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北京胡同的保卫者

    王彬和妻子年近五十，至今没要孩子。从1992年起的十多年间，两人跑遍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把北京有特色的胡同、宅门甚至各个细部都拍了照片并进行研究。

　　他曾对我说，一次在梦里，他确确实实梦见了北京城。

　　在一片清辉之下，那旧时的城墙、宫阙仍在，天安门广场宏伟壮阔。旧时王榭和寻常百姓的宅院大多完整，包容在宏伟的城墙怀里。而城墙壁上野草瑟瑟，城堞箭楼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站在城墙上，遥遥可见西边或北边的现代化摩天大厦，更远处则是蜿蜒如脉的万里长城……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悠悠的气韵说不尽也理不清，丝毫不逊于巴黎、罗马、伦敦、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等世界名城……整个北京城宛如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他的这个梦也曾经是很多北京人的梦。

　　可当梦醒来，却是一片怅然。轰鸣的机器正以飞快的速度把古老的传统逐一铲除——王彬说，他从不掉眼泪，只是在走访那些曾经美丽而现在破败的建筑时有一种深深的伤感。看着那曾经辉煌而现在斑驳的门楣、雀替和廊柱，想象当初住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殷实人家，有何等的功业，而现在却成了熙熙攘攘的引车卖浆者的大杂院，即便这些人，也将要马上流散了，因为此地即将片瓦不存。　

　　我在采访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总策划人罗丽时，她曾说：“这次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敢把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领袖请到圣彼得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有敢与巴黎媲美的自信。它帝俄时代的面貌基本没变，涅瓦河畔，古建成群，属于18世纪的著名建筑群就有十几处，再加上五十多座在古建筑基础上形成的博物馆，形成了圣彼得堡古朴、雄伟、稳重、宽广的特征。许多中国人到了这里都说，想象不到的漂亮！中国艺术家到了这里每每会有一种朝圣般的感叹，到底是欧洲啊！”

　　“与之相比，我们能给世界展示什么？”王彬说，“疯狂的拆迁，一片片古建被毁，剩下的全是类似东方广场和西客站那样的东西！一个伟大的古老城市，需要血肉骨骼整体地保存下来，不能仅剩一个个孤零零的院落和建筑，它需要氛围，需要环境，需要自己的天际线。”

　　王彬管这叫“城市肌理”的有机保存，即街道、胡同和四合院的完整保存。但他知道，北京城的“肌理”已失，他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残存的一点旧城描摹绘制下来，供后人凭吊。

　　北京古城遭受的两次劫难

　　王彬对北京的感情是从小在北京旧城间东跑西窜培养出来的。他1949年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府学胡同，50年来，亲眼目睹了北京城的老建筑一点点消失。

　　“抗美援朝的时候，说是防美国飞机轰炸，把四城都扒了口子，这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豁口、十条豁口等豁口的由来，由此，城墙的劫难开始了。这时，梁思成等民主人士三番五次进言要保护北京城墙，也曾经起到过一些作用，比如我亲眼看到西便门城墙在1956年维修一新，但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刚修好的西便门不到一年就被拆了。后来在1969年修地铁时，全部城墙都被拆毁。”

　　王彬是鲁迅文学院的教授，他的主业是研究小说叙述学。但他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地理着了迷。他最早的研究是北京胡同名的变迁。这时，对北京城文化肌理的最大破坏已经开始。王彬认为，北京古城遭到过两次劫难，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前因为各种政治因素进行的破坏，第二次就是正在发生的、已经持续了20年的因为各种经济因素进行的破坏。

　　王彬的情感在一点点变化，从最初纯粹对传统文物建筑的喜好，慢慢发展到一种抢救的焦急。为了弄清楚北京城的过往和各种古建宅院的结构细节，他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北京志书和古代笔记，还尽可能地求教学者方家，并和人品学识皆高的单士元老先生成为忘年交。所谓“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从此73年未出宫”，这位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紫禁城内搞研究73年，不仅传授给王彬许多古建知识，还传染给他一种对古文物保护的焦虑。王彬曾亲眼目睹了年过九旬的单先生，怎么与大权在握的行政部门“修缮人员”进行辩争，也亲耳听到了这位故宫学第一大家那“有关部门应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咨诹善道，以减少失误，向人民向历史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的诤言。

