建筑，这些亭楼高居于园墙之上，主人的目的是把什刹海收入园中，但客观上起到了以小园点缀大园，融小园于大园的功效，可谓“一枝红杏出园来”。府邸是封闭的“红杏出园”给环湖增添了人文景观的趣韵。府邸虽然是封闭的，但众多府邸对社区人口构成、社会环境的形成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王府文化系紫禁城文化的外延，官邸文化系士大夫文化的上层发展，两者互相影响，又均融于什刹海的湖光水韵之中，构成了什刹海文化的重要特征，并对周边地区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起到了制约、制导作用。

五、什刹海宗教文化

    清廷迁非旗籍居民于外城时，明确规定僧、道仍可留居内城的佛寺、道观之中。什刹海之名有两说。一说后海两岸有什刹海寺；一说环湖有净业寺、广化寺等十座巨刹。两说均有其理，但细究什刹海地区的寺观，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四十余座，可谓京城之中的“海天佛境”。迁居外城的高级官员“五更早朝”，下级官吏“上衙点卯”确实有路途之劳，于是有不少寄身寺庙之中以免“迟到”。时人称之为“庙寓”。如果说宣南是“士乡”，什刹地区众多的寺庙可以说是宣南士人的“行馆”。行馆设于寺庙之中，佛道宗教文化为了适应士大夫阶层的需求，也就进一步儒化。古有“孔子之徒不拜佛神”之说，士大夫把中外宗教视为一种“学问”，对“学问”的态度是“探讨”而不是“信仰”。佛教顿悟之说、佛寺中的禅境是官场之人开释、解脱的需求，得意之士、失意之士均会产生“太累了”之感，均需要“换境”，以达到“心随境迁”、“心境相怡”。佛寺中“曲境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画境，晨钟暮鼓的声境，融汇为禅境中的意境，正是世人舒心换境的最佳去处。

    什刹海宗教文化儒化，在茶文化、棋文化、琴文化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许多士大夫阶层人士游什刹海时，好到寺院中来品茗。“入寺”本应“礼佛”，但入寺后只“敬上香资”，并不上殿叩拜。直入茶寮，在禅境之中悟会茶的灵韵，以达到物与我的顿开顿释。什刹海地区的棋社大多设在寺庙之中，因为对弈需要有个静、净之境，堂室轩敞、花木扶疏的寺观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对弈之时“容千军万马于方寸之间，浩然之气常发于黑白之阵”。所以对弈之道不但是养生之道、怡情之道，亦有利于雅志、砺行。进入棋境是寄托与解脱，亦是憬悟与拓思。古筝、古琴属于高雅乐器，春秋时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就以琴相交，成为志在高山流水的知音。结琴社于寺观之中，有“悟”、“省”之意，亦有超尘之追求，冀希用琴的韵缀调节世间的繁纷，使人心态超于平和。

六、什刹海饮食文化

    什刹海是京城水乡，水情水韵给环湖地区的饮食文化带来了水的风情。概括起来讲，所食“湖鲜”，所借“湖景”，会贤堂、临湖第一楼、烤肉季、合义斋等餐馆均在水乡的基调上形成了别有情趣的饮食内涵。会贤堂位于前海北岸，原是礼部侍郎斌儒的私邸，系多进四合院，改建成饭庄时院内建起了戏台，四合院搭上了罩棚，并增建了临街面湖的十二开间二层楼房。其“硬件“足可承办大型排场的喜庆寿诞活动，接纳几百人同时进餐，并大唱堂会。会贤堂的老主顾大多是王公大臣、官僚显贵、上层名士，也好临湖结社，两朝帝师的“状元宰相”陆润祥和当时的名流们经常在会贤堂以诗会友，号莲池诗社。《都门杂咏》有云“消夏都人趋什刹，澄波万倾尽荷花，会贤堂上笙歌里，多少王孙忘返家”。会贤堂是山东馆，以海参、鱼翅、燕窝等海味见称。其实，食客赴会贤堂是意在品湖鲜，鲜菱、鲜荷、鲜鱼、鲜虾，是招揽生意的时令之馔，夏季的四鲜冰碗更是名噪京华。有些著述认为会贤堂价格奇昂，寒士不敢问津，所言也不尽然。二十年代中叶，老师带小学生到什刹海春游，中午时全班师生在会贤堂吃了一顿炒面。由此看来，斯时会贤堂大概是楼上雅座，楼下是“大众食堂”。商家知道，若是“门口罗雀”一定会造成“凤去楼空”。只有门庭若市，才能招来“金凤凰”。

