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郭沫若故居，阅览相关档案文献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人。沫若取自于家乡的两条河流——沫水（大渡河）和若水之名。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政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等要职。1949年到京后举家搬进西四牌楼大院胡同5号，在这里生活了14年。1963年迁居什刹海西街，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二处居所，1978年6月12日，智者在此与世长辞。笔者怀着景仰的心情，参观瞻仰了郭老的故居。

　　这是一片风格为庭院式的四合院建筑群，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这里原是清代权相和府邸的草料场和马厩，和被废黜之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被恭亲王奕占据为草料场和马厩。清室亡后。恭亲王府的后人将这处马厩草料场卖给了中医世家乐达仁堂。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征用这处宅院，进行了整修，1950—1959年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的驻地，1960 —1963年为宋庆龄寓所。1963年11月，郭沫若迁来这里居住，在这里渡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个春秋，直到他1978年6月12日逝世。1982年2月，这里正式定名为郭沫若故居，同年8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6月对外开放，1992年确定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故居为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四合院，院门朝东，门楣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郭沫若故居”金字横匾。大门外马路对面，有一道砖影壁。门边墙上挂着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化名人郭沫若（1982—1978）的晚年寓所”铜牌。步入故居大门来到前院，绿草如茵，高大的银杏树、国槐、榆树等枝叶繁茂，浓荫蔽日，鸟语蝉鸣，给人以清幽凉爽的感觉。草坪上安放着一尊郭沫若坐姿铜像，这是1988年6月12日郭老逝世十周年时建造的。当年在故居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典礼。这尊铜像高1.8米，造型生动逼真，神态安详。在浓密的银杏树绿荫掩映下，郭老身着中山装，双手抱膝昂首目视前方，铜绿色的脸庞和身躯闪着亮光，宽大的前额透出睿智和灵气。他似乎在洞察世事沧桑，又象在构思雄文华章。

　　故居前院的北边，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垂花门，门内是由中、后两个院落组成的二进四合院。这是故居的主要建筑。中院的正房、东西厢房四周有回廊环绕，中院与后院之间有暖廊相通，灰墙红柱，朱漆门窗，显得幽静典雅，古色古香。正房中门上方，悬挂着成仿吾题写的“郭沫若故居”匾额。院中央十字雨道旁边，郭老夫妇亲手栽种的海棠、腊梅和白皮松生长兴旺，枝叶茂盛，显得生机盎然。东西各三间厢房，现在分别为文学和史学陈列室。后院东西两边的正房，为郭老生平陈列室。三个陈列室以大量珍贵的照片、图书、手稿、拓片、信函、题词手迹和郭老的生前遗物。

　　后院正房，中间三间为郭老夫人于立群的画室和卧室，墙上挂满了郭老和余立群洒脱、刚劲的手笔。闲暇时，他俩经常在这里观摩碑帖，切磋书法。另外还有几间耳房是藏书室。这里陈设简朴典雅，基本保持着主人在世时的景象。客厅内陈列有摆成马蹄形的沙发，茶几和一架钢琴，条案上堆放着郭老喜爱的形态色泽各异的观赏石。当年周总理和中外科学、文艺、外交界的领导与友人，常到这里做客，或商谈要事。

　　郭老的办公兼写作室，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屋子。南边窗前宽大的书桌上，静放着郭老握过的最后一支毛笔和随身用的耳机。靠窗台一个镜框里，是他心爱的儿子们中学时的合影，显得青春活波，笑容灿烂。

　　郭沫若喜爱树木，而银杏是他最钟爱的树种。如今郭沫若故居院落里的十棵银杏树生长得尤其蓬勃。1942年5月，郭沫若的一篇散文《银杏》，使这古老的生物获得了早应该属于它的桂冠——“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从此，银杏树的名字被深深地嵌入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在中学生的语文课上，可以经常听到孩子们对它的高声礼赞：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

　　白杨虽有你的葱笼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妩媚你，群鸟时来为你欢唱；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的脚下来聚会。

　　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伢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辟易，那是多么的磷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象你这样的高僧。

