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

    在中国，无论在通都大邑，还是在僻壤山乡，您都会不时看到一种特别的建筑物--牌坊。它们向人们述说着历史，保持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到过北京的人，没有不知道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的，这是几处挺热闹的商业区，因有过一座或四座牌楼而得名。后来人们慢慢地把牌楼二字节约了；50年代初，这些牌楼又被认为有碍交通而拆去了。但是“老北京”仍很难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因为这些牌楼与附近建筑构成的场所，不仅仅是交易之处，而象西方的广场那样，是露天的客厅，民间交谊之所，富有人情味。　

图一是日本人东野描绘的清朝嘉庆年间东四牌楼的情景，让我们现在还能在纸上一睹古都的市井生活风貌。

图二 1900年时北京哈德门,其牌楼样式与东四及西四的牌楼相同--世龙注

牌楼与牌坊

    牌楼是牌坊的俗称，正史及志书中均作牌坊或简称坊而无牌楼字样。清人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1885）中提及东、西单和东、西四时就说得明白：“就日坊北大街，俗称东单牌楼大街”。“瞻云坊北大街，俗称西单牌楼大街”。“东大市街有坊四：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大街”。“西大市街有坊四：东曰行仁，西阅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

    牌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在近代，她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漂洋过海，在世界不少城市均有修建牌坊之举。

牌坊与里坊制

    牌坊是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里或坊的大门演变而来；里是坊的前身。里坊制是周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沿用的一种编民制度。是赋税、力役、兵丁之源，其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都有密切的关系。《汉书·食货志》对里的组织和教育作用有清楚的的说明：“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视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于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里是一种用围墙封闭起来的基本聚居单位，由里胥掌管里门。里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其适应于管理的使用功能，里门还担负着彰善瘅恶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旌门之制。

旌门之制的起源

    旌门之制起源于周朝，在《尚书·毕命》中就有记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旌别淑匿，表厥宅里，彰善瘅恶”。这是说周灭殷后，将殷民迁至成周，经过了三代，康王认为其中不少人已改造成了顺民，故让毕公将他们区分出来，住到不同的里中，不使其受顽民的影响，在这种“善者”聚居的里门外，树旌旗作为标志。当时是以旌旗来区分贵贱等级的：天子为日月旗、诸侯交龙旗、孤卿红旗、士大夫白边红旗、师都熊虎旗、州里鸟隼旗、县鄙龟蛇旗。志书上没有说明给这些善者之里树何种旗，但总有旌表之意。此后逐渐形成一种旌门制度，不过并未沿用树旗这种办法，而是改用文字来表旌美之意。如燕昭王四年（公元前308年）表甘需之墟为明真里，即将其里门上的匾牌刻上“明真”二字。从此，里门就有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作用，后来牌坊的旌表功能实滥觞于此。

改里为坊

    改里为坊是北魏以后的事。《魏书·世宗本纪》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记载，说明此时已改称坊；但到隋开皇（581-600年）中，京都诸坊又改称里；再至唐武德七年（624年），又下令将邑中之里改称为坊。名称改来改去，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反映了当时世多战乱，户口流失，或假磨慕沙门、或阴附豪强以逃避调役所以统治者要对其重组以加强管理，在改朝换代时换一换名称。这样改的次数多了，里、坊经常混用或干脆称为里坊

坊与防

    《洛阳伽蓝记》成书在北魏世宗改里为坊后数十年，但该书仍称里：“京师……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且在书中特别说明：“归正里，民间称为吴人坊”。“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坊就是防的意思，狮子、老虎、异族和经常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的王子们，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需要防的，但当权者更要防的是还老百姓，里改称坊，更能体现建立这种编民制的本意。从宋人吕大防(1027-1097)主持复原的长安图碑残片中，可以看到光宅、翊善、长乐三坊，在图中就是用围墙和坊门来表示“坊”这个基本的聚居区的概念的。这些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门，日落时敲街鼓60下后即关闭坊门，一般的老百姓和官员均不许直接向坊外开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享受直接向坊外开门的待遇。所以对坊的管理作用着重体现在对坊门的管理上；而对坊内老百姓的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按教化之意来取坊名，将刻有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化的作用。这些坊名往往是在规划时就决定了的。