    合义斋位于后门桥西北角，从北京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讲，其经营的主打食品灌肠与都一处的烧麦、会仙居的炒肝、穆家寨的炒疙瘩一并称为京师四绝。从什刹海文化的角度讲，合义斋所创夏季“出摊”的经营方式，实开荷花市场的先声。前海湖心岛昔日有长堤和湖岸相连，每到夏季合义斋即在岛上“出摊”。除经营传统的灌肠外，添加荷叶粥、冰糖莲子、酸梅汤、糖水荸荠等时令食品。环岛的垂柳丛青，湖中的荷花凌波斗艳，如画的食境起到了“店雅不怕巷子深”的作用。虽然小岛“地僻”，但夏季时生意比本号红火得多。

    集贤居（集香居）位于前海东北岸，系一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上是雅座。由于其后轩面湖，所以上悬匾额“临湖第一楼”。该楼虽然区区，但陈设典雅、古色古香，室内悬挂的字画，均是当代名人就餐时即兴之作。所经营的肴馔是以清淡为特色的家常菜，这对口厌百味之士来说，却能吊起食欲。临湖第一楼是夏日观荷、冬日赏雪的最佳处，文化氛围入微入韵，所以到此就餐的人大多数是文士，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讲，可谓充满了书卷气。

    烤肉季位于连接前海和后海的银锭桥畔，饭庄临湖建楼，凭栏西眺可领略“银锭观山”的景观。旧京有“贴秋膘”之说，立秋后吃烤肉是应时之馔，立冬后吃烤肉则更富有雪中情趣。松枝烧得噼噼啪啪，烤肉的香味阵阵扑鼻，刚开坛的老白干醇香四溢，只要不是“清风透袖”，怎能不走进来一尽口腹之美呢。

    综上所述，什刹海饮食文化的特征是寓食于景，寓景于食，景、食又均和时令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在“雅化”的趋势中，并不排斥“大众化“。

七、什刹海商业文化

鼓楼前
    论及旧京内城的商业区，有东四、西四、鼓楼前之说。鼓楼正对皇城北门——地安门（后门）。什刹海东畔的后门桥位于鼓楼和地安门之间，该桥把什刹海风景区和鼓楼前商业区有机地连成一体。

    拱卫紫禁城的侍卫和亲军营、护军营官兵大多出入地安门。内务府七司三院的官吏、苏拉亦由地安门进出。掌管北京城防、治安、司法、市政的步兵统领衙门位于后门桥东的帽儿胡同。略加统计，活动在后门桥一带的“八旗官人”有五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吃皇粮的”，属于“敢花的主”。什刹海周滨又多王府、官邸，显贵们更是高消费者，所以后门桥一带的商业异常繁荣。其文化特征首先是“诚信至上”、“能赚不能坑”。其原因是旗人最讲“面子”，从商人的角度讲，“旗门大爷“的钱好赚，宅门大爷的钱更好赚。赚了大爷的钱，大爷不在乎；坑了大爷，大爷丢了面子非给商家点颜色看看不行。其次是“不能得罪老主顾”，旗人严格按照八旗方位分居内城，不能随意迁徙，出城四十里就需“特别批准”。也就是说商家的顾客十分固定，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确实不能得罪老主顾。再其次是后门桥商业区的顾客们都是“吃皇上饭”的人，有稳定的收入，所以购物时大多不是现金购买，而是“记帐”。宅门和平民均能从不同档次的商店中获得年终结帐的“优惠”。因为宅门不会欠帐；旗籍平民按季“关饷”，欠了帐也有能力偿还，大不了把“钱粮单子给押上”，决不会逃帐。年终结帐时也不会“两清”，总得“留个零头”。如果顾客提出“清帐”，就是宣布“明年不登贵宝号的门”。

    后门桥商业区有代表性的老字号当推庆和堂饭庄、广庆轩书茶馆、天汇轩大茶馆、吴肇祥茶庄、谦祥益北号。

    庆和堂原在白米斜街，后迁至地安门外大街。该堂专作内务府司官（中层干部）买卖，众多的“财神”“下值”后都要到庆和堂“小聚”，承包商们也都到庆和堂“候着”，“酒宴桌上好办事”。爱新觉罗氏的干部政策是“奴才坑主子（的银子）不算没良心，只要对主子有忠心（政治上靠得住）就行了”。内务府上上下下“拿银毛（回扣）”是公开的秘密，秘密的公开。庆和堂生意一直“火”到冯云祥逐溥仪出宫（1924年），才“一天不如一天”。

