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专权聚敛及其对乾隆后期吏治的影响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杨宝杰

和珅是乾隆后期的重要人物。其权势之盛，无人能及，“宠任冠朝列矣”[1]，虽先前之张廷玉，鄂尔泰，于敏中等，亦有所不逮。且和珅当政年久，潜弄魁柄，大肆聚敛，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清朝社会的中衰。近人萧一山将和珅受宠作为清代“国家治乱之所由分也”[2]。

一．关于和珅获宠的分析

在乾纲独断的乾隆时代，“只有明君，没有名臣”，然而和珅的政治地位，却不同寻常地直线上升，并长盛不衰。正如《清朝外史》中所云：“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弘历既殁，始由顒琰正其罪哉，此其间盖有故焉”[3]。

清人笔记野史对和珅获宠的原因有多种说法，诸如和珅是雍正爱妃转世，和乾隆有宿缘；和珅仪度俊雅，颇有文采，声音洪亮，应对称旨。这些记载至少透露两个信息：一是和珅相貌英俊，口齿伶俐；二是乾隆与和珅可能有断袖之欢。清代官场上有好“男风”陋习，乾隆可能也受时风所袭。这在文献中亦可找到蛛丝马迹，如御史钱沣就曾指责和珅办公地点“相近寝禁”[4]。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和珅得宠弄权，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从本质上讲，和珅只是乾隆加强皇权的工具而已。而和珅之所以能够充当这一角色，是因为具备了两种素质：有相当的才能而又奴性十足。数十年间，乾隆皇帝一直是以加强皇权为首要任务。中央各机构尤其是军机处地处中枢，是乾隆整顿的重点。即位之初，乾隆便通过重建军机处取代总理事务处，以将主要权力集中于己手。而后对于军机大臣也一换再换，陆续将亲信或姻亲纳亲、傅恒等拉入军机处。但由于军机处作为国家权力中枢事烦任重，从处理政务方面考虑，乾隆皇帝仍不得不把历练政事、功勋较著、威望较高的朝臣选入军机处。纳亲、傅恒之外，鄂尔泰，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阿桂等所以相继膺选，原因也即在此。

但令乾隆不安的是，这些军机大臣一般都联络广泛，深孚众望，极易尾大不掉，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乾隆三十九年七月（1774），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交结太监高云从案件，更使这种顾虑得到证实。为此，乾隆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军机处的控制，和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和珅资历较浅，容易控制；和珅又有相当的办事能力，能够使乾隆满意。清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乾隆皇帝开疆拓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和珅本人资质聪颖，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这使他很快成为乾隆帝处理民族事务的得力助手。自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兼任理藩院尚书起，便年年随同乾隆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帮助乾隆处理边疆和民族事务。唯一没成行的一次，是因为腿疾发作。

据《八旗通志》记载：“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5]。和珅还具有较丰富的外交经验，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等国的使臣。乾隆五十七年（1792），和珅妥善接待了英使马戛尔尼一行。过后英国特使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6]。和珅有很强的理财能力，长期掌管内务府，户部三库及崇文门税务。《啸亭杂录》称其掌管内务府时，“岁为盈积，充外府之用”[7]。著名史学家邓之诚说：“乾隆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悉索之和珅”。和珅还主持管理议罪银事宜，各省官员交纳的议罪银越来越多，构成一笔巨大的财源，流入皇帝的金库——内务府广储司，供乾隆挥霍。对于这样善于生财的忠心奴才，乾隆当然宠爱。和珅获宠还因为他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8]。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可能也只有和珅一人而已。

《清朝外史》中载有这样一件事，一日乾隆召和珅入见，嘉庆帝也在。乾隆闭目良久，口中喃喃而语。嘉庆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乾隆突然张目曰：“其人何姓名？” 和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弘历复闭目诵不辍。事后，嘉庆问和珅何意。和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千里外，当立死。即不死，亦必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死者，必为白莲教中之首领，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9] 和珅深知乾隆是自己的保护伞，便一心服侍乾隆，忠心耿耿。“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10]，“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11]。而且随着乾隆年岁日高，喜谀恶谏，统治日益僵化，不少正直之士也希望嘉庆能真正亲政，盼望新君能走出乾隆时代的阴影。如军机大臣阿桂临死前说：“我年逾八十，可死；位居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以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今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12]自古皇储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乾隆舍不得放下权杖，而嘉庆心底里却巴不得老皇帝早日升天，以便自己升登大宝。乾隆就曾因朱珪一事差点将顒炎（嘉庆）治罪。可见晚年乾隆和嘉庆之间的关系，倒不如与和珅之间来的亲密。晚年乾隆对和珅的依赖越来越重，和珅受宠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和珅何以长盛不衰树立私党，打击异己。

