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对古都破坏者

　　我和她的结识缘自一个紧急的求助电话。

　　“快去快去。他们正在拆房，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一定要把这种行为记录下来，这是罪恶！”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著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这个院落是华新民2002年夏天发现的。那时她听说这一带在拆迁，就风风火火地赶来。快走到胡同尽头，一堵墙后伸出了一角漂亮的房檐。习惯性地，华新民敲开了大门，门后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头白发，满面笑容。

　　华新民和老人坐在小凳上聊了很久。老人讲起这座院子的来由，讲起自己祖上在这里的生活，讲起哪座屋是哪位前辈修造的，住过什么人，讲起“文革”中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遭受的一切痛苦。讲起怎样失去它，又怎样失而复得。他甚至张开嘴，给华新民看被打坏的牙齿。说着说着，老人哭了……

　　走出这个院落的时候，华新民已经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它。不仅为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经历，也为了这位老人。她到区文物局去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本是北京市划定的539个被保护的院落之一。

　　然而“拆”字还是很快地画在院墙上。不久，院子的另一位主人从加拿大归来。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亲自跑到文物局，要求看一看政府划定的文件。她在被保护的名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家的院子，可是，要求复印一下名单好找拆迁者理论时，被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了。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人们往往有错觉，以为四合院就是大杂院。”华新民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但其实好的四合院都是关门闭户的，敞开门的都是已经被挤占破坏的。甚至就是这些已经破败的院子里，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主体建筑还是非常好的，稍加修缮，就能够恢复原貌。”

　　他们紧张地拍了半个多月，从太阳升起，到光线暗得无法照明。院子的主人在开门迎来这样的人时，无不热情接待，耐心地介绍，小心地扶持。厚厚的一沓照片后来被送往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毁的。据说，某位主要市领导看过后惊叹：“怎么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院子！”拆迁察院胡同的脚步因此暂缓，却没有最终停止。近一年后，这个院子还是瞬间就倒在了推土机的铁爪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愤恨，恨我们阻止他们拆掉平房盖大楼。”华新民说，“他们甚至不是一砖一瓦地拆，他们动用了机器，推倒，砸碎，还要再跺上几脚。可那样好的房子，连砖瓦都很值钱啊！”

　　在拆除察院胡同23号现场，华新民不停地给我打电话：“你再往西边看看，25号院还在不在？那也是被保护的。”

　　“不在了。是今天一起被拆掉的。”

　　“啊？”她惊喊，又焦急地问：“那对面的30号院，也是。还在吗？”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刚要说“在”，街坊们把门推开一条小缝，示意我往里看：里面已是一片狼藉，屋倒墙歪，砖头瓦片散了一地，几乎无处落脚。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华新民发现将院子拍摄下来展示给大家看，是比写文章更有效的方法。“了解四合院和胡同的人那么少！”她感叹，“不真正走进去，是看不到它们的美和价值的。”

　　这一天，我们相约去逛丰盛地区的胡同。这是北京西城区的中心地带，因为要建一条金融街，近十年来，几乎被拆光。几乎每条胡同都贴有拆迁通告，我们手里的胡同地图已无法准确地指示方向：有的北面被拆掉了，徒留南面；有的一头被新建好的高楼堵住，成了一条死胡同；很多院落的门牌号都被取走了，更多的人家在收拾家产，门口挤满了文物商贩。

　　俗话道：“东城富，西城贵”。这里存留下来的好院落依然十分可观。虽是仲夏，胡同两旁的大树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阳伞，丝毫不觉酷热难耐。

　　敲开每一扇门，她便迫不急待地开始和主人家交流。她问：要拆迁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这个院子是公房还是私房？住过几代？修缮过吗？要是修好，估计要用多少钱？自己的经济情况能负担吗？人搬走了，树怎么办？附近还有哪些保留完好的院子……

　　和她交谈的人总会越聚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听到的历史，描述着以前哪个地方曾摆过大鱼缸，哪个地方曾有个垂花门，影壁上写过什么吉利话。

　　华新民坚信，并不是非要和名人有关才有意义。真正让人感动的是那一条条胡同和一扇扇朱门后面，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故事。

　　民康胡同不像其他胡同那样是左右对门的，而是有一些敞开的石门，走进去，里面一左一右地坐落着极小的院子，极像现在的筒子楼，门口一样雕着漂亮的砖花。这里是以前的巡捕住的地方，胡同的别号就是“巡捕房”，静静地走在里面，似乎可听见他们破烂的皮鞋踏在地上的声音，看见他们为生存奔波的倦影。

　　劈柴胡同，为什么叫劈柴？相传，这条胡同西头有家大院，是两位被奸臣所害的大官，将财产藏于此，派人看管，等后人长大后再将财产平分，并因此取名劈柴（劈财）胡同。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或许因此而得名。解放后，胡同口开了家广德堂膏药店并出了名，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广德堂善治妇女病，一度驰名全国，到处来订单。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

　　甚至胡同里的语言都格外幽默。老北京的格局，南北为街，东西为胡同。因此老北京人的方位感极强。以前，拉车的到了胡同口，都会大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撞到人。老两口躺在炕上，觉得挤了，老太太会跟老头说：你往南边去点儿。

　　当然，更多的是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故事。

　　在新鲜胡同一个已被拆掉一半的院落里，主人在残砖乱瓦里给华新民看自家的相册。精美的雕花窗格前，从几十年前的小姑娘，到刚刚满月的孩子，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翻过，好像移动的电影胶片，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服饰表情不断变换，只有这座老院子依然故我。

　　但是这些，都已经或正在消失。

　　在华新民眼里，每一座院落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条胡同都绝不雷同。她会因为突然看见了一个不同于别家的瓦片而惊喜不已，抑制不住地和我讨论这个院子的修建时间，不停地说：太美了，快拍下来。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20世纪最后一天，老夫妇想到了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人们为什么不去想四合院变成大杂院的根源？她不停地问我：如果四合院依然像以前是一家一户的，怎么会有私搭乱建？如果人住多了，有关部门重新安置，又有谁会愿意一家几代挤在小窝棚里？

　　老人们回忆，解放前，胡同里是没有公共厕所的。院门一关，四合而居，家家有一口上水井，一口渗水井，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有的老宅院的澡盆和厕所已用了近百年。“文革”中大批人口迁入这些老院子，房子不够住，于是厕所和厨房都变成了居室。

　　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回忆那段日子时写道：

　　忽然，抢占房子开始了。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三四十上下，女的三十多岁。男的是萃华饭庄党支部书记，姓姜。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要进来住，你家房多人少。”说着，他手拿封条把西屋一排门封了，我们家谁也不敢回答。我们屋里还有很多木器，姓姜的夫妻两口带着几个儿子全部占用了。当时祖光被抓到牛棚不许回家。不久，又来了几个三十上下工人模样的，

　　一进来就对我婆婆说：“我姓刘，共产党员，西屋姓姜的住了，我来要你的南屋，我是老少三代……”这家搬进来，把屋里的家具及器具也全部占用了。

　　……房管部门把全院大改造，大房改小房子，北屋、东屋、过房都搬进了人，而且都是私分。我都看过了，太伤心了！北房的大落地玻璃窗拆走了，院里的树全砍掉了。从进门就起了小房子，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