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北京之战：元大都还能活多久？

　　鼓楼前的镐锹

　　曹培琦落泪了。她把脸转了过去。父母的眼中也溅出了泪花。

　　“我4岁时住在这里，小学、中学、大学都没离开过，工作后也在这里。今年我60多岁了。可不得不离开了！”曹培琦的父亲往三轮车上搬着家什，一次又一次地叹着气。

　　曹培琦家的四合院紧挨着北京的鼓楼，从花木成荫的院子里，眺过缓缓升起的青瓦屋脊，就是鼓楼沧桑的侧影。曹培琦和她的父亲一样，是赏着这样的景色长大的。

　　而此时——2004年6月22日，曹家的房顶上已站满了手持铁镐的民工。他们身手敏捷地将利器挥向了屋脊的中央，想掘出那里面的镇宅之宝，然而一无所获……

　　一时间，镐飞锹舞，砖瓦伴着尘埃，扑扑滚落下来。这里是曹氏祖传的私宅，与它一同消失的还有它的门牌：北京市鼓楼西大街32号。

　　前些日子，一家人刚收获了期盼已久的喜悦。“文化大革命”时，许多人家挤入曹宅，这里成了大杂院。为了收回自家的房子，曹家一等就是20多年，终于盼来了北京市清退私房的好政策。不久前，院内的最后两户人家搬走了，私搭乱盖的房屋拆除了，老房子终于现出了真容，依然眉清目秀。

　　小曹的父亲来了精神头，说要把老宅子好好修修。可是，突如其来的一项大工程把全家人的希望粉碎了。一条大马路要从北向南穿过绿树成荫的旧鼓楼大街，再向东折至鼓楼前，曹家的房子碍事了。

　　拆迁是从今年5月开始的。得知必须搬走的消息后，小曹90多岁的奶奶哭了5个钟头。

　　“这个四合院算不上什么，我们拆过的比这好得多了。前些日子拆的那个院子，真大，不知比这儿强上多少倍！”一位民工边说着边坐在屋檐下喘息。

　　小曹冲进院里，掰下一枝龟贝竹。“长了10多年了，一插就能活，你要不要来一枝？”她向记者苦涩一笑。

　　走到院门口，她忍不住朝里边大喊一声：“你们悠着点儿，别下手太狠了！”

　　“你这房子，一晚上就拆没了！”民工的普通话和着乡音。

　　“明天，你就别再来看了！”父亲目光发狠，冲她嚷了一句。

　　随后，老父一扭脸，跨上三轮，融入到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紧邻曹宅的鼓楼西大街31号，63岁的高级工程师马吉昌，如坐针毡。

　　镐锹已挥至他的门前。他住在四合院的北房，正齐着马路扩建的红线。“你家的房子，拆也行，不拆也行。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帮你拆了”。拆迁办的人对他说。老马一下子火了：“这整个院子都是我父亲辛辛苦苦挣钱买下的，一砖一瓦都浸着他的血和汗，我不走！”

　　马吉昌的爷爷在清同治年间从山东逃荒到北京，生得一个儿子敏而好学，13岁学徒，26岁当上了载誉北城的瑞欣酱园的掌柜，后又购下朝阳门外的商铺经营粮食，再花6000块大洋从冯玉祥手下的孙师长那里购得现在的这处四合院。

　　这个院子高大整齐，三进院落，原是清隆裕皇后御前太监崔氏的外家，是鼓楼附近数得着的好院子。上世纪50年代初，一家人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房契，后来粮食改由国家统购统销，马吉昌的父亲失业了，指望着靠出租房屋维持全家9口人的温饱。

　　1958年的一个秋日，父亲急冲冲从外面赶回，冲着正在读中学的马吉昌说了一句话：“小子，下月咱改吃窝头了。”“为什么？”“咱家的出租房归国家经营了，说这叫经租，每月只有20%的租金归咱了。”“那么房契呢？”“房契不收，只要不收房产就还是咱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纸勒令贴到马家大门上：限期交出房契。马父被吓得体似筛糠，第二天就让儿子把房契交到房管局。紧接着，一家人被扫地出门，遣到京郊农村居住。

　　“文革”终于结束了。马氏搬了回来，到房管局要房契，一看才知，被国家经租的房产已不归自己了，划到自家门下的只是四合院北屋的四间房子。“不对呀？《宪法》不是说保护公民合法的房屋吗？”马吉昌不解道。“难道你想反攻倒算？”房管局干部的回答吓得他直哆嗦。

　　今年《宪法》修订，明确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马吉昌的心中又燃起希望。可是，拆迁到来了。

　　看着窗外正在被拆毁的南房与西房，马吉昌说他心如刀绞。“那几户房客在外面都有房，平时根本不到这儿来住。可这次拆迁，全见到人影儿了。他们每户拿到了三四十万元的拆迁款，跟天上掉馅饼似的，高兴坏了。”

