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合院与石库门命运的探寻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０日电题：城市文脉怎样传承——对四合院与石库门命运的探寻

　 最近，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两条关于城市发展的信息令人瞩目。一条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李铭陶大声疾呼：北京在打造现代化都市的同时，不要铲掉了历史！另一条是在讨论上海正在启动的新世纪一号工程——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项目时，专家学者们异口同声地提出：要重视历史的延续和文脉的传承！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北京与上海这两个进程最快的城市，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老房子、旧风景，意味深长。

　 存与毁，各有评说

　 随着京、沪两市建设步伐的加速，老房子的存与毁格外牵动人心。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舒乙在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一文中提出：“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区内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被大规模地、成片地消灭。北京人，以及全国来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国外的旅游者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还叫北京吗？”

　 可是，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却表达了相反的感受，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

　 城市建设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上海同样备受公众关注。作家周国平在一篇题为《侯家路》的文章里，为上海南市成片成片的弄堂、石库门的消逝而伤叹：“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

　 然而，改造者的理由也咄咄逼人。讽刺剧《七十二家房客》描述了上海人的窘境：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石库门住了那么多人，一块布帘隔开两对夫妻，一家三代人挤在９平方米的小屋，每天清晨倒马桶成了城市一“景”……

　 民居建筑已被纳入文化遗产范畴

　 四合院、石库门分别为京、沪两市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

　 四合院于元朝盛行，通常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合围成口字形，中心是种植树木花草的庭院，连排的四合院之间的通道被称为“胡同”。北京明清旧城内的民居，基本上都是四合院。

　 石库门则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当时太平军东征，上海老城内的居民和江浙难民大批避入租界。一种脱胎于传统四合院但占地面积较小、专供人租住的二层楼房应运而生，成为石库门的雏形。经过不断完善，这种建筑发展为由天井、客堂、厢房、灶披间、亭子间和晒台等组成的功能齐全的石库门住宅，数幢或数十幢为一排列，构成分弄，又以数条分弄组成大弄。

　 其实，北京的老房子并不止四合院，还有规模宏大的宫庭、寺庙与园林建筑；上海也不止是石库门，还有大量蕴涵着海派文化的花园洋房和历史旧址。过去，人们并不重视对民居建筑的保护，近年来，这一情形发生了转折，就在各方人士为老房子的去与留较真儿的时候，两市相继出台了保护性计划。

　 北京一年前划定了２５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范围，明清旧城内３７％的地区将得到整体保护，其中绝大部分是四合院保护区。上海市两年前编制了《上海市中心区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历史建筑与街区）》，对约１０００万平方米具有历史价值的新旧式里弄和其它有特色的建筑进行保护。这表明，成片的民居建筑和历史街区，已被城市决策者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京、沪两市主管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现出对本地民居建筑保护的积极态度。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说：“四合院在北京已存在了８００年，在今天仍在为人们所用，是北京最有生命力的一种住宅，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与现代建筑理念是一致的。虽然许多四合院在人口激增的重压之下已成危房，但是我们有责任把它们抢救保护下来，继续为我们服务并延续城市的文脉。”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林驹处长说：“石库门在今天看来，也是宜人的住宅形式。石库门应该一套住一户，所谓七十二家房客，是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这并不能够成为拆除石库门的理由。”

　 “拆”与“保”，“度”在哪儿

　 虽然保护的大旗竖起来了，但是四合院、石库门仍无法摆脱日渐消逝的状况。

　 统计表明，１９４９年北京有大小胡同７０００余条，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只剩下约３９００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６００条的速度消失。与此同时，上海的石库门、里弄也在成片消失，在大规模进行改造的这个城市，几乎每天都有弄堂被夷为平地。

　 保护与发展，成了一块硬币的两面。由于两市作出的均是部分保留民居建筑的计划，保护线划到了哪里，拆除线也就划到了哪里。

　 北京市在确定２５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之后，提出了5年完成全市危旧房改造的计划，这意味着旧城内约三分之二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四合院民居仍可能成为被改造或拆除的对象。

　 上海的情形与此相似。保护规划提出的需要保护的包括新旧里弄在内的历史建筑为１０００万平方米，此数字不到现存石库门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大量石库门仍可能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

　 建筑学家们对此投以忧虑的目光。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前不久就京沪两市民居建筑的保护向记者提出：“对老房子应该尽可能多地保留，要成片成片地保留，而不是拆除。”

　 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数据是，京、沪两市的建筑容量均已超过２亿平方米，而北京包括四合院在内的老房子现存仅约５００万平方米，上海的石库门民居现存约３５００万平方米，它们所占比重很小，却是城市历史与文化最为真实的载体。

