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故居曾是士子聚集之地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佚名

    在方方正正的老北京，叫斜街的竟也有不少。据说斜街的形成与关厢有关，在城门外关厢的沿道两旁，总有着各种各样做买卖的摊档，赶热闹的人们抄近道前去，久而久之斜街就在人们的脚下愉快地悄然而生。宣武门外的上斜街宽约3米，街道两旁是连成片的房子，龚自珍故居就在上斜街50号。
老屋墙上不见青砖
    亏得有门牌，否则任人怎样辨认恐怕终究也会错过这不起眼的龚自珍故居。从门前台阶上去，东西走向并排站着两幢坐北朝南的老房子。虽然临街，却是门朝里，墙朝外，房子中间的一条狭长过道直接通往院子里面。这两幢老屋的墙已不见青砖，不知何时粉上了厚厚的石灰，上面还有些小孩子刻刻画画的字迹。往里去，空间很紧张。一大片摩肩接踵、高低不平的屋子，有红砖砌成的，也有简单搭建的棚子，这些房子将一条连通前后南北的通道挤得只有1米来宽。听这里的老人讲，它们都是在原来院子和后花园的基础上盖起来的。
    据介绍，北面原本有个大门，是两扇紫红色的木门。现在，门已经被封上了，向外伸出1米多后做了住房。而院子南面的后花园和戏台、假山、亭子也都在六十年代“破四旧”时消失了。与两幢北房相呼应的西厢房已被隔出了50号院，剩下的两幢北房，檐和窗还有些老屋的影子，门却被换成了玻璃的，或者糊着塑料纸。北房共有五间，西房有两间，现在住在这老屋里的大都是居住在此三代以上的老住户。住在后搭的房子里的居民，大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搬来的。据说，当时只要跟房管所说一声，就能在院子里搭起一小间。渐渐地，院里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居民们说，院子里原来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后来却不知哪里去了。
也曾俯瞰万日风雷
    龚自珍从6岁开始就随任内阁中书的父亲在北京居住，只是因为父亲俸银有限，只好租赁房屋，年年搬家，年幼的龚自珍在京城的仁匠胡同、潘家河、门楼胡同和城外斜街都曾居住过。后来祖父去世，龚自珍和父亲一道回到老家杭州。再往后的日子，龚自珍随做官的父亲间歇往返于浙江与北京之间。
    “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龚自珍独自一人在北京的交际活动是从27岁开始的。在丞相胡同住下后，意气风发的龚自珍主动结交了京城的众多学者官宦。那段时间里，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东阁大学士王鼎和魏源与他来往最为密切，他虽然还是人微言轻的士子，却对清廷的现实投以最关切的目光。龚自珍在丞相胡同里写下了《东南罢番身舶议》和《西域置行省议》这两篇最具远见卓识的力作。文中指出的问题在半个世纪后一一得到验证。
    1826年，龚自珍开始在上斜街这所宅子里居住。那年他34岁，在回杭州探望家人后，带着妻儿重回京城继续做他的从七品小官。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风酥雨腻的江南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但在这儿他度过了一生当中目标明确、日渐成熟的五年。他仿王安石的风格写下《上仁宗皇帝书》，还有《御试安边绥远疏》两篇改革力篇。虽然在朝野引起轰动，但文章里牵涉到太多当朝实权派，它们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龚自珍本人也始终没有进入当权者的视野。
    北房门前的那棵古槐老得像藤，主人与它告别时已过夏季转而入秋了。虽未入翰林，却已得到同进士出身的龚自珍终于有了科名，可以从容在京师定居。1831年，龚自珍将上斜街的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富番禺人潘仕成，而后老屋、古树几易其主，直到今天的这番模样。
会馆里的乡土情谊
    后来，潘仕成将这所宅院慷慨地赠给了番禺在京的同乡会。番禺同乡会又将这所宅子改成了“广东番禺会馆”。
      这偌大的北京城，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容易让人找不着方向，那些怀抱希望而来的各地举子不一定全都欢喜而去。给他们一个短暂的空间驻足，让他们在考前温书、备考，如果能荣归故里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也不出意外，同乡的照顾和勉励也是给人温暖的。番禺会馆迎来送往的多是来京城赶考的番禺籍举子。
      现在住在这儿的老人们说，后花园里原来有个大大的戏台。实际上，在每一间会馆都会有戏台，这是因为哪间会馆里如果出了新状元、榜眼、探花，哪间会馆里就是歌舞升平，热闹异常。将同乡的京官邀来，在会馆里设宴听戏，这一莫大的荣耀与喜悦一定要让大家一起分享。
    科举废除以后，番禺会馆也渐渐寥落了。当然，还有些会馆则成了革命者与文人学者继续自己理想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