和珅自知自己虽得乾隆欢心，但资历不高，功勋比不过阿桂，清廉不及王杰，懂浩，刘庸等。正如和珅之媳和孝公主说：“汝翁受皇父厚宠，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恐他日身家不保”[13]。和珅专擅贪污，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痛恨，如朝鲜在华使者郑东观曾说：“上自王公，下至舆台，莫不侧目唾骂”[14]。和珅位居权力高峰，为寻求安全感，便大力树立党羽，“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黜日甚。内而公卿，为而藩阃，皆出其门”[15]。在和珅政治集团中，有和琳，福长安，苏凌阿，伊江阿，国泰，景安，徵瑞以及和珅老师吴省兰，吴省钦等。和琳比和珅小三岁，在和珅的翼蔽之下，从一个小小的笔帖式累迁至工部尚书、四川总督并被追晋为一等公。福长安是大学士傅恒的小儿子，孝贤皇后侄儿。福长安入军机处，任户部尚书，与和珅关系密切，勾结更紧。福长安的小舅子湛露，被和珅安排为广信知府，在一次京察中，被列为保送一等。苏凌阿，属满州正白旗人。人们常笑其庸劣，晚年时因于和氏家族联姻，得到和珅提携，官运亨通。他任江督时，公然对属员说：“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入阁时，“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16]。伊江阿受和珅提拔，任至山东巡抚，在乾隆去世后，他写信劝和珅节哀办事，对嘉庆新君却没有什么表示。嘉庆指责他：“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17]。在大力扶植亲信党羽的同时，和珅还通过打击异己的办法来压制不利舆论。御史谢振定痛打和珅宠妾之弟，并当众烧毁其乘坐的和珅之车，人称“烧车御史”。不久谢振定便受到报复而罢官。

乾隆五十一年（1786），御史曹锡宝疏劾和珅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18]。然而却被认为是“挟嫌报复”，受到革职留任的惩处，不久郁郁而亡。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珅在西域军事不利，并与都统海兰察不和，便向乾隆上折诋毁海兰察等人，后来又上疏指责海兰察打仗收受皮张。乾隆对此的回答是：“海兰察能杀贼，皮张收以御寒，何以诘责？汝等既不能杀贼，亦岂能谢绝人情乎”[19]。就连嘉庆皇帝的老师，其智囊团主要人物朱珪也遭到和珅攻击。当乾隆归政于嘉庆后，朱珪向嘉庆进颂册，和珅便“因加以指摘”。后来，乾隆曾想把朱珪召入军机处，“卒为和珅所沮”[20]。这种情况正如《所闻录》所载：“清乾隆时，和珅当国，权倾一世”，“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21]。当朝官员若非和珅之党，也大都明哲保身。“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22]。

“当是时，廉正大臣如嵇璜，元勋上功如阿桂，皆未尝一加弹劾”[23]。出身满族，与皇族联姻。和珅姓钮祜禄氏，属满洲正红旗人（属下五旗）。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在用人行事方面，体现了明显的重满轻汉思想。官员一般是满汉分授，但实权主要掌握在满人手中，汉人备员而已。和珅当权时，其旗籍由正红旗抬入正黄旗（属上三旗），而倒台后，又归隶正红旗。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满汉之别，甚至旗籍之别都很重视。出身满族，当属其获宠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和珅找到了最大的靠山——皇帝。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将爱女十公主赐婚和珅之长子，“待年及岁时，举行指婚礼”[24]，并赐和珅长子名为“丰绅殷德”，即“富寿绵长”的意思。同时，和珅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康熙帝的曾孙贝勒永鋆，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乾隆的孙子质郡王绵庆。乾隆帝自己也知道对于和珅的“保护伞”作用，如乾隆就要归政于嘉庆时，和珅非常担心自己权势不保，忧心忡忡。乾隆安慰他：“这点你不必忧虑，此时朕尚在，自然随时训政”[25]。在这种局面下，纵使有个别官员参劾，也是无济于事的。典型的例子是曹锡宝疏劾刘全案。乾隆五十一年六月（1786），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全：“（刘）本系车夫，洊管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26] 此时和珅正在热河陪着乾隆，便声称不知此事。乾隆的表态明显偏袒和珅：