    后门桥附近有六家书茶馆，书茶馆多的原因是清代有在内城禁止声乐活动的禁令，评书是“干说”，无丝竹相伴，“不犯禁“。六家书茶馆中，一溜胡同的广庆轩档次最高。书客都是些体面的人物，末科状元刘春霖亦是常客。其中不乏评论家，发表的书评不但可以左右茶馆生意，亦可影响说书先生的前程。该茶馆临前海东岸，亦是倚窗观湖之所。上午不开书时，多有诗会、谜会、曲会的活动，文化氛围颇浓。

    天汇轩大茶馆位于后门桥东南角，今天汇大院即是其旧址，其大可想而知。天汇轩是京城八大轩之首。从硬件上来讲，是标准的大茶馆，临街是五开间的门面房，中堂悬挂超级大铜壶。店堂后是几进四合院，罩棚下是散座，厢房和后罩房中是雅座。散座的客人大多意在休闲，雅座的客人多是“议事”。为了显示“文化档次”，天汇轩常常举办些应时的灯会、谜会、赏菊会等活动，借以扩大影响。大茶馆的特征是集休闲、社交、中介、饮食为一体。天汇轩能居八大轩之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什刹海的游客多在此“歇脚”；二是邻近步军统领衙门，亦属“吃官场的”。

    吴肇祥位于后门桥东北角，是个至今兴旺的百年老店。光绪年间吴肇祥成为了清宫的“御贡茶庄”，其经营方针是“货实”，皇家的买卖、民间的买卖“都拉着”，大钱小钱都赚。

    谦祥益是著名绸布店，与瑞蚨祥等几家老字号合称“八大祥”，总店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东口，现称北京丝绸商店。谦祥益北号位于地安门大街路东，今地安门新华书店，专做“宅门”的生意。每当阔主顾光临，立即让到楼上“雅间（贵宾室）”敬茶，由店员送上样品供贵宾挑选。选定后派专人送到府上，一律年终结帐。清朝的王公、北洋军阀的显贵们都是谦祥益北号的常客。这些人“钱来得容易，花得也痛快”。如果“两贵相遇”，说不定演出一场“斗富”，店家就大发其财了。谦祥益北号对于一般的市民阶层也决不“店大欺客”。只要客人进门，买多买少，买与不买一律躬迎躬送。对所有买主均实行“老尺加一”的优惠。所谓的老尺是针对“新尺”而言，一些店家把“尺”缩小来坑买主，被发现后则称本店使用“新尺”。“加一”就是计量时“满丈（十尺）加送一尺”。“不满丈”多少也要“让点”，以体现加一的精神。谦祥益北号的经营方针可以说是后门桥商业区的代表。首先是“客源”稳定、固定，所以“不能得罪老主顾”，绝对“货实”。其次是大钱要赚，小钱也要赚。赚小钱图个“红火”，能赚小钱才能招来大钱。“门前一冷，大钱也就赚不来了”，“赚小钱是给赚大钱当幌子”，从商家角度来讲，这是生意经，但客观上来讲亦有利于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也得到了“实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后门桥商业区和前门商业区比较起来，更是突出了上述特征，因为后门桥商业区的京味更浓。

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位于前海北沿，依岸形成了一条斜街，街东口在鼓楼前商业区，街南口正对银锭桥，这条不长的斜街沟通了风景区和商业区。地理位置决定了烟袋斜街的氛围特征——商业文化化；文化商业化。于商业而言，该街有传统的积淀，在元大都时代就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于文化而言，该街商家多经营旧书、字画、陶瓷、铜器、石器、玉器、硬木家俱、金银手饰等，诸业之中裱画业最为发达。由于什刹海地区多寺庙，所裱之画以佛教文化为题材的居多。烟袋斜街的饮食文化也很有特色，由于街窄不便摆摊，由摊贩经营的小吃，在斜街多是在店铺出售。这种变化促成了小吃的雅化，但在雅化的过程中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走得太远，所以仍不失原来的风味。斜街冠名以烟袋，是街东口有好几家烟袋铺，在舶来的洋烟卷没有普及之前，北京的烟民酷爱传统的旱烟、水烟，只要经济上还掰得开，烟民在烟袋上都是肯花的主，店家看准了商机，在旱烟袋、水烟袋的制作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烟袋的花样层出不迭，铜烟袋锅烧出的味要“醇”，烟袋杆要“通”和“直”。最讲究的是烟袋嘴，上档次的为玉、翡翠所制。三部件的组合要配套，形成了所谓的烟袋文化。于是鼓楼斜街也就变成了烟袋斜街。现在烟袋斜街为“步行街”，在开发步行街的过程中，昔日商业文化化；文化商业化的传统还是应该借鉴。