　　1954年春天，于立群因为过度劳累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得不离开北京，离开六个年幼的子女，去长沙接受治疗。在郭沫若把夫人送上火车的第二天，他带着孩子们去西郊林场，特意选回一棵银杏树苗，种在大院胡同家中的空地上。郭沫若为这棵树苗起了一个饱含真情的名字“妈妈树”，默默地祝福着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能象不屈的银杏一样，战胜病魔，早日回到孩子们身边，同自己携手相伴，迎接新的生活。期盼没有落空。“妈妈树”长大，立群夫人的身体也有了明显好转。养病期间，于立群刻苦研练，书法上的造诣取得飞跃的长进，一举成为压倒须眉的女书法家。1963年郭沫若一家搬到前海西街的时候，“妈妈树”也跟着全家人一起迁入新居，在这个新家的庭院里生根、开花、结果，成为家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郭沫若年轻时曾说过：“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说来也巧，在郭老去世以后，1989年夏季的一个雷雨天，郭沫若故居遭受雷击，郭老亲手栽种的银杏树被拦腰劈断，树皮也局部被烧焦脱落。事后，管理人员多次聘请林业方面专家来会诊，植皮、施肥、复壮，现如今这株曾经遭受雷击的银杏树，枝叶茂盛，矗立在郭老铜像前，十分招人喜爱。

　　郭沫若故居垂花门前，摆放着一对古钟，是清乾隆年间铸造的，是郭老生前花1000元人民币买来的一对古董，是为镇宅之宝。这古钟象征和平。郭老一生为世界和平奔波劳碌。这古钟象征平安，在郭老的心目中，社会的安定以及家庭的平安，是至高无尚的愿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驻地的防火。

　　参观郭老故居，观赏古钟，使我联想起郭老生前与防火相关的掌故。由于历史的原因，郭沫若故居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防火性能不够理想。为了防火，院子里安装有两个消火栓，备有水龙带、水枪和灭火器。室内安装有感烟式火灾探测报警装置，虽然都是一层的房屋，为了防雷，在屋顶上安装了避雷针。这里的建筑结构耐火等级较低，主管部门，对防火工作是极为重视的。

　　郭沫若慎火，生前常常嘱咐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小心火烛。

　　1962年冬季的一天，大院胡同5号的郭沫若驻地发生一场火灾。火是从锅炉房燃起的，由于锅炉烟囱靠近房顶上的木檩诱发火灾，经消防队到场灌救，及时将火扑灭，虽未央及郭老的居室和藏书，但此事不免引起郭老的不安。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及时予以修复。故居的那对古钟，就是在那次火灾之后购置的。古钟一向有警钟之意。有的专家推断郭老购置此钟可能有警戒自己和家人慎火之意，原来的大院胡同5号，着火后已经拆除，重修为一幢三层楼房，院内三株古槐尚存，并已改为9号院。

　　历史上的马厩、草料场是最容易失火的地方。在文学作品中，火烧草料场的故事，比比皆是。而且在清代的档案中，也确有恭王府马厩草料场失火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3月28 日）午后八时余，地安门外什刹海西河沿恭王府马圈内不戒于火。本队（指消防队）闻警，当即齐队驰往到场，时火势方炽，遂督饬长兵奋力扑救，历一时余，火势熄灭，仅烧房屋五间，并未延及他处，其详细情况，附入表内，一并中报，伏乞鉴核，须至中者，右中民政部。”（清民政部全宗352卷）

