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镖客

    镖师和镖客的区分，首先镖师是职业，镖客是副业。客者，客串也。其次，镖师是商业性雇用，镖客是“帮一把”。肯帮一把的原因很多，“穷帮穷，富帮富”是最正常的现象。镖客都有自己的本业，在街面上虽不是头面人物，也属体面人物，是“叫得响，踢得开的主”。而且在武林之中小有名气，有一帮哥们，有一伙徒弟。具备上述条件，为人又仗义，街面上有“嘎杂子”的闹事，当然是有能力制止。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世间的土地爷——保一方平安。镖客虽系客串，但也不能总是白唱。对送来的“心意”不会拒收，但也不会去收“保护费”。正因如此，镖客是街面上的体面人物。写镖言镖，既然写老北京的镖行，也就把这种体面人物收了进去，名之为“镖客”。概而言之，镖客就是客串镖师。

后门桥桥神爷——专栽镇桥公

    京油子在茶馆里侃大山，人们常揶揄不受欢迎的侃爷“得了，您这是要饭的打官司——没的吃，有的说。”谁都知道，“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所以要饭的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和人打官司，到“大堂上论论理。”可是直至清末进行官制改革之前，北京常常发生要饭的打官司之事，而且诉讼对象大多是阔商。

    北京要饭的虽无统一组织，但有帮派、团伙，并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要饭，其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三种，即“善要”、“哄要”、“恶要”。

    “善要”是最普通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要饭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或妇女小孩。这些人沿街乞讨，挨户恳求，用最能打动人心的言辞乞求怜悯。

    “哄要”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凡遇住户有喜事，即云集门前唱喜歌讨赏钱，以致妨碍婚娶的正常秩序，户主只好出几个钱来送晦气。

    “恶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趁年节吉日，闯门入户，不给钱就不走，给少了也不走，公然对户主声称：“要饭的好打发，也要看个时辰……”户主怕和要饭的发生冲突沾上晦气，只好伤点小财。

    另一种情况是由“哄要”发展成“恶要”，开始时一群要饭的聚集在某商店前进行“哄要”，碰上店主“不开面”，或出手太吝啬，便故意制造冲突，借机扭住店方伙计撞头，声称:“撞死在你这里，”接着就自己弄破鼻子，抹一脸血，再趁机把藏在怀里的红颜色瓶倒翻，弄得浑身上下“鲜血淋漓”，躺在地下装死。其他要饭的则高呼：“打死人喽”！“出人命啦”！一时围观者如堵。店家要是识相，便赶紧破财消灾，但事态发展成这一步时，绝不是几个小钱可以了事的，只好实实在在地破费一番，才能让这群“恶要”的乞棍抬“尸”走人。

    有时倘若双方争执不下，惊动了“地面上”，派练勇、街兵前来“弹压”，或是乞棍们抬“尸”上堂，到衙门口喊冤，变“私了”为“官了”,要饭的也就“没的吃有的说”，打上了官司。

    要饭的打官司，大老爷当然不会坐堂亲审，而是叫刑房来处理，刑房的职掌相当于现代公安局司法科或初级法庭。刑房的师爷、吏目们对要饭的打官司的处理方式是“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将双方“肇事”者一同锁拿到案，甚至一同在衙门前戴枷示众，并不忙着审理。

    这时店家只好请客、送礼、托人情。只要银子花够了数，大老爷不用坐堂（开庭），案子在刑房也就结束了。要是店家不开面，案子就会扩大化，大老爷就会开庭审理，店家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因为刑房师爷捞不到贿赂后异常气恼，早把案子“诓”好，单等开庭时让店家入套。所以上堂后要饭的振振有词，真是没的吃有的说，于是一堂结案，店家的后果可想而知。不但伤财，还要丢人，甚至被绳之以“法”。

    即便是店家的门子大、路子宽，把这场官司打赢，但堂堂“大掌柜的”竟然和要饭的一起对质公堂，也是贻笑大方，“沾了一身晦气”。况且要饭的也不怕输，官司打输了也不过是在店门前由官差押着戴枷示众，店主人还要用好酒、好肉款待“差爷”。对要饭的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押解回籍，但大老他也不愿干这种傻事，因为要饭的身上无油水可捞，大老爷不但要给“解差”发“出差费”，还要给要饭的赔上几个饭钱，真是得不偿失，官司要赢到这一步，店方在大老爷身上的孝敬也就可想而知了。