（三）鼓楼后——内城的天桥

    “鼓楼前”是内城的商业区，“鼓楼后”是内城的娱乐区。从形式上来讲，天桥有的鼓楼后大多也有，但内容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异。因为天桥文化是忙人的休闲文化，鼓楼文化是闲人的休闲文化。见于篇幅所限，只能例而言之。天桥评书的听众是逛天桥的人“坐下听一会儿”，很少有“常座”和“长座”，“站着捧场”的人比“落座”的人要多。说书先生要“段段出彩”才能稳住场子，否则听众四散。鼓楼书场大多是“书座”，不是“长客”也是“常客”，一部书从头听到完，所以说书先生要讲究前后呼应，对人物刻画要入微入境，因为听众之中不乏“品书”之侪。简而言之，天桥评书是一场定输赢的“短打”，鼓楼评书是有套有路的“长拳”，“拳”是“圈”的协音，意在把听众“圈住”。从总体上来讲，鼓楼文化是天桥文化的“雅化”，因为外城的平民是为衣食奔忙的“打工仔”，到天桥来是忙中偷闲，内城平民是有皇粮可吃，衣食不愁的八旗子弟，到鼓楼后来是闲中消闲。

八、荷花市场

    如果说什刹海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缩影，荷花市场所体现出的文化氛围则是什刹海文化的缩影。什刹海是城区之中时令之游的最佳去处，而时令游往往又和宗教活动、文化活动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为其服务的商业活动也就应需而生。宗教活动的高峰是农历六月初六的晾经节和七月十五的盂兰会。诗社、棋社；谜会、曲会等文化活动往往也寓之于赏荷。所以夏季之时滨湖地区茶棚、酒肆比比皆是，民间艺人也赶来逢场卖艺。《北平俗曲十二景》云：“六月三好热天，什刹海前正赏莲，男男女女人不断，听完大鼓书，再听十不闲。逛河沿，果子摊儿全，西瓜香瓜杠口甜，冰儿镇的酸梅汤打冰乍卖，了把子莲蓬，转回家园。”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之上，1916年京师警察厅在前海开办“临时市场”，以端午节至中元节为营业期，斯时荷花由始到衰，故又名为“荷花市场”。荷花市场集美食、娱乐、购物为一体，美食是以湖鲜为主导的夏令时品；娱乐则是传统京风京韵的评书、相声、落子、杂耍、把式……；购物多是古玩、字画、旧书、花卉、虫鸟，以及应时的纸扇、绢扇、蒲扇等物品。时人对荷花市场的评价是“近于平民化”，“近”字表明了“荷花市场”比“天桥”和“鼓楼后”要雅化。因为从大环境而言，什刹海文化是宣南士大夫文化的平民化，又是内外城平民文化的雅化。

九、什刹海的开发

    什刹海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人文景观与时相延。以宣南文化而言，科举制度废弃后，已是“凤去楼空”；以运河文化而言，漕船停航后只留昔日旧迹。相比之下，什刹海文化可谓历六朝而不衰，至今仍充满了生机，为中外游客所钟。进一步开发什刹海，非本文所能力及，只好谬发管见，抛砖引玉。

    开发什刹海从内容上来讲，应以文化为轴心，与商业形成辐凑辐射之势，从层次上来讲，应以文化为核心，商业为外围。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而是“文化为月，商业为星”，众星捧月。在捧月的过程中，众星的身价一定会倍增。如果“商业为月，文化为星”，难免“月明星稀”，过于明亮也就刺目，人们只能避之了。从开发渠道来讲，宣南文化之盛，可归于会馆林立。广东先富起来的一些地区，已有在京恢复会馆的冀希。“会馆”二字只是地方非政府驻京的机构的借用名词，总括起来讲，会馆的功效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的开发与交流过程中，起到加强沟通的作用。今天后海北岸苏州驻京联络处已挂牌面世，如果各地重建“会馆”的冀希能够实现，什刹海的会馆文化一定会胜于历史上的宣南。“请近来，走出去”是同步的行为，投桃报李是我国的传统。什刹海畔“会馆”林立之时，北京在外地的“会馆”也一定能星罗棋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