　　当时“马圈”着火的范围很大，至少要比今郭沫若故居的占地面积大几倍。清亡之后，乐达仁堂从恭王府后人手中买到的也只是马圈的一部分。乐达仁堂界碑尚存。

　　郭沫若一生中，遭受过无数次波折，也遭受过火的洗劫。

　　1938年11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实现“焦土抗战”，决定在日军逼近长沙时，放火焚毁长沙。当日深夜，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沙时，长沙警备队惊慌失措，放火焚城。大火延烧3天3夜，全城被烧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幢，2万人被烧死。当时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发生长沙大火的二十天前，即10月24日，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于立群从武汉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迁出，转移到长沙。不料，蒋介石密令长沙当局实施“焦土抗战”政策，放火烧毁长沙。当时的《新华日报》在记述周恩来冒火脱险经过时说：“十二日夜，照料政治部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开长（沙）后，仅叶剑英与予尚留长（沙）。当酣睡时，室中火起，初尚不知，旋经勤务唤起，火蛇已伸入窗内，乃冲向江下趋避，随即沿铁路南行。途中与由长（沙）南下之一部政工人员邂逅相遇，率同往下摄司，在该地收容政工人员数百人，继续南运，事毕，仍返长沙”。《郭沫若传》在记述郭沫若冒火脱险经过时说：“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使郭沫若惨不忍睹；惊慌失措的呼爹唤儿。歇斯底里失望的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又使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人流在火巷里窜着，沫若的心在火海中烤着、煎着。好不容易于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湘潭境内下摄司渡口，恩来也在晚一些时候赶到了这里，他是和叶剑英拎一只手提箱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两人相见都对昨夜发生的事感到愤怒和诧异。当即决定一同驱车踅回长沙探看究竟。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他正在沉思：这大概是最高当局的‘英明’决策，把好端端一座城市当作‘焦土抗战’的实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事又落到郭沫若身上。”

　　还有另一掌故：郭沫若亲断滕王阁放火案

　　滕王阁，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沿江路赣江边。始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时营建。阁以其封号命名。滕王阁规模很大，共三层，高九丈，东西长八丈六尺，南北宽四丈五尺。还有二亭，南曰压江，北曰挹翠。后又增建迎恩亭，为接恩诏拜御赐之所。王勃作《滕王阁序》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序中“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披秀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佳句更加出色。滕王阁历时1300多年，屡遭火焚，有战火、有雷火、也有放火，重修重建28次之多。

　　1926年被北洋军阀邓如琢放火烧毁。《滕王阁志》云：“民国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国民革命军程潜第六军所属的王永西团攻克南昌，后遭北洋军阀邓如琢部的反扑而撤出。十月，孙传芳派郑俊彦接替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赣军惟恐城外建筑为革命军所用，得以居高临下，便于攻城，其师长岳思寅便决定焚毁城外建筑。十月十二日，组织工兵四百余名，每人赏银元五块，令其将城中大批煤油集中于德胜、章江、广润、惠民四座城楼之上，然后以消防水龙、水枪将煤油喷至城外民房、商店之上，再投以硫磺弹，弹爆油燃，江岸一片火海，长达十余里的城外街巷尽成焦土。此次大火延烧三日，滕王阁正处章江门外，自然难以幸免，千载古阁，最终在兵燹中化为灰烬。”

　　1926 年11月8日，北伐军克复南昌。十二月成立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任主任委员，方志敏、邹努等十三人为委员，搜集和审理军阀放火殃民罪行。1927年1月12日，举行宣判大会，将放火烧毁滕王阁之主犯张凤岐、岳思寅、白家骏、侯本全等处于死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名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为周恩来总理之助手。1950年5月14日，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举行，与会期间，忽听远处传来一声巨响，惊天动地。中央领导人唤来负责公安事务的罗瑞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传来消息，北京朝阳门外辅华火药厂爆炸，库存数十吨火药全部炸毁，厂房炸塌，附近的2425间房屋倒塌，943户居民受灾，42人死亡，406人受伤。日坛神路街的琉璃牌坊被冲击波袭击之后，无数神灵吻兽雕龙纷纷落地。这场爆炸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爆炸同时，引起大面积火灾，有一个叫亚西亚石油公司的商店火势最猛。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调集数以千计的警察和消防警员，前来救火，维持秩序，爆炸现场一片废墟。郭沫若闻讯后，会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办公厅主任齐燕铭、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吴晗、张友渔等领导同志亲临神路街视察灾情，慰问伤员，并指示做好善后工作，开办粥厂，赈济灾民，抢修民房，发放抚血金等。

　　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各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之后，立即指示彭真、罗瑞卿等同志，加强城市管理，限期把所存危险性大的厂商统统搬迁到郊外去，远离居民密居点的地方，保证城市安全。

　　参观结束，从郭沫若故居出来，笔者思绪翻滚，心潮难平。深深感到，20世纪的中国出了个郭沫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不愧为现代中国的豪杰，我们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