    位于地安门和鼓楼之间的后门桥，是老北京的商业区，亦是要饭的云聚之所。要饭的面黄体瘦，整天在桥边一蹲，时人谥之为镇桥侯。著书言及乞丐，有伤及大雅之嫌。其实，对城市的研究而言，乞丐是一个颇能反映实质的切入点。首先应探讨的是什么人沦为乞丐，因为乞丐是“自由民”，不承担封建义务。其次是一个城市能容纳乞丐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城市的人口构成、经济结构，以及“繁荣”的基础。再其次是市政当局对乞丐的态度，最能反映出社会是处于上升时期还是没落时期。故一些研究城市的专著，均有关于乞丐的章节，写老北京的镖行，也就不能不言及乞丐。

    北京的乞丐有两大帮，南帮以天桥为聚集点，南帮乞丐大多是家乡遇水旱之灾而流入京城的饥民。进京后有“打工”的追求，也不会久滞，灾情一过也就返乡务农。北帮以后门桥为聚集点，是职业乞丐。职业乞丐以要饭为业，无打工的追求，沦为职业乞丐之前，大多是“游手之徒”。后门桥和掌管京城治安的军政机关步军统领衙门近在咫尺。嘎杂子们都有法制观念，更有“眼力见儿”，闹事很会选择场合。故后门桥一带“社会治安好”。但旧京治安机关有个不成文的土政策——不惩治要饭的。这种土政策的形成并不是出于恻隐之心。而是要饭的既敲不出钱来，又榨不出油水，“把叫花子收监，他倒有饭辙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要饭的打官司能当原告，当不了被告。商界、民界不堪要饭的骚扰时，只好“打点打点花子头”，所谓的花子头，就是“丐帮帮主”。旧京的“花子头”并不是电视剧中丐帮帮主的角色。概而言之“花子头”有两手，一手是“打”；一手是“养”。“打”是手持“龙鞭”，在固定地盘上见要饭的就打，打服了，也就调教出来了——按月上交“孝敬”。“养”是给要饭的提供冬季住所。职业叫花子四季滞留城区，冬季是老天爷“收人”的季节，更是“收叫花子”的季节。一夜风雪，街头巷尾总要出现一些“路倒”。这些“路倒”大多是叫花子。德胜门外后九条一带是旧京城乡两不管地区。花子头在这一带建造低矮的土坯房，时人称之为“鸡毛小店”。春、夏、秋三季租给“打工”的，冬季“打工”的都还乡了，“小店”也就成为了叫花子的“冬宫”。“冬宫”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鸡毛，这层鸡毛也就是叫花子的鸭绒垫、鹅绒被了。叫花子住“冬宫”也不是白住，要按例“孝敬”。光凭着打一手，很难成为丐帮帮主，虽说叫花子是贱骨头，不怕打，但也不能真打，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京城是“首善之区”，“法制社会”，要是失手打出人命，后果亦难设想。建“冬宫”广收京城叫花子，帮主之尊也就“势之必然”。旧京城乡不管之地有不少“鸡毛小店”，所以帮之多也是车载斗量。要饭的被时人谥为镇桥侯，丐帮帮主也就被谥为镇桥公了。

    后门桥的“桥神爷”，姓佟名国泰，原系清廷护军军官，掌地安门之守备。佟国泰是善扑营出身，凭功夫挑了乾清门六品带刀侍卫，后因误差丢了侍卫的前程，发到地安门来效力。地安门是皇城北门，清末时的“守备”，也就剩下“晨启夜闭”了。佟爷虽然左迁“闲差”，可是照样吃粮领饷——福利待遇不变。所以也就有“塞翁失马”之感。早上地安门一开，佟爷第一个到天汇轩来喝早茶,一坐就是一上午.下午没事又到一溜胡同广庆轩听评书。后门桥虽然不是护军营“防区”，可是街面上的事“门清”，附近商、民两界没有不认识佟爷。街面上有什么事，佟爷出面准能摆平。八旗兵丁最讲等级制度，步军营礼敬护军营，护军营礼敬亲军营。因为亲军营驻守紫禁城，护军营驻守皇城，步军营驻守内城。步军营的巡兵，佟爷挥手就能叫过来，护军营出地安门缉拿歹人，步军营决不会干涉。但佟爷摆平街面上的事，不是靠官威而是靠声威。先声夺人，胜过官威压人。