一，刘全“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有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常”[27]。

二，曹锡宝参奏，“或其意竟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28]

问题还不止如此，曹锡宝在参劾之前，将奏疏送同乡朋友吴省钦看过。吴卖友求荣，立即驰往热河，告诉和珅。和珅令刘全立刻毁其居室、衣服、车马，凡有逾制一切器具，全部藏匿，不留痕迹。曹锡宝只得含冤受惩。调整监察制度，堵塞言路。和珅为了确保于己不利的舆论传不到皇帝耳中，对监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先是珅在军机时，虑人举发其过恶，定制凡有奏折，令其副本关会军机处。又令各部将老年平庸之司员，保送御史，俾其缄默不言，免于纠劾”[29]。这一变革严重阻碍了下情上达，和珅得以大行蒙蔽。所以仁宗的侍讲学士朱珪与嘉庆帝议事，都是“时召独对”，“珪造膝密陈，不关白军机大臣，不沽恩市值”[30]。嘉庆亲政后，便将其废除。除了改革制度外，和珅还对那些正直敢言之士予以肉体消灭。乾隆帝命钱沣兼任“稽查军机处”一职。可是不到一年，钱沣便突然暴毙。一时舆论纷纷，野史笔记均说钱沣乃和珅用毒药毒死。而另一个御史管世铭刚扬言要上章弹劾和珅，便突然暴卒。乾隆年高固执，喜谀恶谏。乾隆年岁之高，执政之久，自古帝王罕有能匹。在他的漫长统治生涯中，乾隆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这些统治经验对于国家的治理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乾隆晚年执政的僵化，处理政事常常从感情和经验出发。

除此之外，晚年乾隆越来越好大喜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喜谀恶谏。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在奏停议罪银制度（实际上也是针对和珅）的覆奏中说到：“各督抚声名狼籍，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31]。乾隆帝见到后大发雷霆，下谕旨：“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意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32]。要尹壮图指出闻于何人，见于何处。问题不知不觉就转移了主题，由议罪银的利弊转到古今之世的好坏。乾隆的感情用事可见一斑。尹壮图吓得慌忙改口请求治罪。但乾隆不依不饶，一定要其指出事实，逼的尹壮图自承虚诳，被治罪贬官。而和珅则深深懂得老皇帝的心思，竭尽全力，讨乾隆欢心，亲自主持备办了乾隆的七旬，八旬两届万寿庆典和千叟宴等事宜，备极隆重盛大，使得乾隆大为开心。对于白莲教乱事，和珅从来是报喜不报忧，让老皇帝一直以为克剿在即。可以说，晚年乾隆是一刻也不能离开和珅了。

三．和珅聚敛的手段

《清鑑》称和珅“故无学行，但以揽权聚敛为唯一目的”[33]。和珅当政数十年，积聚了大额钱财，以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史学界众说纷纭，有说八亿两之多，有说二亿三千万两等等。但不管是那一说，和珅家产的数额都是非常巨大的。下面谈谈和珅聚敛的手段。第一，贪污受贿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户部尚书，又掌管户部三库，等于掌握了国库的钥匙。后来又任内务府大臣和崇文门税务监督，实际上操持着清政府的收支大权，和珅便乘此机会大肆侵吞。崇文门税关给和珅带来巨大的利益。明朝北京原为九门征税，清朝改为由崇文门统一征税。崇文门税关是户部所属全国三十个榷关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国第四。崇文门税关名义上隶属户部，实际上由内务府控制，是皇家内府的进财机构。《梼杌近志》载：“崇文门官吏需索之苛”[34]：吾国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商贾行旅，赴试士子，均莫敢或抗。且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无从与较者。”崇文门税关之苛，油水之大，由此可知。贪财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门税关正监督任上供职八年，大权在握，索贿受贿，贪污自肥不计其数。和珅的家人刘全曾代主管理崇文门税务多年，而被抄家时，就抄得白银20万两之多。可以想见和珅获利之肥。和珅还常常找各种借口向大小官员索取贿赂。《贪官污吏传》载：“和珅性贪黩，征求货贿，皇皇如不及”[35]。