　　“可有人发愁了。住东房的那家三口，小孩上学，夫人下岗，就靠丈夫一人的工资过日子，没什么积蓄，拿着三十来万块钱在城里根本买不起房，所以到现在还没搬，但拆迁办态度坚决。”

　　马吉昌叹了口气：“听说现在是一期工程，不知二期的时候，我家仅存的这四间房子还能不能保住？”

　　老北京最后的关坎

　　登鼓楼朝四周瞭望，北京古城内成片成片绿树成荫的胡同、四合院已所存不多，鼓楼及什刹海地区已是老北京最后的净土之一。

　　“景山以南地区已被拆得太厉害了，景山以北的鼓楼、什刹海地区如果还要大拆大建，北京古城就彻底完了！”两院院士吴良镛说他这些日子寝食难安。

　　令他焦急的消息在今年4月传出。北京的一家报纸载：“北中轴路今年要改造，市政管线一次铺就”，“除拓宽旧鼓楼大街，同时考虑利用宝钞胡同分流车辆。”

　　6月1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网站上发布了批准对什刹海、鼓楼地区两条现状宽度均为十多米的古街的改建消息，其中位于鼓楼与什刹海之间的旧鼓楼大街道路工程，设计起点为鼓楼北侧，终点为北二环路，全长约1200米，规划为城市次干路及主干路，规划红线宽30米。而另一条将被改建的德胜门内大街位于什刹海西侧，工程起点为地安门西大街，终点为北二环路，全长约1680米，按城市次干路标准设计，规划红线宽为50米。

　　负责实施这两项工程的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府，记者与西城区政府的宣传部门联系，得到的答复是，经请示领导后认为此事目前不宜报道，一切以近期见诸报端的新闻为准。而北京一家媒体的报道称，旧鼓楼大街的拓宽通车将在年内完成，这是北中轴路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工程结束后，鼓楼原有的红墙将部分露出。

　　“鼓楼的红墙还要怎样露出呢？它历史上就是现在这种景观呀。”正在投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的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表示不解，“不是说好了不再在古城区内通过拓宽道路的方式解决交通了吗？怎么现在还要这么做？”

　　为了搞好这次总体规划的修编，北京市去年组织各方面力量完成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大家形成的共识包括目前北京出现的交通拥堵，主因是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以古城为中心的地区，所以应该通过确定新的城市发展带、疏解中心区的功能来加以解决，而不能简单地依靠道路的拓宽。

　　“必须减少古城区内的交通与环境压力了。如果再开大马路，继续把新的交通和其他功能引入，势必导致交通不断拥堵然后又不断开路的局面，形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恶性循环。”毛其智说。

　　他打开一张图纸，上面显示德胜门内大街和旧鼓楼大楼均位于北京市划定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内，“这里是北京古城北部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历史格局与风貌的地区，在这里开30米和50米宽的道路，进行大规模拆建，是对整个历史文化地区的直接破坏！”

　　“将大的市政管网通过大马路引进来，实际上是便于周边的房地产开发，这是与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主旨相违背的。”毛其智说，“北京古城的保护目前确有很多困难，但希望有关部门能有长远眼光，珍视日益稀缺的文化资源，在保护的政策与制度方面多做实事，不要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放在口头上，实践中仍是拆毁。现在的情况表明，北京古城的保护正面临更大的困难，我对未来深表忧虑。”

　　元大都还能活多久

　　“那可是元大都的旧街啊，是不能动的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急了。他指的正是目前已开始拆除的旧鼓楼大街。
　　“这条街从元大都到现在，宽度基本没有变，要保护古都风貌，这就是最重要一条街啊。北京的元明清古城已剩得不多了，为什么还要拆呢？”这位74岁的学者满脸困惑，“德胜门内大街也是不能拆的呀，这条古街是明代填湖修建的，它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变迁，也是该保护的呀。”

　　为探索北京古城的文脉，徐苹芳倾注毕生心血。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赵正之带着大学毕业不久的徐苹芳着手北京古城的系统研究，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古城之中。

　　赵正之注意到，古城内城的东西长安街以北，街道横平竖直、规规整整，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究竟是明清时期的，还是更早的元大都时期的？经过研究，1957年赵正之正式提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城的旧街，这在北京城市规划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突破。

　　1962年赵正之逝世。此前，徐苹芳多次到病榻前记录他的口述，整理成赵正之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文，后来由于政治风云突变，这篇论文直到赵正之逝世17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发表。

　　与恩师永别后，徐苹芳马不停蹄地对元大都北半部街道遗迹进行考古勘测，证实了赵正之的论点。于是，今天世人终于看到了那幅由徐苹芳　绘制的元大都地图。

　　不久前，徐苹芳完成了一部关于元大都的论著。不幸的是，这部著作诞生的过程，也是元大都消逝的过程。

　　看着推土机成片成片地推，从各个方面朝紫禁城逼近，徐苹芳坐不住了。2000年2月27日，他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提出《抢救保护北京城内元大都街道规划遗迹的意见》：“元大都是元朝统一全国后规划设计的新都，它废弃了隋唐都市封闭式里坊制的规划，采用了北宋汴梁出现的新的规划体制，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明清两代主要是改建宫城和皇城，对全城的街道系统未作改变，故元代规划的街道得以保存”，“完成于13世纪中叶的元大都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的经典之作，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都会之一汗八里，这样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名都，能有七百年前的街道遗迹保存在现在城市之中心，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是值得我们珍视和骄傲的。”