    “辛亥国变”之后，佟爷成了一介布衣，无饷可吃，无俸可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佟爷不会像八旗兵丁那样即刻沦为城市贫民，左思右想之后，在后门桥路东凭了三间门脸房，开了一个“国泰布衣店”。意在说佟国泰沦为布衣，开店谋生。这个“布衣店”经营的范围极广，实际上是个旧货拍卖行。民国时期八旗各阶层人士大多靠典当度日，当铺的经营方式是——黑到家。相对而言，“拍卖行”还是比较“公平”。所以“国泰布衣店”的生意兴隆。有势是爷字辈的人物，有钱也是爷字辈的人物。“国变”之后，佟爷在后门桥一带，依然是个响当当的角。呼则应，叫则响。善扑营、护军营的一些旧人，由于“没有了营生”，投到了“国泰”来“住闲”。住闲就是“在柜上吃饭，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月底开点零花钱。”用时下语来表示，就是“不下硬指标，没有死定额”的三线工作。在国泰“住闲”的人大多是“练家”，有些拳脚上的功夫。所能干的活也就是“值个夜班”，“当个保安”。

    清代的警察有“看街狗”之称。究此称之所出是“管的事太多、太杂”。仔细推敲这个称谓，贬中有誉。“街”毕竟是公共之所。袁世凯的警察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由“看街狗”沦为“看家狗”——只给主子看家，其他的事——管不着。警察不管，老百姓就得自己找辙。警察最不爱管的人，就是要饭的。遇见要饭的闹事——绕着走。免得招一身虱子，沾上一身晦气。要是把要饭的带回“段上（派出所）”，准得挨上司一顿臭骂。这也不足为怪，要饭的都进了号子，京师警察厅非破产不可。因为无人给要饭的交饭费，更无人出资保释要饭的，赔本的生意，警察哪能干。在这种情况下，后门桥一带的“镇桥侯”猖獗一时。国泰布衣店虽然有能力让“镇桥侯”横着出店门，但这终究是治标的一时之策。而且是下策中的下策，因为怕招一身虱子，沾一身晦气是人之常情。佟国泰为了谋求国泰的安泰，想出了治本之策——擒贼先擒王。

    “镇桥公”虽然不属体面的职业，走在街面上尚能属于体面之人，居家处邻也给街坊们以“正经人”之感。“镇桥侯”是光脚的，“镇桥公”是穿鞋的，虽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之说，那是光脚下的联合起来造反了。在正常的情况下，还是光脚的怕穿鞋的，“镇桥侯”更是如此。因为“镇桥侯”并不打算造反，想造反的人也不会沦为“镇桥侯”——职业要饭的。既然“镇桥侯”听命于“镇桥公”，对“镇桥侯”的越轨之行，惟“镇桥公”是问。所谓的“越轨”，首先是变行乞为讹诈。其次是干扰商家的正常经营秩序。再其次是向顾客行乞时有骚扰行为。凡是“镇桥侯”有上述行径，佟国泰就派人把“镇桥公”拘来“立门示众”。这是后门桥地区商民联防会议上制定出的土政策，由佟国泰负责执行。凭软硬两手当上“镇桥公”，绝不是善类，把“公爷”拘来，也得凭软硬两手。软活是在四邻面前给“公爷”留着面子，客客气气的请“公爷”上骡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接“公爷”赴饭局。但进屋时就明示政策，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就请“公爷”跪在车前板上上路。硬活是出手就把“公爷”制住。武混混多少练过几手，制住“公爷”要“麻利快”，不能大打出手。要着实地让“公爷”吃点苦头，使其心态彻底挼了。但一定不能弄出外伤来，特别要注意保护公爷的“脸蛋”别挂彩。“公爷”被拘到国泰后院时，十有九个真挼了，连声告饶。佟爷“升堂”历数“公爷”管教不严之过后，责令“具甘结（写悔过书，保证书）永不再犯。”公爷在“甘结”上画押之后，佟国泰的口气也就缓和了下来，指着“公案”前的木枷说：“这玩意已给你备齐了，本应让你戴枷立门示众，看你还知趣就免你这一回。我也知道你要戴上这玩意站上两个时辰，这‘公爷’也就甭当了，”这番话是软中带硬，“公爷”听罢千恩万谢而去。

    有的“公爷”想逞逞横，进门后破口大骂：“国有国法，老子犯法有警察管……”佟爷把“公案”一拍，说:“好！我这就送你进号子，叫花子吃不上牢饭，我看你是吃定了，这饭钱我给你付了。坐到头发二尺长，出来后也别开鸡毛店了，径直到德胜门外去住鸡毛店吧。”公爷这时如梦方醒，要是进了号子，鸡毛店一定会易主。出牢后也就由花子头变成叫花子了。于是连声告饶。对“逞横的”不能太客气，一定要让他从屋子里爬到院子中央以示惩戒，但不能硬逼着他爬到大街上去，“公爷”一旦爬到了大街上，面子扫地了，心也就真横了下来。“公爷”爬到院子中央后，趴在地下直央告：“杀人不过头点地，今我已经栽到这份了，我给您磕头，就算头点地，您放我一条生路，我也好替您看着这群叫花子，免得他们再惹您生气。”