　　“但是，单老的话，没多少人听，老先生最后是在遗憾中离世的。”王彬每每提此，必定唏嘘。

　　一个北京孩子的祭奠

　　王彬就是这样背负着大师们的遗情，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走，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查。他的课堂，他的实验室就是北京的大街小巷。“工匠们干活时，我们去看，这些东西你看书是看不到的。另外还向专家学习，跟单先生学，弄通了，我和妻子就骑自行车去找典型。”我问他，在走访中遇到过什么难忘的事情。他说，没有，只是每次猛然看到尘封中的有价值的门宅时就会有眼睛一亮的感觉。

　　“有两处建筑给我感触颇深，一处在交道口，一处在前圆恩寺。前者是金柱，后者是广亮(金柱和广亮都是明清宅门的格式，专为官员所用)，两者都颓败不堪，仿佛颓垣。但是，代表官员等级的雀替依然完好，昭示着往日的辉煌，就像一个没落濒死的贵族，已然贱如泥土，但在最后一刻仍不肯低下头，高傲着走向毁灭……

　　“还有一次，位于内务部街西口的蔡元培故居面临被推掉的危险，后来有关部门澄清，说从来没有拆除的意思。不久后，我们去那里，看到故居已成孤岛，附近至少有三条胡同被推平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故居东墙角用白灰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内写一个‘拆’字。我当时的感觉是，在经济利益面前，历史与文化是孱弱无助的，可是，无根的经济列车又能行驶多远呢？”

　　还有些时候，一些保存完好、被某些单位占用的四合院总是阻止他进行拍摄。有一次，一个卫兵差点要动手。王彬百般解释说，你大门朝街，什么人都从这过，况且这是在搞文化研究。可终究还是不行。但更多的人对他是赞许的，人们似乎都理解他是对老北京做最后的一拜。一次在新帘子胡同，也是在一个要人的宅前，王彬看门前没人，一阵高兴。正拍着，突然里面出来一位军人，待军人问清楚情况后，不仅让他拍，还帮着清理杂物。还有一次在秦老胡同，他正拍着，一回头，看见一位军官站在背后，原来他挡住了门口，军官却一直耐心地等着他拍完……

　　其实这种历史的沧桑感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王彬夫妇在实地考察拍照的路上，不止一次遇到过一些百姓自发地拿起相机，为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巷留影。

　　王彬是一个苦做者，他走街访巷十余年，做出一本《胡同与门楼》，附图百幅，和一本《北京老宅门》，附图近三百幅。正在着手做的《北京老城门》也是厚积多年。他一向这样执拗和较真，几年前他写《红楼梦叙事》就用了三年。“没人这么写书，17万字写了三年！”他自己感叹！

　　他已经很累了，但种种莫名的冲动时时鼓动着他又打起精神来，骑着车子风里雨里地走出去。“在寒风中，我拿相机的手冻得直哆嗦，但我想我应该这样，一个北京的孩子，也不枉在北京出生一场，好像《茶馆》里说的，我们一起来祭奠这个老北京。”

　　我们是不是太忘祖了

　　王彬的记录和研究是从北京城的缘起 ——“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 开始的。他说，“在中国，凡是地名中有‘林’字的地方都是坟墓。考古学家们曾在董家林村发现了大批燕国贵族墓地和古城遗址，确定了这正是古燕国首都所在地。”

　　武王伐纣后，封弟弟召公于此。召公在这里建立了燕国。经众多考古学家的考证，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故有北京建城3040年之说。这是上世纪末 一个巨大的考古成就。但是有关千万北京人祖根的事情，反应却非常冷淡。王彬在许多场合呼吁，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北京人，应该关心董家林村。想想建立罗马城、被母狼奶大的两兄弟在现代西方国家何等风光！母狼和二婴的塑像到处都是。

　　北京城还有另一个源头，就是位于现在宣武区广安门一带的蓟城。周武王在封召公的同时，还分封了黄帝的后人于蓟。百年后，燕势强，蓟势弱，燕吞并了蓟，蓟国就此灭亡。后来，燕把董家林的城池弃了，一古脑儿挪到了蓟城。所以早先的燕都城就此荒废，湮没了，古蓟城成了燕的首都。燕在此立都近800年。燕亡后，蓟地多为少数民族占据，到了唐时，这里又归为汉人统治，名为幽州。安禄山叛乱后也在此称帝，国号大燕。他后来被儿子杀了，其子又被史思明杀了，史也在此称王。五代十国，石敬瑭把北京在内的燕十六州全割让给辽，从此中原王朝无险可守，北方少数民族每每可以像过自己家庭院一样，越过北京北面和西面那些险峻的天然屏障，长驱直下，直捣汉朝廷的腹地。辽人获蓟城后，改名为南京，金人驱辽后，建金中都，蒙古灭金后，建元大都，这个城市辗转三千多年竟然没有泯灭，地点也没有太大变化，这在世界城市史中是很少见的。