因为和珅权势煊赫，各级官员竞相趋奉，“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敢不辇货权门，以为奥援之结”[36]。嘉庆三年（1798），和珅之妻病死。和珅借此向属下和各地官员大肆勒索。其中仅是两淮盐政徵瑞一人，和珅就张口索要了40万两白银。甚至在他被革职下狱后，一些外地官员因为消息不灵，还在继续向他致送银两。和珅喜欢吃新鲜珍珠粉末，于是便有人在海外捞取珍珠，裹之以金，大珠要价上万，小珠也要数千，但是还是供不应求。甚至有的宗室子弟为了袭爵都要走和珅的门子。永锡因欲得到肃亲王爵位的继承权，把前门外的两所铺面房送给和珅。

第二，主持“议罪银”，中饱私囊。 “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罚银”等，是从乾隆中叶开始逐渐形成的。起初是针对高官大员（多为总督，巡抚）的比停发养廉、罚俸更轻的一种处分。由其本人根据自己的过失程度（渎职、违例、侵贪等）与经济承受力，自报认罚的数量并无统一的标准。例如同因甘肃冒赈案的牵连，陈辉祖交议罪银三万两，闵鄂元则交了四万两。臣下交纳的议罪银最终汇总到皇帝的金库——内务府广储司。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交纳议罪银已经成为对稍有过失（或本无过失的）官员进行惩处的惯用方式，议罪银的数额也从原来的一、二万增至数万乃至几十万。其目的也已从对一些官员小示惩处变为皇帝借机聚敛钱财。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是军机处及其专门设立的机构“密记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负责，秘密进行，与吏部所主管的公开罚俸制度不同。议罪银的数额虽说是自定，但绝大多数官员都要设法了解皇帝的意图，以便在自身能承受的条件下，尽量办的让皇帝满意。相当一部分人为了摸准皇帝的脉，而向和珅打听情况，为此他们也要向和珅孝敬一定数量的财物，以便寻找到一个最接近皇帝意愿的数额。主持议罪银使和珅得以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斡旋，为和珅提供了一个弄权捞钱的好机会。

第三，克扣进贡物品在嘉庆四年正月十五（1799）的上谕中指出：“督抚等呈进物件准与否，必须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37]。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赴京面君，备一鼻烟壶作为进贡之物，烟壶上镶嵌一颗如雀卵大的宝石，经过雕琢愈发显得华丽夺目。和珅在见到贡品后赞不绝口，颇有占有之意，孙士毅很为难地对其言道此系进贡之物，且已向皇帝奏明，万难更改。几天后，和珅又见到孙士毅，便拿出一个鼻烟壶对孙说：“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孙士毅一见，原来就是自己的进贡之物。和珅倒台后，从其家中抄出供品无数，在嘉庆四年正月十六日的公布和珅罪状的上谕中言：“伊家内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而大块真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务府所无有者”[38]。这些珍宝中，有很多就是克扣或偷拿的贡品。第四，擅长经商在和珅的巨额家产中，恐怕有相当大的部分来源于经商。