    “镇桥公”们都栽在了佟国泰的手里，后门桥一带的“镇桥侯”也就夹着尾巴要饭了，大街上虽不能说秩序井然，但买卖双方均免去了“侯爷”们的骚扰。佟国泰也就一举成名——被誉为“桥神爷”。

    《京师警察厅请愿警条例》颁布之后，有钱的人能雇佣警察来充当保镖。东安市场、东四商场、西单商场等新型商业集团均雇佣警察维持治安，叫花子被“二尺半”拒之门外。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钱花到了，警察也就当然不怕“招一身虱子，沾一身晦气”。民国六年（1917年），京师警察厅“想开了”，与其给商人充当“请愿警”，不如自己下海经商。于是在什刹海开办了荷花市场。警察厅办市场，叫花子当然不敢来骚扰。从商业布局上来讲，荷花市场和后门桥商业区本为一体，所以后门桥的商家沾了荷花市场的光，佟国泰的桥神爷也就没当上几年，但旧京依然留下了“后门桥桥神爷——专栽镇桥公”的歇后语。

小石桥石子宽——绕着走

    清末之时，正黄旗、镶黄旗所驻的北城地区已沦为平民区。旧鼓楼大街地接北城根，街北头路西有两条比邻的胡同，名为大石桥、小石桥。这两条胡同均不长，可是胡同里有几户显赫的宅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热河副都统瑞祥、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桂端开邸大石桥，荆州将军志尚、内务府堂官东杨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列第小石桥。拈花寺、嘉慈寺、广济寺、护国关帝庙等寺院也都集于这两条胡同之中。旧京谚语有“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之说。京中高僧多是王公大臣的“替身”，故无人敢惹。京官出京就是钦差驾临——八面威风。其实，官在京城之中也是令小民侧目，只是出京更威风而已。既然小石桥胡同属于官僧两界的住宅区，嘎杂子是有“眼力见儿”的主，不会前去自讨没趣。

    安定门至德胜门一线的北城根，系“三条之乡”。即东绦胡同、中绦胡同、西绦胡同。旧京有“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胡同”之说。清末，绦胡同尚遗不少旗房，是两黄旗下层的居住区。两黄旗在八旗之中序位最高，《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廷财力不支，八旗兵丁的钱粮多半数发放。在旗之人陷入贫困之中。盛宣怀在办洋务中发迹，虽然位居一品高官，但“旗门大爷”视其为“爆发户”，“没有根基”。自己虽然已经破落了，但老祖宗是跟着顺治爷从龙入关的主，有大清在，咱就是爷字辈的，想让爆发户“也知道知道，眼里不能没咱们爷们。”殊不知盛宣怀能进京出任邮传部尚书，当然有他的政治背景。简而言之，这个超级大买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洋人”是他的后盾，又得到封疆大吏们的支持，庆亲王更是对他垂青，可以说是“甚有根基”。住在西绦胡同的“旗门大爷”，本是井底之蛙，不知盛大人何许人。所采取的行动实在可笑。五十年代初期，旧鼓楼大街的王记茶馆中还有人常谈及此事。

    十几位“旗门大爷”，有的翻到了箱底，有的借来了“行头”，把自己打扮成了体面人物。互相端看，一个个器宇轩昂，一行人也就直奔盛府而来。其目的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到姓盛的门前亮亮份儿，叫他眼里得有咱爷们。虽不求按月打点打点，也得三节意思意思。一路之上你一言我一语，也就互相打了气，壮了胆。到了盛府门口，有扬去直入的气派。没想到门房二爷就是四个字“挡驾”、“送客”。挡驾就是“不让进门”。送客就是“滚蛋”。旗门大爷的脸面算是丢尽了。说什么也得找回面子，非跟他说清这个理不可。赵二爷挺身而出说：“这北城根是咱爷们的地盘。你们东邻杨大人住着，我们没的说，他老人家是内务府堂官，祖上是康熙爷的御前侍卫……”赵二爷的话还没说完，佟三爷就把话接了过去，“知道吗，这地方是旗地，属正黄旗，是顺治爷定下来的，就算盛大人是强龙，那也得礼敬礼敬我们爷们，他得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道理。”“三哥说的对，咱哥们就是挑眼来了，既然来了，就那么好打发？不摆上两桌，吃完了后定个章程，哥们能走吗……”门房二爷是江苏人，旗门大爷说的这个理根本听不懂，一气之下就关门了事，把十几位爷晾在了外头。满八爷可急了，说：“咱哥们要窝了回去，以后也就别在街面上混了……”

