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建国门至复兴门一线，原是元大都城南城墙故址。大都南墙有三门：丽正门（位于天安门南）、文明门（位于东单路口）、顺承门（位于西单路口）。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大都城南墙南移二里的同时，拆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城墙辟为路，取名长安街。顺承门至今复兴门之间的城墙拆除后，建民居院落和胡同。
皇城长安右门（明永乐年间建，位于中山公园南门前稍西）到西单牌楼（明建）的路段称西长安街。西单牌楼又称瞻云坊牌楼，是长安街的西端，往西无大道，只有在顺承门至今复兴门之间城墙原址上建的房屋院落及南、北两侧通往内城西墙在四条狭长胡同。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进行营建的，城内建筑格局基本沿袭大都城之旧。北京城的胡同于元代形成，明京师内的胡同和房屋院落也承元代风格所建，胡同多为东、西向，房屋院落坐北朝南。在城市区域划分上，明沿续始于南北朝北魏时期的"坊"制，并依坊建胡同。元大都城有五十坊，明北京城原有三十三坊，因嘉庆三十二年（1553年）筑外城后，内城重新划分二十八坊，外城八坊，共三十六坊，隶属中、东、西、北、南五城。
胡同于元代进入大都城，经明、清两代发展，成为今日北京城传统地方特色的象征。北京城的胡同历经数百年沧桑，每条胡同都有其产生甚至消失的来龙去脉，名称来源和变化的种种缘由，区域划分和管辖的更易及掌故传说等等。
胡同从元代形成时完全由市井百姓自发地起胡同名，他们以胡同内最有名、最显眼、最直接的物或人作胡同名字。北京人通常以寺庙、官署、人名、作坊、市场、商品、厂局、水井、河道、地名、特殊景物等决定胡同名称。
西单牌楼至闹市口，北侧胡同明代称刑部街，南侧胡同称箔子胡同。闹市口至内城西城墙，北侧胡同明代称鹫峰寺街，南侧胡同称曲子胡同。
刑部街，因刑部得名。明朝在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为充分体现大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官署大多设置在大明门（清改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中华门，位于今毛主席纪念堂所在地）以北、承天门（清改天安门）前的宫廷广场西侧宫墙外。惟独"正统七年（1442年）十一月，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宣武街西"。宣武街，明、清时，今宣武门内大街和西单北大街称宣武街。宣武街西，就是西单牌楼两侧。刑部等"三法司"设置在今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和国家民委机关所在地。因刑部等中央机构在此，官署前的胡同称刑部街。
箔子胡同，因此地生产或销售箔子（用苇子或秫秸编成的帘子）而得名。元末明初的北京城，因战争关系、人口稀少，商业萧条。燕王朱棣登基后，欲迁都北京，故加速向北京移民，先后"徙浙江等九省，苏州等十府富民实北京"、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北京成为京师后，又在皇城四门（大明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外、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安定门、朝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附近建民居数千，一部分让外地移民居住，一部分用来"招商货居"。 招商货居的平房，实际变成街道商业铺面，为北京城市商业活动的长期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为能更加刺激商业大发展，又开办许多市集和市场，进行商品的销售和生产。
刑部街和箔子胡同在明代属西城阜财坊地界。
鹫峰寺街，因寺得名。鹫峰寺位于今百盛购物中心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鹫峰寺即唐淤泥寺，在内城西隅城隍庙之南鹫峰寺街，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建"，"鹫峰者，唐僧之号也"。
鹫峰寺后殿供奉一卧佛，故寺又称卧佛寺。寺前胡同名鹫峰寺街，俗称卧佛寺街。
鹫峰寺街和曲子胡同在明代属西城金城坊地界。
从明朝到清朝，由清朝至民国的历史交替过程中，胡同名称必然要烙下历史变迁的痕迹，北京城许多胡同名字随朝代改换而变更。另外，胡同自元代形成就由市井百姓自发起名，而且一直靠人们口头相传。经数百年的流传，胡同名称不可避免地会以讹传讹，与一开始取名的意义不尽相符。
清朝定鼎北京后，在城市区域划分方面，虽有城和坊的建制，但只是从形式上保存了都城的传统典制。在城和坊的具体划分方法上，也不同于明代。清北京城"内城自为五城，而外城亦各自为五城"。清北京城有十个坊，且多数坊兼辖内、外城区。
清统治者推行"首崇满州"政策，形成北京满、汉分城居住的局面。内城主体为驻京八旗军民，外城则是汉人。八旗制度是用来组织满人作战、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制度，是清朝所特有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兼有军事、政治、经济、司法、社会等多方面的职能。所谓"八旗"，以八种旗色辨其所属，有满州、蒙古、汉军八旗。八旗中，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旗主是皇帝；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旗主是亲王、贝勒。