和珅擅长经商，并利用手中之权敛财，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产，跃为京城首富。和珅从他父亲常保那里承袭的家产只有一份旗地，一处房产。在他的经营后，田地，房产遍及三河，昌平，天津，承德等地，其中出租的房屋就有一千多间，出租的土地近一千三百顷，仅在京城前门一带出租的铺面房就有三十多处。此外，他还经营钱店、当铺及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旅店、弓箭店、甚至在京西开煤窑。尽管和珅也出租土地，但他最感兴趣的是放债和开当铺，店铺等。从查抄和珅家产的档案看：他本人所开当铺十二座，由其仆人出面所开的当铺八座，出租房屋一千零一间半，放债银两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两[39]。另据档案载，一个叫许五德的人系庄头霍三德家奴，因“霍三德多收钱粮，并指称本主，讹诈得银五百两，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许五德同和珅的亲戚恒德关系密切，求恒德托和珅照应，“许事成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送银一万两，以为酬谢”。和珅则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40]。和珅贪婪甚至六亲不认。和珅在发迹前，曾多次向外祖父嘉谟要钱，但是在暴富之后，对于向他求助的亲友绝无半点怜悯之心，不仅不会无偿地援助别人，反而乘人之危，要求对方以房，地作为借钱的抵押。即使对曾有恩于他的外祖父家也不例外，堪称六亲不认。和珅在京城的三处铺面房就是他舅父向他借钱时的抵押物，后因无力回赎，便归其所有。对于亲友借贷，和珅从来都要收取高额利息，他的另一个舅父向他借银一万五千两，月息一分，四个月后利银已达六千两以上，本息合计二万一千两。

第五，主持“抄家”所得抄家是封建社会对官员在经济上最严厉的惩罚。抄家物资绝大部分归皇帝所占有。官员一旦犯案后，其家中积累的金、银、珠宝、首饰、田产、店铺、房产等等都在籍没之列。再加上不少官员在平时就非常注意隐匿财产，还有的在犯案前得到风声，四处转移财产。因此对于负责抄家的官员来说，要把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家产全部查清，并非一件易事。但这也为主持抄家的官员提供了一个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和珅经手的籍没家产案不胜枚举。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和珅竟将王亶望的一位色艺俱佳的宠妾吴卿怜也抄到自己家中。而因这一案件被牵连抄家的共有一百一十二人。和珅从中发了好大一笔抄家财。另外这些获罪的官员被抄家解京的物品及京中不动产的变卖，都是由崇文门税关负责的。而和珅长期兼任崇文门税务总监一职，他在这些物品的变卖中，上下其手，大肆营利。

四．和珅专权聚敛对乾隆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和珅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二十多年，正处于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毫无疑问，和珅的专权聚敛在相当的程度上加剧了清朝的中衰。和珅的专权聚敛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这里要讨论的是其对于乾隆后期吏治的影响。

第一．贪污日盛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后，为了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大量任用明朝官员。不管是否贪秽，只要降清即以原官录用。所以，从一开始清朝就继承了明末吏治败坏的基因。再加上清朝所实行的捐纳以及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官员经商、权钱交易、卖官鬻爵、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等都使得吏治腐败达到难以遏制的地步。但是纵观康雍乾三朝，贪污现象最为严重，为祸最烈的，当属乾隆后期。乾隆朝的贪污案前后期界限分明，后期的贪污案呈现频率高，犯案人数多，高官贪污多，数额巨大，系统性整体作案等特点。在这个时期众多的贪污案件中，有很多官员是被迫侵贪。这时的贪污案件不再是单个的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自上而下的连锁案件，姑且称之为“层层性”。和珅对于这一时期贪污现象的加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珅在使自己成为天下第一贪官的同时，也为清朝吏治的败坏推了大力的一把。章学诚很清楚地认识到和珅在贪污扩大化，系统化中的负面作用：“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脏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41]。官员们之所以从“蚕食”，渐至“鲸吞”，实在是因上司的胃口越来越大。和珅权力极盛时，人称“二皇帝”，尊宠无比。下级官员为了巩固自己权位免遭倾陷，无不趋势于和珅。为达到目的，不惜侵贪国家资产，慷国家之慨，逞自己之私，如两淮盐政徵瑞一次就孝敬四十万两。而这些钱只有靠贪污和盘剥勒索属下和人民得来。正如嘉庆谕旨中指出的：“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黜，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42]。而正是在这种“层层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贪污案件系统性和团体化的特点。所以，有人说和珅是乾隆后期全国贪污网的总根子。