里坊制与坊巷制

    坊门演变成牌坊，是唐以后的事。由于商业与手工业日益发展，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宵禁制度已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随着宵禁制度的取消，坊墙及坊门均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封闭的里坊制遂过渡为开放的坊巷制；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离开了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产生棋盘格式里坊制的地理环境)，到了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是促成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变的一个原因。坊巷制即仍保持坊的编民制的行政组织，但民宅均沿街巷布置，直接向街巷开门，在街头、巷口树一个类似坊门但无门扇的标志，其上悬挂坊名的匾牌--牌坊从此产生。

牌坊--坊巷的门牌

    自从改为坊巷制以后，坊的围墙取消了，坊，仅仅是一种行政区划，能够体现坊的只有坊的标志牌坊而已，牌坊与坊似乎已成为一体，所以乾脆把牌坊称作坊，我们在看史料时首先要辨明这“坊”是聚居区还是牌坊。例如浙江《镇海县志》载：嘉定八年(1215)，代理知县戴栩“始立门牌，各以坊市旧事”建了通利坊、永安坊、景福坊、荣贵坊、淑孝坊、富德坊、亨济坊、柔远坊、栖凤坊、孝行坊、和丰坊、保定坊、善庆坊、上安坊、清宴坊、洪化坊、仙桂坊、神秀坊、宝山坊；从该县志的附图--宝庆县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个坊均是按编民的老规矩建立的行政区划的名称，是坊巷制而不是里坊制，其中有通利坊等等4个坊用牌坊作为标志，还有五个坊未设牌坊，仅是地域的位置，从图2看来，这五个坊均位于城市的边缘。图中还有引铺、西KE(石旁加可)、利涉道三座牌坊，从坊名上看与其他作为坊名的牌坊不同，未加坊字，这三座坊是作为道口、水闸等的标志物，可见，此时的牌坊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建筑而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了。

牌坊--商业的标志

    牌坊作为坊门的演变物，自然也保存了坊门的旌表功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明清两代旌表成为牌坊的主要功能，所以有人把牌坊称为中国所特有的个人纪念碑。明朝的牌坊，以科举(状元、进士……)和高官(尚书、御史……)牌坊为多；（左图，安徽歙县1584年示建的明代大学士许国石坊）清朝则以贞节孝义牌坊为多（右图，四川的一座节孝坊）。据《吴县(今苏州)志》载，明时吴县境中共有牌坊123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99座；清时牌坊113座，其中节孝坊有力7座。再如前面提到的镇海县，明时50座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34座；清时49座牌坊中除孝子、乐善好施两座牌坊外，其余47座全被贞女节妇占去了。每一座贞节牌坊，都记载着一段悲惨的反人性的历史，对妇女压迫的程度与贞节牌坊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明清两代“个人纪念碑”泛滥，可能与旌表政策放宽有关。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旌门法式中所述：“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由于官府所费不多，自然可以放宽审批，于是中了科举和做了大官的人，自有巴结者张罗，为其树坊，而家族人等，也愿抬出个把孝子节妇以为门第增光，一时竟纷纷立坊，成为时尚。也有对这种立坊之事不以为然者，如范正平不愿接受地方官为他家树立“忠直牌坊”，他说：“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总之，这种“个人纪念碑”往往几代人后即无人照管而自然损坏了；象安徽歙县棠越村的七座贞节石牌坊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很难得的，木牌坊毁于战火自不必说，即使是石牌坊有时也难逃厄运，如《灵宝县志》光绪二年(1876)刊本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有牌坊八十座，因流寇陷城，欲于潼关筑坚城，利用牌坊之石巨而近，遂拆运以去仅余三耳。”又如兴城县城内大街上有两座为守边大将树的石牌坊，其中一座在文革中被拆毁了。