　　王彬怀着很复杂的情感多次到当时蓟城的中心地带，就是今天的白云观西墙附近访查，但已毫无踪迹可寻。古蓟城的惟一遗迹——蓟丘，已在“文革”中被彻底铲平，以致谁也弄不清楚，此地为何叫蓟。学者们争论纷纷。许多人赞同郦道元的说法——因蓟丘而名，但王彬遍查史料，却发现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

　　话从北宋说起。这个中原王朝几十年来一直向辽进贡银绢以使其不南侵，但契丹人屡屡生事，索要土地。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官员往往因对地理不熟而被唬得哑口无言，宋神宗只好派大科学家沈括出使辽国谈判。沈括到了辽都蓟城后，也寻思蓟名的由来。他在白云观一带巡游，发现遍长着一种叫蓟的草，恍然大悟，蓟城原由草名而来。他把这一心得写到笔记中。王彬遍查古书时读到这一记述，并在走访中发现，这种蓟草在北京南城一带尤其茂盛，他小时候在胡同间疯跑时，还经常把玩这种“蓟蓟草”。

　　王彬的发现在学术上成为很有说服力的一派。他惯会在历史中寻找激励的精神，许多平凡的东西，经他解说，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他年初去北顶村访查，这是旧北京城的最北面，因而冠以“顶”。他听说北顶村被列为2008年奥运会征地，北顶大庙和北顶村将消亡。他开始在有关报章上呼吁，“在历史上，这一带只有这么一座大型建筑群落，把它保存下来，是我们宣扬的人文奥运一个极好的载体。”王彬其实更关注北顶之北的兆惠墓。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破败的、仅剩一座石碑和两支华表的古墓，但那里面安息着一位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大英雄，中国反疆独第一人——兆惠。18世纪50年代西北地区准噶尔的蒙古人和回部贵族反复叛乱，驻防伊犁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领的清军在天山南北经历了无数次殊死鏖战。一次，回部和卓木在叶尔羌宣布成立巴图尔汗国，兆惠率兵进攻，400人刚渡过叶尔羌河(黑河)，桥便断了，兆惠陷入和卓木的包围之中。和卓木的士兵漫山遍野，兆惠仅几百人筑垒自守，对峙三个月，直到援兵到达把他救回阿克苏城。次年，兆惠再次出兵，攻陷叶尔羌城，至此，天山南北约1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收复。

　　每每流连在破败的古墓旁，王彬的内心就像秋水浸过一样。他有一个宿愿，就是在奥运会工程大动工之前，保住兆惠墓和北顶庙。他为此写了很多文章，并对有关人士说，那兆惠墓的一对华表上雕刻着轮、锣、伞、盖、花、罐、鱼、肠——佛教的八种珍宝，其中的肠便是今天的中国结。中国结在申奥过程中作为一种宣传物，颇为流行，但如果把它的源头也宣传一下，岂不可以使中外人士有更大的感动？想想俄罗斯那位拓展远东的将军得到了多大纪念，城市以其名冠之，塑像高高耸立在黑龙江边。对比一下，兆惠墓在垃圾堆边朝夕不保，我们是不是太忘祖了！

　　北京这本书已被撕得差不多了！

　　王彬的目光穿过明清，一直追溯到元。元代是中国人有意无意排斥的朝代，正史少记载，书生少叙说。但王彬认为，元代有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我们今天二环以内的街道都是元大都时留下来的，像交道口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东大街、鼓楼东大街、安定门内大街、德胜门内大街，西直门内大街，阜成门内大街……都是元大都的遗存，甚至道路的实体都没变。而且透过元大都的遗存，我们还能窥到唐宋时代北京的面貌。比如广安门内大街，在唐代就存在，称檀州街，是幽州最热闹的街道，金代，岳飞宿敌名将金兀术就家住此地。

　　“可惜元时的胡同名称留存至今的几乎没有，只有一个除外，西四砖塔胡同。元人李好古写过一本杂剧《张生煮海》，讲述一个叫张生的书生与龙王女儿恋爱，书生的书僮问小龙女的丫环她们住什么地方，丫环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是一个著名的留存，人们从西四北大街路过，都可以看到那个精致的砖塔，那里葬着金元之际一个著名和尚万松老人的骨殖。