第二，勒索属下，亏空钱粮。和珅长期秉政，恃权谋利，常常勒索属下。和珅常借向皇上推荐人事任免的权力，向地方的督抚藩司索要财物。乾隆帝几次南巡，既随同之机，向地方官勒索钱财。此外掌管户部及三库，监守自盗的行为数不胜数。据史载，和珅曾把乾隆帝的一只玉马偷回家中，供其妻妾沐浴之用。和珅如此，各地大小官员也深谙此道。乾隆中后期，上司勒索属员之事层出不穷，而亏空库存，盗取钱粮更是不甚枚举，且手段五花八门。如将军利用挑选骁骑校的权力，收受银元；提督动用存营公款为己牟利；学政贿买童生（即卖招生指标），勒索新生规礼银，诸如此类，史不绝书。典型的有云贵总督李侍尧，江西巡抚郝硕勒索属下案。李侍尧相当有能力，但对于官场上的种种陋规，恶习，也同绝大多数官员一样习以为常，沉溺其中。他不仅心安理得地收受属下的规礼、馈赠，甚至暗示下属送厚礼，进行变相勒索。李侍尧曾令仆人把一颗珍珠强行卖给昆明知县，索银三千两；把另一颗强卖给一名同知，索银二千两，后又借故收回珍珠。江西巡抚郝硕仅在两年间便勒索下属钱财达六万七千余两。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郝硕进京陛见时，自称缺少盘缠，向江西布政使冯应榴索要银一千两，原江西布政使也送银一千两，代理粮道汤萼棠也送其金五十两。监守自盗，亏空府库钱粮，更是普遍现象。清朝对侵盗仓库钱粮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但府库亏空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几成一种风气，甚至出现有的州县明明并无亏空，却要宣称“亏空”的奇怪现象。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该省实施捐监，为此乾隆帝特派王亶望前往主持捐监。所谓捐监，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乾隆皇帝所下达的只许捐谷（捐谷四十石给予监生名分）的规定，而采取折收银两的办法，捐银五十五两即授予监生。仅四年的时间，累计收银一千万两以上，记在帐面上的捐监粮则为七百多万石。此后，甘肃便连年谎报旱灾，以赈灾的名义来消耗掉帐面上的粮食，私分捐监银一千多万两，甚至把朝廷拨给的建粮库的银两十六万两也侵吞私分。造成全省性的府库亏空。而另一典型案件则是伍拉纳和浦霖在福建婪索营私，也造成了福建全省钱粮亏空。府库亏空由一州一县扩大到全省性，也反映出全省性的吏治败坏，贪污日益系统化，团体化。

第三，上下交通，结党避害。乾隆中后期贪污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贪污已经从个人行为变成集团行为，一旦有人犯案，其上下左右就要有一大批人露出贪官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小官员平时联结交通，上下一气的必然结果。和珅权倾一世，如前所述，其党羽遍布朝野，逢迎他的官员夹道而立，致有“补子胡同”一说。另外，官员之间互相攻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当时的情形是不结党不找靠山便难以自立。当时官员行贿的心态大体是，“或且惴惴，恐罹法网，盖图攘夺，为行贿自全之地。其敢于行贿者，大率皆恃和珅为护符”[43]。造成“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然其始，未必即非和珅之党”[44]的结果。山西巡抚和其衷多次收受阳曲知县段成功衣物、银两，即保举段担任知府。段成功离任后，亏空库银实在太多，和其衷就代为弥补一万两。国泰任山东巡抚时，勒索下属各州县，各州县则公然亏空钱粮达230万两。而国泰平时又与和珅私交甚厚，“素奔走其门下”[45]，所以当国泰案发时，和珅秘密派人前往送信，让国泰早做准备。再如前面提到的甘肃冒赈案，此案涉案人数过百，而数年间无一人挺身揭发。案发后，一省官员换之殆尽。乾隆一再慨叹此案“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46]。