牌坊--公共建筑序列的组成部份

    牌坊不仅具有标志和旌表作用，还是构成建筑空间，加强公共建筑群体序列和轴线作用的建筑处理手段，由于牌坊本身能使视线穿透，所以用它来围合的空间较之中国建筑习用的用围墙和建筑来围合的封闭的庭院来得通透、开朗和活泼，所以自从有了牌坊这种建筑类型后，在学宫庙宇等前面，往往都用牌坊来组成一个学前庙前广场。中国建筑十分重视空间序列，往往用中轴线将一幢幢建筑和一个个庭院串连起来，使人在沿着轴线绕过一幢幢建筑后，体会到建筑群体的恢宏，但这种在头脑中形成的虚轴线往往不易体会，所以一般人只有登上景山才能体会到从正阳门经故宫、景山直到地安门钟鼓楼这条轴线的宏伟气势。相反，西方建筑的轴线是实在的，是由两旁建筑所限定，使视线只能沿着一定的方向看过去，所以轴线和视线是一致的，易于理解的，尽管不易产生那样宏伟的气势却具有直观性。牌坊出现以后就使中国的建筑序列增加了可理解性，因为牌坊是可容视线穿透的，将牌坊组合到建筑序列中或建筑序列的端点，均有增强序列效果的作用。例如北京昌平的明长陵有长达七公里的神道，一座六柱五间的巨型石牌坊作为神道的起点，人们在未进入神道之前，就透过牌坊看到了远远的明楼和宝顶，这样长的轴线一下子就被收入眼底，设想如将石牌坊换成一座山门，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效果。所以明清以来，在陵墓、庙宇、学宫、社坛、苑囿等等公共建筑中，用牌坊来增强空间的艺术效果是很常用的手法，而且保存至今的也最多。(左上图安徽歙县棠樾村的牌坊群）

史料中最早记载的牌坊

    据笔者目前掌握到的资料，最早的牌坊是浙江的黄岩县，建于熙宁九年(1076)的清镇、钦贤、仁凤、新罗四座牌坊，从嘉定癸未(1223)陈耆卿编的《嘉定赤城志》所附黄岩县志图中可以找到清镇、钦贤、仁凤三坊，图中均画出了牌坊的形状，树于巷口；新罗坊在县城东一里，故图中没有绘入。又据《吴县志》载，吴境内有14坊均为宋以前建的，即比清镇、钦贤、仁凤、新罗四坊又早了116年，但未能进一步确定其修建年分，这14坊到底谁先谁后亦无考，只好在此存疑了。

现存最早的牌坊

    据《嘉定县志》载，学庙前的兴贤坊(左靠边)是在淳佑(应为示旁,下同)九年(1249) 时兴建的，此后又于至正十四年(1354)于兴贤坊的东面兴建了儒林坊(今育才坊)，正德元年(1506)，在学庙灵星门南面兴建了应奎坊(今仰高坊，左靠右)，共同组成了学庙前的广场，此后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万历十四年(1586)、天启四年(1624)、康熙四十二年(1703)、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五次修庙前三访，到光绪五年(1879)重建仰高、育才二坊，修兴贤坊。从这些记载来看，兴贤坊自建成后共修过六次，且据现今向该学庙管理人了解，也确认现今的兴贤坊仍为淳佑九年所建。故此，笔者认为，兴贤坊是目前掌握资料中最早兴建而保存至今的牌坊。但是，也还有疑问之处，光绪六年重修的《嘉定县志》附图上所绘的兴贤坊是重檐的，它应是最后一次修理的实录，但从现在的兴贤坊来看，却是单檐的，是图画得不确还是此后又重建过，还是修理时去掉了一重屋檐，均不得而知，也只好暂时存疑了。

牌坊最多的城市

    苏州曾经是牌坊最多的城市，据吴湖帆先生考证，宋平江府（即今苏州，亦即《吴县志》中的吴境与长洲境）城图碑是绍定二年(1229)重建平江坊市时刻的，共有牌坊65座，前面已经提到明时的苏州仅吴县境内即有牌坊123座，清时有113座，可谓牌坊最多的城市。故在《吴县志》坊巷卷中，十分自豪地说：“观坊之多而知风化之美，观巷之多而知民居之密，坊与巷俱以多为贵，而巷多又不如坊多之可贵，所以然者，民欲其庶欲其富又欲其善，国有旌典所以劝善也，建坊以资观感，庶巷处者悉兴于仁也，斯二者亦以资观感岂仅备稽考乎。”然而现在苏州的牌坊已所剩无几了。

牌坊最多的街道

    牌坊自脱离坊巷独立出来，作为“个人纪念碑”，就不甘居于陋巷偏僻之处，而愿“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所以都纷纷建到最热闹的大街上去，于是明清以来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牌坊街。牌坊最多的街可能要算常州府前大街了，在光绪五年(1879)重修武进《阳湖县志》中附有余文钺绘的武进阳湖县治图中可以看到，从常州府大门前的“中吴要辅”牌坊起，至天禧桥头的甲戌牌坊止，糖葫芦似地共串了24座牌坊，真可谓密集如林的牌坊街了。常州府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甲戌等11座以年份命名的牌坊，都是科举高中者，再加上尚书等高官牌坊，说明能将牌坊立到这大街上都是最有身份的，贞女烈妇们的牌坊，一座也挤不进来。现从这幅图中截取常州府前大街这部分（左图）以飨读者。

