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的建立是一次历史性的倒退

    读到《新语丝》2002年4月6日发出的，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罗亚蒙主任所著《王朝地理思想与首都的悲剧——从汉唐长安想到北京》，甚有感焉。盖十多年前应侯仁之先生之命，参与主编《黄河文化》一书，在编写过程中，系以黄河文化中心城市（即当时的都城）的变迁为经纬。

    侯先生研究中国城市历史数十年，他深感一代文化之风尚，实为此中心城市所左右，不同朝代都城文化的特点，正说明此时文化之特征。见解深刻，众人服膺。

    在反复讨论编写提纲的过程中，我特别感受到，宋代都城汴梁，城市建设的格局，大异于汉唐长安，其主要差别为长安城的规划建设，完全以为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

    先前，德坚写《牌坊--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据《洛阳伽蓝记》（北魏）“京师……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且在书中特别说明：“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等记述。解释为：“坊就是防的意思，狮子、老虎、异族和经常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的王子们，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需要防的，但当权者更要防的是还老百姓，里改称坊，更能体现建立这种编民制的本意。”隋唐建设长安，亦从旧规。德坚文中指出：“从宋人吕大防(1027-1097)主持复原的长安图碑残片中，可以看到光宅、翊善、长乐三坊，...这些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门，日落时敲街鼓六十下后即关闭坊门，一般的老百姓和官员均不许直接向坊外开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享受直接向坊外开门的待遇。所以对坊的管理作用着重体现在对坊门的管理上；而对坊内老百姓的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按教化之意来取坊名，将刻有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化的作用。这些坊名往往是在规划时就决定了的。”

    人分几等，衣分几色，住分几区，等极森严，不可逾越，在中国,历史悠久，乃至居于下等之人亦已习之，盖以为吃得苦中苦，仍可为人上人。而起自草莽，成为世袭公侯，历代不乏其人，故此等级秩序虽为人所诟病，历久不衰。

    京师规划建设为人上人服务，故“长安居，大不易”。即如盛唐，长安已是当时东方最大城市，商业乃至国际贸易均极兴旺，但城市建设实仍以服务皇权为主，首都人口中，官僚、士兵、宫人及为这些人服务者，占去多数。黄巢乱后，失去政治中心地位，遂一蹶不振。

    宋都汴梁,城市规划中官民区隔不显著,汴梁成南北交通贸易之中心,故清明上河图能写出市井之繁荣，别代无之。

    都城从长安移至汴梁,固然因此处为朱温割据的根据地,然缩短从江南供应朝廷衣食物资的运输路程,当亦考虑在内,较唐代朝廷成员间或到洛阳“就食”,节省民力,更进一步。

    人们每以盛唐为中国之夸耀，而视宋为积弱。实际上即如南宋偏安临安，其人口财富亦远超盛唐，故西湖能有歌舞不休之盛。而金亦非外国，合南北中国计之，宋金时代之规模，不亚元代。而临安可能以偏安之故，城市建设少有考虑体现维护皇权的需要，因山就水，着眼民生，时至今日仍保持其美丽与繁荣。

    忽必烈统一中国，建设大都，复从唐制，明清更为加强，如紫禁城之规划需上应天象，体现天人合一之皇帝的绝对权威。而这等规模的城市的建成，也体现着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到达顶峰。故民国建立本定都南京，蔡元培等代表北上，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而袁制造兵变，托词拒绝，终仍定都于北京，良有亦也。不数年，竟擅变国体，帝王思想暴露无遗。

    袁世凯逆历史之潮流而动，慕帝号之虚名，称帝后众叛亲离，随即退出历史舞台。然以维护民国为名的各路诸侯，实大多并非真倾心于民主共和，不过欲为无皇帝之名的土皇帝，直至问鼎中原为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中国独裁者。

    凡此往事，俱已成历史之陈迹，然王朝思想，实难以完全从人们心中消除。前见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反对者中，有仍以“天圆地方”为设计指导思想者；考“天圆地方”实为巩固尊卑贵贱之秩序提供根据，当时就觉得真不如交给法国人去设计。今读罗亚蒙先生文章，发愚所思而多未发者，快人快语，触及思想历史文化积淀深处。

    不久前曾回到北京，一次夜晚乘车，目睹灯火辉煌，联绵数十里，其间大厦林立，如重岩叠嶂，城市规模，较1948年愚初到北京，乃至二十年前，扩大何止百倍！此固说明改革开放之进展神速，成绩卓著，然地力有限，不仅水之供应，抑或时刻不可无之空气，均存在危机。对此如无长远之估量，但欢欣于一时之快意。瀚海黄沙，楼兰、统万之泯灭，足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