第四，风气奢靡，贪恋享乐。乾隆朝后期，社会风气腐化奢靡，始作俑者无疑是乾隆本人。他统治期间，大兴土木，盛办庆典，六次南巡，均极尽豪奢之能事。而上行下效，和珅作为乾隆最亲信之臣，其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可小视。从和珅抄家档案可知，和珅富可敌国，他的一座花园就有房屋1003间，游廊楼亭357间，其他的各种名贵器物不计其数。据说，和珅家被抄之日，和珅家人早餐燕窝羹来不及吃，被前来查抄的兵丁吃了个痛快。流风所及，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多沉溺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甚至倡优皂隶，亦所不免。他们服食华美，起居豪奢，甚至多有逾制之举。和珅曾建造了一处非常富丽堂皇的茔地，人称“和陵”。此外还仿宁寿宫的式样修建多宝阁，以及收藏皇帝用的正珠等等。就连其家人刘全居住的房子都逾制。而其他高官如阿桂的家人所住的房子也如此。浙江巡抚富崧的母亲去西湖游玩六七次，光预备饭食、彩船就用银二千五百两。第五．官员遇事推诿，办事效率低下和珅利用乾隆宠信，肆意妄为，树党结派，不可一世，“廷寄前行，专署己衔姓。天下称伯相，从风尽靡”[47]。但是和珅为了遏制舆论，极力阻止下情上达。和珅在军机处为所欲为，“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随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同时和珅还规定凡有奏折，必须具副本关白军机处，并任用年老胆弱之人担任御史职务。这样便造成监察机制的萎缩。乾隆年岁日高，积威日重，然而精力却日益不济，便越容易受到和珅蒙蔽。乾隆归政后，和珅权势未减，嘉庆皇帝对其也只能唯唯诺诺。在和珅的淫威之下，官员们惟恐担负责任，遇事推诿，行政效率底下。绝大多数官员平时所奉行的是“少说话，多磕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循苟且，明哲保身。正像时人所写的一首词所揭示的：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封，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滑，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地方官吏忙于上下交通，结网拉派，“无论有无公事，每日伺候于督抚衙门，清晨而往，日午未归”，“彼此宴会，废时失事”[48]。这样造成清帝国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低下。这从秘密组织多如牛毛可以看出；从军队纪律废弛，战斗力低下可以看出；从各种起义层出不穷，旷日持久可以看出。第六．官员恃权经商牟利乾隆统治时期，官员经商现象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康乾时期社会财富的积累，使得大地主，大官僚手中握有巨资，又由于受到利益的驱动，大多数货币持有者都经营当铺，放高利贷等。在封建社会里，官员经商正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已经酝酿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按道理，这是好事。然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官员恃权经商，即依恃权力为经商活动提供便利，这便成了吏治败坏的又一表现。关于和珅在推动官员恃权经商现象中的作用，我们的逻辑不是：和珅恃权经商，其他官员也跟着以权为经商提供便利。而是：和珅当政日久，种种倒行逆施，加剧了吏治的败坏，官员道德水平的下降，进而造成这些官员在经商活动中恃权做出种种缺乏为人道德的事情。当然，和珅位极人臣，他的经商行为、手段和方法也必然对其他官员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和珅善于经商和理财。他涉足的行业众多，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梼杌近志》称：“和相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49]。

和珅对金钱的爱好决定了他在经商活动中，必然想法设法获得最大利益。嘉庆帝在宣布和珅之罪的谕旨中就说到：“（和珅）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50]。所谓“上行下效”，乾隆后期的官员经商活动中充斥着滥用职权，非法经营，不正当竞争等现象。乾隆四十七（1782）年，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在漕船上私带木材，而此案与权势煊赫的四川总督福康安也有关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又查出官员利用漕船私带桅木1800根，而且都是长4—5丈的巨木，致使运河粮船延迟8—9天。派驻南疆叶尔羌任办事大臣的兵部侍郎高朴甚至无需个人投资，只靠升黜回人大小伯克的权力而索要金钱玉石，然后串通经商，打出兵部右堂的旗号，一路畅通运至苏州，转手之间获利七、八万两白银。官员经商，对金钱的追逐，必然把惟利是图的观念带入官场，使得吏治的腐败愈发严重，并以难以遏制之势侵蚀着清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五．乾隆、和珅与贪污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既久，官员腐化日深，贪污也越来越严重。乾隆、和珅与贪污三者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从某种角度看，乾隆才是最大的贪污头子，和珅只能居其次。作为最大贪污头子同时作为大清皇帝的乾隆，需要打击贪污，因为贪污会动摇其政权基础。然而却又放过和珅这个二号贪污头子。三者关系看似复杂，其实一切都是围绕着最高统治者自身利益这个中心展开的。乾隆惩贪是很有名的，但乾隆前后期的惩贪动机不尽相同。乾隆执政早期，府库充盈，财政良好，惩贪主要是为清帝国的长远考虑，整顿吏治。而乾隆后期，经过连年战争，军费巨大，再加上生活骄奢，挥霍浪费，国库存银剧减，这时的惩贪则更多出自自身利益，即提供供乾隆自己挥霍的钱财。乾隆的征战、巡游、土木工程、庆典等等都在大大耗损库存，这就使得通过正常手段进财的渠道变窄。以皇当为例，皇当是指皇家经营的当铺，起初很兴盛，后来去日益凋敝。

