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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故居
感悟北京：
从吴氏择地而居到 “向心力”的聚散
提及吴佩孚的个性，认识他的人都说此人有点儿孤僻。吴佩孚的不合群由来已久。1920年到1924年间，他在洛阳第三师的司令部前修了一座亭台，请康有为题匾，名为广寒宫。这段时间正是他军旅生涯的鼎盛时期，也是他官场仕途中最顺利的阶段。洛阳的吴府高朋满座，谈笑鸿儒，但吴佩孚却躲进广寒宫里挥毫吟诗，懒得交际应酬。
人生得意的时候尚且如此，更何况败走南阳，亡命巴蜀之后。花甲之年的吴佩孚拍电报给张作霖说是要北上养老，进京之后吴佩孚真的信守了解甲归田的诺言，不仅没有重新出山，还办了一个“正一堂”来弘扬佛法。事情总是这样，“树欲静而风不止”，1933年到1939年，吴公馆从来未得清静，北洋旧部，侵华日军纷至沓来，吴佩孚也不得不随时面对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
试想一位孤僻的六旬老人想要终老北京，应该远离闹市，远离政敌。谁想到偌大的一个北京城竟然找不到一个清静的所在，吴佩孚在京的寓所，东城什锦花园明明是军政要人的聚居地，一块充满明争暗斗的是非之地。西北方向是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府，西南方向是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后，朱启钤、章士钊等人也都在附近留下过痕迹。
之所以吴佩孚会住在这并非清静的东四地区，据说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在北京，想找一处能装下随行的八大处编制，又能尽显老帅风采的府邸并不容易。
从明朝开始，东四一带就是达官贵人的首选，藏在胡同里的大宅门不仅空间足够，住在东四，本身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政治需要、门面需要、住宅需要“交集”在东四，也就是说东四地区几美合一、职能多样，吴佩孚选择什锦花园胡同就成了必然。
上溯几百年，东四都是京城的职能中心，其实北京的城市职能中心始终没能脱离城市地理中心。以紫禁城为圆心，环环相套，从皇宫到王府衙门、到官宅、到百姓、到市场，离心越远影响力就越小。这种城市职能的集中，让北京人不由自主地受了“向心力”的影响，把地理和身份联系起来，认为靠近皇城就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手边恰好有一份1936年的北京地图，图中的特别政府、市政府、各部委，官宅都围绕在皇城周围。国民政府时期，紫禁城已经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可传统的城市格局却并没什么新突破，大量涌入的新的职能机构像洋行、医院等等也来城内见缝插针。北京的“向心力”并没有随着皇权的结束而消失，甚至波及到了外国人，他们看出靠近城市中心不仅意味着身份，跟顾客多少、赚钱多少也有关系。
到解放初为止，几百年来，北京城区的人口一直维持在一百多万，可如今，一百多万翻了十倍，北京城已经严重超载，可许多居民宁愿放弃广大天地，坚守市中心。“向心力”成了城市发展的阻碍。对这些居民来说，“向心力”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因素，不如说早就物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尽管城市不断膨胀，但政府机构、商业区、学校仍然集中在城市中心，没有扩散。是不是住在城市中心，和身份地位关系不大，但可以免去上下班奔波，可以买卖方便，享受繁华带来的诸多便利。
据闻，在新的市政规划里，将来的北京应该分成不同的功能区，有很多个中心，因此北京人仍然“向心”，但不是同一个中心。一个层层嵌套的圈，终于能分散开来了。
■ 地理发现
什锦花园23号———解甲未能归田的末路悲歌
阳光照暖了南吉祥胡同的每一座院门，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他们所讲的陈年旧事远得可以上溯到六七十年前，其中竟也能寻到吴佩孚的影子。据一位姓张的老人回忆，1940年，也就是北京的日统时期内，不远处的什锦花园胡同有一次风光大葬。当年，她的老伴也就十来岁，和街坊的几个孩子一起帮着出殡的队伍打白旗。纸扎的金童玉女、香车宝马付之一炬，深居简出的“孚威将军”被抬出了吴公馆，停灵在拈花寺里。