　　“胡同和塔相伴了七百多年，现在要拆胡同仅留塔。这成什么体统？据说西城区主要保护西四北八条到头条，一共8条胡同，而西四南的胡同全拆。跟塔相依相伴的那些或许诞生在明清，或许根本在唐幽州时代就有的胡同已被夷为平地，有的将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将是那种丑陋的楼房。”

　　对于砖塔附近胡同的消失，许多人都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另一位有名的胡同保卫者、法籍华人华新民写道：

　　“我抚摸着劈柴胡同剩下的最后一块古老的砖石，它被丢在胡同口上，擦去敷在表面的灰尘，可以看到精工细雕的几只凤凰和几朵梅花……从此，古老的京城又将丧失掉一段记忆，谁也不会再停住脚步打听‘劈柴’两字的来龙去脉，谁也不会再知道曾经深藏在这条胡同每一座四合院里的故事。石头没有了，人没有了，门钹没有了，壁虎没有了，蝴蝶花儿没有了，落在地下的柿子也没有了。四周围再也没有一点生命了。

　　“从劈柴胡同出来，看到的不单是一条胡同消失了，毗邻的一大片都陡然间隐去了痕迹，我凭着印象和对空间的感觉边走边回想它们原来的位置:这是榆钱胡同，一进去头一个门里有棵非常茂盛的枣树，院里人一打枣，邻居的孩子们便哄到墙外去捡那些劈哩啪啦掉下来的脆枣。这是锁链胡同，细窄窄的，路过时总闻着一股清香的豆浆味儿。那是沈篦子胡同，路北第四个门里嵌着一块非常大的木雕，据说是从前皇帝手下的一个工匠专门给一位大官特制的，胡同的名字源于嘉靖初期做工最精致的梳头篦子，一走到里面便听得到四百多年前叫卖篦子的声音。那边是石虎胡同，入秋以后总有一堆人蹲在那里斗蟋蟀。再走几步是背荫胡同，珍妃曾在那里学过女红……”

　　对于这一片的拆迁，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几乎泣泪地写道：“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200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200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北京这本书已被撕得差不多了！”王彬感叹！

　　他很忧伤，但敢与开发商的银子搏斗

　　王彬后悔他没有早几十年做这种工作。那时的北京是大师眼中的杰作。

　　清晨，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黄昏，欣赏着院子顶上的蓝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睡觉的时候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演化。

　　法国诗人谢阁兰在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建筑。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30个小时，才终于真正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100年后，谢阁兰的孙女随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一行到北京，她心情激动地到天安门附近寻找爷爷的“陶瓷室”，但徒劳无功，这时她才知道，爷爷引以为自豪的故居被拆了，她伤感地离开了中国。

　　几年来，王彬的心境与她相同。但略有安慰的是，在他和其他“胡同保护者”的呼吁下，北京市有关部门修改了关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计划，增为40片。

　　“可40片也太少了，你想想，这40片里包括故宫、颐和园、北海，以及恭王府等众多王府，这样，北京的3600多条胡同又能包含进去多少？”

　　最理想的是，把整个北京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但这已是不可能了，王彬认为，现在要做的是能抢救多少是多少，他把这形容为“北京的百姓和读书人在用良知与开发商的银子搏斗。”

　　王彬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将整个南锣鼓巷地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个活着的胡同博物馆，将打破北京“世界文化遗产”都是皇宫陵园的局面，端出北京民居的典型，也将遏止贪婪的开发商对这一片的野心。

　　他认为申请很有可能成功，因为这里的民居保存了元代甚至唐代坊的形式，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洪承畴、僧格林沁、荣禄、婉容、冯国璋、茅盾等人的故居都在此，而且基本保存完好。建国以后，这里的四合院由于等级高，大部分被首长与国家机关宿舍占用，时有修缮，保存得较为完好。

　　他同时在进行的工作是，呼吁“40片要连成一片”，就是说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要自身膨胀，互相衔接起来，而不是各自龟缩，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东西。

　　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砖塔胡同附近区域的危改计划要改变，景观和历史被提到重要位置。但王彬的心情依旧是悲凉的。

　　“它们都已不存在了！”王彬摩挲着他的图册《胡同与门楼》：东颂年、西颂年、扁担胡同、蒋家胡同、牛街、南横东街东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