"行军搜狩，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为右翼"。清统治者在内城按"左、右翼"方位来安排八旗军民的居址。清代以北为贵，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尽管城和坊确实存在于清北京城，但在以八旗方位为区划的内城，城和坊仅存其名。
清朝定鼎北京后，政治上沿袭明朝旧制，建立起面向全国的、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政权。中央机构同样设置在天安门前宫墙两侧，"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移置此处。原北京城的刑部街，在清代称旧刑部街。
清正红旗汉军都统署设于鹫峰寺街路北，署址位于今长途电话局大楼一带。内城居住旗人的户籍、生计、职业、养赡、婚姻等等，都由八旗组织负责管理。各旗事务的最高管理者称为都统，都统"掌满蒙汉二十四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由于都统具有管理一旗旗务的重任，官职从一品。清初，地位甚至高于大学士，并以皇子、王公兼任都统。汉军都统以满人充任。
八旗都统署为清朝所独创，属驻军机构，以兵事为主。清统一全国后，尽管都统地位甚重，但所负责的实际事务只是"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等。雍正元年（1723年）始，各旗设一处都统署衙门。后来，每旗满、蒙、汉均设一处署衙。
鹫峰寺俗称卧佛寺，因寺后殿供奉一尊卧佛之故。清代，人们称鹫峰寺为卧佛寺，寺前胡同随之改称卧佛寺街。
旧刑部街和卧佛寺街在清代隶属内城西城宣南坊，属镶红旗地界。
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胡同名称必然烙下历史变迁的痕迹，刑部街改称旧刑部街就是一例。另外，胡同之名多为一代代口头所传，经数百年变迁，必有讹音出现。
明代北京城，因以生产、销售箔子而得名的箔子胡同，至清代讹为泊子街、报子街。
清镶红旗护军统领署设置报子街南。清代皇帝居住在紫禁城内，京城设立了众多的警卫机构，如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神机营等。护军营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紫禁城的防卫和朝会、燕飨执事并扈从警跸等。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八旗护军统领署，左右翼各一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改每旗设置衙一所，以资办公。
报子街东口的同懋增纸行，与发生在1921年的"八千麻袋事件"中有一定的关联。1916年，北洋政府把原清内阁大库保存的档案搬至紫禁城午门与端门门洞中。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因经费困难，于是将这些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以四千元的代价卖给西单牌楼的同懋增纸行。该行买得这批档案后，送定兴、唐山两地重造纸料。教育部出售档案一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1927年鲁迅先生著《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揭露和抨击当局的腐败和丑恶。
曲子胡同，清代讹为邱子胡同，清末为邱祖胡同。
报子街和邱祖胡同在清代隶内城南城正东坊，属镶蓝旗地界。
清末，实行新政，设京师警察厅，始将城内划分为警政区。旧刑部街、报子街、卧佛寺街和邱祖胡同划入内右二区。1928年至北平解放前，划入内二区。1949年3月，划入第二区。1952年第二区更名为西单区。1958年西单区、西四区合并为西城区，这四条胡同为西城区境内。
日本占领北平后，在西郊建新市街，并与内城相通，1939年，在阜成门南墙开一豁口。1941年初，将"豁口"取名"长安"。抗战胜利后，北平市建设局在豁口正式建造了一座城门洞，并安装了城门，命名"复兴门"。
解放后，因西郊的建设蓬勃发展，与城区之间的交通量增大。复兴门城门洞至长安街间的旧刑部街、报子街、卧佛寺和邱祖胡同宽度只有5米，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同时亦不能快速疏散每逢重大节日的游行队伍。从1956年7月改造工程开始，拆除旧刑部街、报子街、卧佛寺、邱祖胡同胡同之间的房屋2500余间，将复兴门城门洞、鹫峰寺中的部分殿宇、报子街东口的同懋增纸行拆除。1957年9月工程竣工，道路拓宽35米。新辟的大道因位于复兴门内，故命名复兴门内大街。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之内的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于1959年竣工于复兴门内大街北侧。1972年1月，在复兴门门洞原址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残留殿宇全部拆除。1974年10月，复兴门立交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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