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故居曾经很大，占据了半个东厂胡同；这里也不只住过黎大总统一个人，前有瑞麟，后有胡适、梁思成等名人。北京的老宅院都写满了历史，但一座旧宅第和这么多历史人物发生关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现在的黎宅已经成了历史研究机构的办公地，坐在历史发生地研究历史，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只可惜黎氏遗存已所剩无几。
■ 感悟北京：老宅院里从未消逝的花香
著名史学家蔡美标老先生从1945年开始便在黎元洪故居内的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学习、工作。那时候，黎元洪故居保存得还很完整，因而蔡先生对黎氏故居的记忆也最为清晰深刻。采访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蔡老说黎氏故宅里一年四季都充满花香：“春天丁香花开，院子里香极了，夏天是荷花海棠香，秋天是桂花香，冬天则是腊梅香。”蔡老回忆，在黎氏花园的假山上还种着牡丹，牡丹花开，色彩斑斓非常好看，也很壮观。再加上假山亭台楼榭，园里池水涟涟，恰似一幅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图画。
中国自古种花就有讲究，各花有各花的“意头”，古人又称“花语”。比如牡丹，在“花语”里是富贵平安之意。这也怪不得腹背受敌的黎大总统会在花园里层层叠叠地种上牡丹了。再比如月季，代表四季平安；芙蓉花和桂花种在一块儿，是“夫贵妻荣”的意思；荷花和海棠则象征“天下太平”。另外还有“花语十友”、“花语十二客”之说，就是什么花代表什么朋友，哪类花送给哪类客人的讲究。这些“花语”、“意头”，曾风行于清朝中期的文人雅客之间。
老北京城里的富贵闲人最多，侍花弄草、遛鸟养鱼、戏曲书画是他们生活的主体。尤其是满汉八旗的贵族子弟，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更多现实生存的压力，平日更看重内心的愉悦感受，生活图的是消闲自在。久而久之，老北京培育出了一个巨大的主流的文化消费市场，也因而有人称北京城是一座“消费性城市”。确切而言，此消费非物质消费，而是精神消费。
作家刘心武先生曾讲过一个清代富人养梅树的故事，说的是清朝的北京，一个有钱人在自家的花园里花了大力气，勉强栽活了一株梅树，一时轰动京师，称为“燕梅”。主人冬覆席棚夏遮纱，好不容易在来年早春雪霁之时让梅树花蕾尽显，众多达官显贵车轿盈门、接踵赏之。京城的养殖栽种、戏曲书画业，在京城富贵闲人们这种尽心竭力的关照之下，从清初到清末一直蓬勃向前。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京师牡丹、京师芍药、京师海棠、京师石榴等花种，都是京人自己嫁接培植的全国“独一份儿”。还有燕京名马、京师蚂蚁、京师蝉螂等都是享誉四方的品种。养金鱼在清朝的满汉贵族、王公诸侯当中也非常流行，由他们培育出来的金鱼品种，无论色泽还是造型都堪称一绝。一个品种有时要经过反复配种，通过几代人的传承才能完成。《帝京景物略》形容北京金鱼，说：“金鱼有异种者，白而朱其额曰鹤珠，朱而白其脊曰银鞍，朱脊而白点七曰七星，白脊而朱画八曰八卦。”清代的《香祖笔记》也说：“近日京师金鱼颜色，种种变化，尤为艳异。”前两天在史地学者谭烈飞老师那里还听到一个消息，说最近有相关的活动，正准备将北京的“宫廷金鱼”重新挖掘一番。
日积月累，满清贵族的这种休闲的生活情态也影响到了普通的北京人。怪不得北京人有句老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老北京人消闲文化生活最直接也是最理想的情态。这种生活和当下许多中产阶级追求的有钱有闲、买个小院、情趣满怀的生活很相像。
我在想，会不会正是因为老北京人的这种追求闲适的心态才使得北京这座城市大而不空？即便时间所具有的巨大的修改力量，让老北京在斗转星移间或已流逝或还存留。
新北京就在眼前，老北京刻在了手纹里。
■ 地理发现:站在历史的地标上解读百年风云
东厂胡同因明朝时的特务机关“东厂”设于此而得名。在当代人的眼里，一条胡同几百年，似乎也不感觉久远。倘若加入了“人”的概念，历史便从记忆的深处凸现。
黎元洪故居在东厂胡同1号（过去门牌7号），随着脚步的不断延伸，和这个故居相关的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在记忆中行走往来，这让寻访的整个过程充满惊喜；但纸上规模宏大的总统府和眼前支离破碎的故居，却让人感叹人世沧桑。
从私家花园到总统宅第
从满人入关开始，东厂胡同的“东厂”就已没落不存。在清朝初期，原“东厂”辖区变成了毛革厂和养猪场。晚清初年，大学士瑞麟在这块离皇城只有一街之隔的宝地上建起了精巧雅致的私家花园———漪园。这座京城著名的经典园林后来几易其主、几易其名，还做过直隶总督荣禄的府邸。到这座占去东厂胡同一半面积的宏大宅邸成了黎元洪的总统府时，已经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后，将黎元洪从南方邀来出任参政院院长及副总统一职。黎元洪不是革命党，却参加革命；他与袁同谋肃杀政敌，却不惜一切反对复辟帝制。无论当初在哪一派军阀或哪一支革命党眼里，黎元洪都是一个“不识时务者”。袁世凯先是将初至北京的黎元洪安排住在了中南海的瀛台，后来袁世凯让其子袁克定花了10万银元为黎在东厂胡同原荣禄宅邸购置了房产，昔日私家花园因而一跃成为总统府。东厂胡同的黎大总统府，也成了民国初年政客官僚，包括各种史料无法回避的一处地标。