　 “欧洲许多城市都保留了不同时代的城市‘断层’，如意大利里昂，从古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面貌都保存下来，并与现代的城市和谐共存。”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学家、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对记者说，“可是，中国许多城市往往因为新的建设就轻易地把过去的老房子毁掉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旅法作家华新民更是明确地表示：“现在这些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老房子已所剩不多了，它们不应再被拆毁，也不应继续实行拆多少、留多少的政策。事实上，几十年来，拆的力量早已过了‘度’。”

　 大规模改造遭到诘难

　 但是，在决策者眼里，对于大量危破的四合院、石库门，不改造是不行的。在过去１０多年中，京、沪两市均加大了危房改造力度，其通行的做法是，借助房地产开发的力量，进行“剃光头”式的大面积拆除重建。

　 很快，人们发现，在北京故宫周围，原来平缓开阔的四合院区域，不协调地突兀起一幢幢高层建筑。“这些高楼如不加以限制就很危险，进了故宫，看见周围都是高楼，故宫就破坏了。”贝聿铭向记者指出。

　 而在上海，大片大片红瓦屋顶的石库门所形成的壮观景象，本是最富本埠韵味的城市特征，如今也经常被参差其间的高楼打乱，被建筑界批评为“蛋糕上插蜡烛的尴尬局面”。

　 “拆了四合院再建四合院，我们就无法平衡投资。”北京的一位开发商对记者说，“在危改中，四合院被楼房取代难以避免。”

　 而在上海，由港商投资十亿元在中心城区大片石库门基础上改造的“新天地”，保留了石库门的老式外壳，内部“包装”着现代化的咖啡屋、烤肉餐厅和画廊。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改造方式，虽赢得了喝彩，但其高达每平方米２０００美金的改造成本，引得业内人士慨叹“不具推广价值”。

　 “在旧城改造中，施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存在许多问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方可对记者说，“对于危房改造来说，拆除的对象应是那些真正危破、亟待更新的房屋，可是大面积推倒重来的危改模式，则是‘孩子与洗澡水一块倒掉’，被圈入危改范围的房屋，不论好坏，一律拆光再说。这不但直接加大了建设成本，还造成不应有的浪费。”

　 “这种改造方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清华大学的另一位博士谭英，则更为关注房地产开发对社区生活的影响，“为平衡投资，开发商将大部分居民外迁到郊区，这些居民的居住条件虽得到改善，但是位置远、交通成本增加，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就业、娱乐、进修、与亲友团聚等基本的生活需要。”

　 “社区建筑”初现端倪

　 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入到对民居建筑进行小规模整治的改造方式上。

　 北京市东城区，４处平房在规划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翻建，仍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改建资金主要靠居民自筹，住户们增加了居住面积，并通过在院内建设化粪池，或者引入市政支线，增添了卫生间和淋浴间。

　 上海市静安区，发动居民参与的“有偿回搬”成为改变石库门命运的有益尝试。具体做法是，政府优惠一点，居民出资一点，建成后的楼盘作为商品房出售再平衡一点。这三个“一点”的政策，使石库门的整治与改善成为现实，市民们不但增加了居住面积、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而且还能够继续他们早已熟悉的里弄生活。

　 “让居民自觉地修缮旧房，是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理想地解决危房问题及风貌保护问题的办法。”两院院士周干峙对此予以肯定，“危房改造工作必须从过去以开发为主体转变为以居民为主体，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提倡居民参与小规模整治。”

　 “当然，小规模整治还需与人口的疏散结合起来，应该把城市的一些功能拿到旧城之外集中建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这样，人们就愿意到旧城外的这些地区去就业、居住，老城里的人口就会减少，而政府又能通过新区的土地开发获得更大财力，历史街区的整治与保护就能做得更好。”北京市政府顾问刘小石说。

　 京、沪两市近年来出现的居民自助型的小规模住宅整治方式，引起了建筑界的极大关注。有学者指出，这表明“社区建筑”活动在我国已现端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青年建筑师杰克南花钱买了一所位于危改区的住宅，那幢房子连卫生设备都没有，于是他向政府申请增添卫生间，遭到拒绝，因为这一片已被要求限期拆除。可是，杰克南并未放弃，他把社区内３３户家庭组织起来，给每户制定了改造计划，并引《环境法》的规定，以３３户代表的名义申请政府资助一万英镑。在大家努力下，这一街坊得到良好的改造，并名扬四海。从此，发动居民参与的“社区建筑”活动在西方城市方兴未艾。

　 “实践证明，简单地用房地产开发的方式改造旧城是很难成功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对记者说，“如何组织好居民的力量，是解决危房问题的关键。必须承认，一个城市的活力正蕴育在最为广大的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