表意的“牌”与支撑体的“坊”的分离

    中国的牌坊与西方的凯旋门或纪念碑不无相似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是“坊”本身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有含义的“牌”的支撑体，其本身并无含义，不象西方的凯旋门尤其是纪念碑那样，要通过其上的雕刻和形体来喻义。同是一座牌坊，只要把碑上的文字加以改变，就能表达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义北京中山公园的保卫和平牌坊，是从东单牌楼西总部胡同口搬来的，这座牌坊在东单时是在八国联军压力下修建的标志中华民族耻辱的克林德坊，俗称克林德碑，第一次大战后民众捣毁此坊，政府将其石运至当时的中央公园再建成一座牌坊于于985于985985于985，取名公理战胜坊，50年代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以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于是公理战胜坊又成了保卫和平坊。牌坊改名的事是常见的，嘉定学庙前的兴贤坊就曾五易其名，往往随修缮者的意愿来更改；牌坊搬家的事也不少见，如平江府城图碑上的宾兴坊，就是绍定元年(1228)知府赵善瀚从别处移到贡院南的；吴县学庙前的首邦文献坊，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被知县曹汝召移到县治前去了。这些都是由于牌坊具有与西方的凯旋门、纪念碑不同的特点，在西方是没有这种形体与含义分离的情况的。由此而想到，即使北京的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当时非拆不可，也没有必要拆毁它，如果把它们拆迁至王府井大街及大栅栏、琉璃厂等商业步行街上，既可保存这些文物，又可增加这些地区的商业气氛，还可以起到限制车辆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从牌坊看中华文化的趋同性

    牌坊本身并不表义，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虽因材料的不同而有木牌坊、石牌坊、砖(琉璃)牌坊（用砖砌成凯旋门的形式，再在其外表用琉璃贴出柱、梁、斗拱、檐口等组成的牌楼形状）的区别，又因大小的不同而分两柱、四柱、六柱等三种，还因形式不同而分为起楼（有屋檐）、不起楼（无屋檐）；有冲天柱（柱状如华表，高出檐顶）或无冲天柱等等，但做法上均有一定的格式，可按一定的规则，例如算出各部件的尺寸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所以一提到牌坊，就可以大致想到其形状，而不象西方的纪念碑追求各自不同的个性，我们通过牌楼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趋同性，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别。

原载《中华文化纵横谈》第二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1993

[跋]这篇文章本是吴世昌先生要写的。那是在1986年春，为了筹办《中华文化》这本杂志，去吴先生家约稿，开头没谈稿子，而是从为什么想到办这样一个刊物说起，谈话中吴先生对北京拆掉牌楼特别激动：说牌楼妨碍交通，他不知道在这十字路口就是该减速！于是我说，那你就来一篇。吴先生一口答应了，并说题目就叫“还我牌楼！”。吴师母在侧说这太刺激了。于是最后确定为“为牌楼恢复名誉”。吴先生还答应当这杂志的顾问。 但是这年8月31日，吴先生遽归道山。而尽管准备办这杂志的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积极性很高，国家教育委员会也支持，但就是得不到期刊号，办不成。幸亏学校的出版社支持，将已收到的稿子出了一本《中华文化纵横谈》，自然也就没有能在书中为牌楼恢复名誉，想起来心中总是遗憾。这第一本纵横谈出来后，印过两次，出版社感到质量不错，是在1988年，提出再编一本。我想到这次无论如何要给牌楼恢复名誉，这文章不好写，转来转去，最后落到德坚身上，此时她已退休在北京，有时间，查资料也方便，几个有关的大图书馆都去了，中午就在里面吃面包，这样专心干了几个月，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篇文章。文章的内容看来已超出吴先生的原意，而在文字上自是不及吴先生如椽之笔。逝者已矣！显然是无法代替的。但是德坚的钻研结果，给我以震惊，原来这牌坊除了它的威严或华丽，竟还是屈辱与高贵，自豪与辛酸，种种人生的记录。对它不止是恢复名誉，而应从中读出历史，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找到它新的位置。这些不多说了，读者看后，见仁见智，自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