黎元洪1915年迁居东厂胡同不久，袁世凯复辟当皇帝，一定要封他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不敢领受。1915年12月15日清晨的黎宅门前，黎元洪一袭便服拒受亲王爵，称“生无以对革命，死无以对先烈”。事隔半年，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又是在这东厂胡同的私邸内，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
1917年，黎元洪拒绝与张勋合作，解散国会，宣布下台，从东厂胡同出走避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涮”了一把，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府，却匆匆上任，狼狈下野。一群受雇的乞丐地痞组成“公民团”游行来到东厂胡同的总统府门前，要求黎元洪“速即退位”。这出曹锟一手导演的“逼宫闹剧”，随着黎元洪的再次出走戛然而止。
军阀旧居所鸿儒云集
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告诉记者，黎元洪故居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文化特务机关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购得。抗战胜利后，黎宅被划归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蔡美彪老先生当时在这里师从范文澜学习历史。岁月剧变，黎宅从军阀居所变成了鸿儒云集之地。
胡适194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从美国回到北京后便住进了东厂胡同1号黎元洪故居内。据蔡美彪回忆，当时的黎氏故居共分四路院，每一路院都各有四进套院。最东边是花园，花园西面是黎氏家庙，再往西是黎家住宅院落，最西边是家里的花窖与仆人的住处。胡适住在黎氏居家院落的中间一座四合院内。那一路居家院落，除了住过胡适，还住过北京大学的其他教授，比如傅斯年、范文澜，再比如吕叔湘、罗常培等。梁思成、郭沫若、季羡林等学者、作家也曾在这里的建筑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黎氏故居的其他三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文化科学研究所办公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被分配给了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初期的社科院近代史所、语言所、考古所和世界史所四个研究所在此办公。上世纪60年代，语言研究所从故居里搬了出去。
在历史地标上研究历史
今日的黎宅已经成了几个历史研究所的办公地，昔日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现在工作着一群历史研究者，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
整座黎宅变化最大的阶段是在1977年和1978年，黎宅的家庙与住宅部分在这两年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新盖的9层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办公楼，北面还留下了一幢原黎宅的小平房，共三间，是现在的世界史研究所办公室。上世纪80年代，西边的花窖与仆人房也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六七栋五六层的研究所职工宿舍楼。最东边的花园部分属于考古研究所，现在正准备盖一栋现代化的办公楼，用工地师傅的话说，叫“转着圈上去的现代楼”。为此，考古研究所在去年年底将原花园内的一幢苏式办公楼拆掉了。花园里的假山与回廊早已不见，留下了一小部分假山和假山上的一间古建小房。在假山的北侧有一幢上世纪40年代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盖的水泥建筑，屋顶是绿色的，四角呈勾飞状。窗户是小长方形的那种，窗框安装得很靠里，据说这栋楼也将会保留。
环顾黎宅故址，许多熟悉这里的人所描述的记忆都被所有变迁风卷了去。就连去年还在黎宅花园遗存前接受过电视采访的王道成老师记忆中的那些亭阁与假山，今日记者再来时也已不知去向了。北京城市变化之快实在让人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旧日的黎宅只留下三五间原有小平房，七零八落地分散于各个角落。如果不是知情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里原有一大片关联的大宅邸。除了纸上画出的宅子分布图，谁知道哪里还会有这故居老宅的完整记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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