　　2002年6月，徐苹芳发表《论北京旧城的街道规划及其保护》一文，再次提出：“北京旧城不但是亚洲(中国)城市模式典型的实例，也是尚保存于现代城市中继续使用大面积古代城市街道规划的孤例，它在世界文化遗产上的价值，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它相比。”

　　方圆62.5平方公里的北京元明清古城，占北京规划市区面积的6%，徐苹芳认为保护好这点面积丝毫不会影响城市的发展，“怎么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呢？这明明是促进呀！全世界都知道《马可·波罗游记》，都知道马可·波罗被元大都折服了，而元大都今天还在呀。就冲这一点，北京市搞旅游有多少文章可做啊。”

　　徐苹芳住在北京东四地区的一处四合院内，他家隔壁的小院被一位美国商人买下，经营成四合院餐馆，海内外宾客如云。这位精明的商人又在附近买下另一个小四合院作旅馆，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一天收费175美元，比五星级宾馆还贵，照样是爆满。

　　可是，推土机已推到徐苹芳家附近的胡同了，接下来的事，他不敢去想了。

　　“拉锯战”不断升级

　　2000年北京市公布了古城区内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名单及其控制范围，保护区总面积1038公顷，约占古城总面积的17%。

　　与此同时，北京市又提出5年内基本完成全市危旧房改造的计划，目标为：拆除改造危房303万平方米，成片拆除164片，涉及居住房屋面积934万平方米，动迁居民34.7万户。

　　保护线划到了哪儿，拆除线也就划到了哪儿。保护区之外，胡同、四合院被成片大面积拆除。虽然北京市2002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名单，古城区内的保护区增至30片，占古城总面积的21%，但这仍不能扭转大规模拆除的局面。

　　从2000年至2002年，北京拆除的危旧房总计443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根据2002年2月卫星影像提取的信息表明，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和主要文物建筑之外，尚有占古城总面积14.14%的胡同、四合院未被改建。而这些地方正是大规模危改的对象。据毛其智推算，经过近两年的发展，这些未拆区域又不断缩小，目前仅约占古城面积的10%。

　　能不能不再拆了，把这10%的面积也划入保护范围？众多学者为此呼号。而在此前，在经过统一规划而建造的北京古城内划片保护的做法，在学术界已引起激烈争论。

　　1999年6月，吴良镛、贝聿铭、周干峙、张开济、华揽洪、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提出《在急速发展中更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认为，“北京旧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也要着眼于整体”，在旧城内仅把一些地区划作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将历史文化保护简单化了”，“目前的保护区规划仅仅是孤立地、简单地划出各个保护区的边界”，“没有从旧城的整体保护出发进行通盘的考虑”，“是一种消极保护，实际上也难以持久。”

　　2002年，徐苹芳著文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的古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古代城市的街道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不规则形态，这便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街区。中国古代城市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其建设就严格地控制在统治者手中，不但规划了城市的宫苑区，也规划了居住在城中的臣民住区(里坊)，对地方城市也同样规划了地方行政长官的衙署(子城)和居民区。

　　他说：“可以断言，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有两个不同的城市规划类型，一个是欧洲(西方)的模式，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东方)模式”，“历史街区的保护概念，完全是照搬欧洲古城保护的方式，是符合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的，但却完全不适合整体城市规划的中国古代城市的保护方式，致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把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弃之不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拣了芝麻，丢了西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就在学者们较劲的时候，2002年5月北京第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改建试点项目在南池子启动，历经一年多工程告竣，其结果是240个院落，仅留下31个，其余通过土地重组的方式改建成一批仿古建筑。故宫西侧的南长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也紧随其后，其大部分也被夷为平地。

　　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也搞大拆大建，确令学术界惊讶。因为2001年北京市已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和改建的各项原则，包括“要充分动员房屋产权人和承租人参与修缮和改建”，“修缮、改建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按院落确定修缮、改建或拆除方案”，“居民应按规划要求拆除院落内的违章建筑，对住房进行修缮或改建”。这意味着大规模的拆除活动是不能在保护区内进行的。

　　去年10月，数位院士、文物保护专家起草了一份建议书，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应该保持其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南池子的做法，不仅不是成功的经验，而且是一大败笔。如果将南池子的做法推广到整个古城区，就是拆掉了一个真实的老古城，新建了一个模拟的仿古城，后果是严重的。

　　而在此前，由建设部门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南池子工程已被称为“宝贵经验，后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