    旗门大爷们深思熟虑后，想出了一条绝妙之计，在盛府门前摆了一座“金笼阵”。所谓的金笼阵就是把十几个鸟笼子横在盛府门前，布阵完毕后，互相拍手相庆，共道：“让姓盛的出出入入得绕着走。”“要是不小心碰坏了我们笼子，惊了鸟，得赔银子。”“我这宝贝蛋他可赔不起……”按旗门大爷的思维方式，鸟笼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笼中之鸟更是至高无上。在茶馆中说崩了要动手，也得先把“宝贝蛋”请走，而且是谁的笼子谁拎着，别人动不得。这是旗门大爷的游戏规则，盛宣怀护院的镖师可不懂这些规则。门房二爷看到“金笼阵”后，也就把“破阵”之役交给护院镖师了。这位镖师石名达，字子宽，其体态确实有“宽石子”的气派，如同一尊弥勒佛。故有石佛爷的绰号，石佛爷度出大门后，环视了门前的“金笼阵”，立于阵后的旗门大爷对这尊石佛并未放在眼里。多以为是厨房二爷出来看鸟来了。不料石佛爷一转身，十几个鸟笼子均不翼而飞，想不到“宽石子”竟然有旋风腿的真功夫。旗门大爷这时真是急了眼，“忽啦”一声，一拥而上。但还没明白过来，又都倒在了地上。只有身子骨单薄的那五爷没敢上，站在地上一动不动，两眼发直，手里的袖球也不转了。关六爷从地上爬起来后，抢过那五爷手里的袖球，就向石佛爷飞去。石佛爷稳稳当当地把飞来的袖球接住了。说了一声：“这玩意儿是什么呀！顺手向石阶上摔去。只听啪的一声，袖球粉碎，紧接着“咕嗵”一声，那五爷坐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这袖球是羊脂玉的，是我祖上从乾隆年间传下来的……”

    旗门大爷铩羽而归后，聚在北药王庙后墙商量对策，有的说：“找巡警去”。有的说：“到北衙（步军统领衙门）去告他。”一个明白些事理的人说了半句明白话“我看还是打听打听姓盛的来头再说吧。”两天后消息打听出来了，“姓盛的有来头，进庆王府都不用递贴子。”

    旗门大爷最讲面子，面子既然找不回来，也就自认晦气。从此不走小石桥胡同，故旧京留下了“小石桥石子宽——绕着走”的歇后语。

    常言道：“不打不成交。”几年之后石佛爷和旗门大爷便交上了朋友。辛亥爆发后，盛宣怀东渡日本，民国五年（1916年）病故。盛病故之后，家人移居海外，盛宅易主。石佛爷就在盛府对面的关帝庙中当了“看庙的”。盛家移居海外时给石佛爷一笔安家费，是个不小的数。石爷在关帝庙中看庙，只是图个住处，关帝庙已败落，没有什么可看的，手中不缺钱花，晚景还不错，在大小石桥一带，俨然也是个人物。没事时在茶馆一泡，大酒缸一坐，没几天就和旗门大爷混熟了，只有那五爷和石佛爷有些解不开扣，总报怨说：“我的两个宝贝（鸟笼子和袖球）都毁在了这臭石子的手上，让人肝痛。”大家听了后都是一笑了之，石爷亦然。久而久之，街面上有什么事，只要石爷出面，就能摆平，土混混闹事，店家多请石爷来关照一趟。嘎杂子虽嘎，但还没人敢跟石爷动胳膊叫横，一方平安，多有仰仗。石爷是庙寓的单身汉，旧鼓楼大街一带的饭铺、酒馆，对石爷也多有照顾，“只收个本”。

    “七七”事变后，石爷打了日本浪人，被抓进了宪兵队，吃了不少苦头。出来后决定回乡务农。石爷是苏北人，明眼的人一听就知道，石爷此行是去投新四军，跟日本人是豁着干了。大家聚在一起给石爷饯行，那五爷也来了。五爷是个斯文之士，再穷也得穿着长衫，秀才人情纸一张——写了一副岳飞的满江红和石爷话别。二人执手，竟是两行老泪，都是五十出头的人了。石爷道了声“多保重。”那爷嘴动了几下，灵与血终于碰撞到了一起，迸发出了心声:“您是个有用的人，我是个有良心的人，这副字是我写的，您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