经过了直奉战争和北伐的双重打击后，吴佩孚失了千军万马，1933年春天到达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时，随行的只剩下了几百名卫兵。有史料记载，那天，在京的直系旧部们早早就在火车站翘首以盼，希望吴佩孚“老骥伏枥”能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重振旗鼓。吴佩孚的专车就这样满载希望地驶入什锦花园胡同，驶进堂皇的吴公馆。
只剩下空壳的“军舰”
当年，吴公馆的正门开在院墙东边，如今门被砖封起来，过道被改建成配电室，只有门楼瓦上的雕刻仍保存完好，精致得有些繁琐。记者顺着院墙向西来到了吴公馆现在的大门，门前挂着东城区人事局的牌子，院子中间立着一座白色办公楼，被正午的太阳照着，有点儿晃眼。在这片钢筋水泥下不知能否找到当年的老地基，这里应该是吴公馆主体建筑的所在地。据什锦花园的老住户回忆，文革以前，院里还保留着当年吴佩孚住过的二层小楼。
失意在北京的吴佩孚，财政方面全靠旧友故交来援助，据说是过得有些拮据，但气派不减当年，仍然维持着“八大处”的体制。也就是说，什锦花园胡同23号里曾经设有“军备处”、“总务处”、“副官处”等办公室，吴佩孚坐镇在二层小楼上，这“八大处”排兵布阵一样守护在他周围，再加上驻扎在不远处的几百名卫兵，这座花园般的公馆就如同停泊在京城里的一艘军舰，可攻可守。走进23号的大门，巍巍一座吴公馆留下的只有前院一排倒座房和东西两个小跨院，当年铜墙铁壁的“军舰”只剩下空壳和两个小船舱了。
西跨院：报纸见证的改造
西跨院留着正房和倒座，院子中间搭了车棚，棚下挤挤插插停了几十辆自行车。据午休时仍在正房里伏案工作的徐先生介绍，解放后，吴公馆成了运输研究所，到了文革期间部委合并，23号院的办公人员猛增，不得不拆了前院的二层小楼，盖了今天的办公楼。2000年前后，运输研究所搬走了，院子租给了东城区人事局。院西的墙脚下堆了几排瓦片，几块水泥板。走过去俯身一看，水泥板上居然有字，是一张1974年的《人民日报》。当年，运输研究所大兴土木的时候，用《人民日报》铺地，在上面浇灌水泥，报纸也一起凝固在水泥里保存下来。
两探吴公馆都觉得冷冷清清，这座藏在小巷深处的宅院现在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当年却是门庭若市，难得清静。北上之前，吴佩孚多少有些“重整旧山河”的想法，政客们深知“孚威将军”的号召力，吴公馆前人喊车鸣，出入的净是“北洋遗老”，可惜吴佩孚的卫队很快就被张学良缴了械，青天白日旗下终究做不成重组北洋的“旧梦”。
东跨院：还有几件原装古董
东跨院平安地避开了几个改建工程，是23号院内的“完璧”，院内的几件原装古董也都被放在这里。推拉式的单扇木门开在西墙上，门边“虚设”了两个残破的石鼓。推开门，顺着檐下的走廊来到院中。一棵几盘几曲老柘树伸展枝条占了半个天空，蛇奔龙行得像一幅怀素狂草。树下放着两个高脚杯式的石鱼缸，壁上雕着狮子滚绣球，缸里放着几块五彩石头，春寒未了，几尾金鱼呆呆地不肯游动。鱼缸不远处摆着石桌石礅，桌边刻着十二生肖，石礅是新配的，没有磨损过的痕迹。这些充满活力的石雕展现的是生活的另一面，不能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什锦花园里，萌生出“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的念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了北京，吴佩孚又一次深入险地，但这一次他能用来还击的只有赤手空拳。日本人想借“孚威将军”以壮声势，一时间，说客踏破了吴公馆的门槛。吴佩孚却发誓“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也就是为了这些誓言，他不肯去东交民巷动手术，死在什锦花园的小楼里。
对于吴佩孚的死，可谓众口一词，说他“大节凛然”保住了中国人的尊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破格追赐他陆军上将衔。也是因为他的晚节，吴佩孚的故事才得以在什锦花园一带流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走在什锦花园胡同里还能听到白发老人在描述，当年的吴公馆和日统时期的“孚威将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