韦庆远先生指出：当皇家内府库存充盈时，便可有不断的充足的资金投入到皇当中，使皇当得到扩展，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当内府入不敷出时，皇当的资金反而经常性地去支援内府使用，皇当自然只有倒闭了。这时乾隆又发现了一个好的容易的来钱门道：议罪银和抄家。如前所述，这两项制度对官员在经济上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此外，许多官员的养廉银和俸禄也常因小事扣发或停发。这必然刺激官员的贪污行为。如富崧贪污案发后，在任所只抄出存银一千四百两，所贪污十一万两竟都用于交纳议罪银、代赔或分赔各种牵连上的银两。案发时，还尚欠十三万八千两未还清。这足以说明问题。乾隆对于惩治贪污，似乎还有一种“宰肥鸭”的情结。所谓宰肥鸭，即在任用之后的一定时期内，有意放纵他们受贿营私，并乐于接受他们以贡礼名义，送上来的大量金钱宝物，但等他们已经收刮聚敛到相当程度时，便翻脸下旨责问，判予重刑，将其全部财产收入内府。乾隆养贪，然后惩贪，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利己。是否利己是如何惩治贪官的唯一准则，有的官员贪污数额巨大，却屡罪屡释，有的官员贪污不多，却难逃严惩。李侍尧和陈辉祖便是鲜明对比。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侍尧勒索属下案发，李共勒索银三万五千两，而且还只是其非法收入的一部分。然而乾隆对其监而不斩，不久就获特赦，后又因功图形紫光阁。

A.W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一书在李侍尧传中，曾对乾隆治罪李侍尧的动机有如下推论：“由于对欧洲的贸易，广州官职一直是被视为全国的肥缺，而李侍尧在广州任最高地方长官长达十四年之久，超过任何一个总督在此的任期，想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我们料想，正是这笔财富打动了和珅甚至高宗皇帝本人，才一再使李侍尧获罪，以便将其财产籍没”。而陈辉祖则没这么幸运：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闽总督陈辉祖撤换王亶望解京家产，核计仅侵吞一千六百两，但是陈辉祖所抽换的是上交内务府的抄家物品，已经把手伸到皇帝的腰包，于是被乾隆勒令自裁。至于乾隆明知和珅贪污无数，却始终置之不理。除前文所论的感情因素及和珅善于理财外，乾隆深知即使惩治了和珅，也于当时贪污局面并无多大益处。这从嘉庆皇帝处治和珅后，贪污依然如火如荼可知。但是若留下和珅，效果则不同了。杀了和珅，于事无补；留下和珅却能刺激贪污。这样挨宰的“鸭子”才能层出不穷，肥鸭才能不断涌现。可见乾隆后期的惩贪政策，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永远填不满的欲壑罢了。所以其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身边巨贪和珅不仅逍遥法外，而且权倾朝野。

【注释】

[1]《清史稿•和珅传》卷319，P10752

[2]《清代通史》•萧一山•中华书局 P209

[3]《清朝外史》（清代野史丛书）•北京古籍 P160

[4]《清史稿•钱沣传》卷322 /《枢桓记略》卷22：钱沣《奏请军机大臣进止仍循旧章折子》

[5]《八旗通志》

[6]《清代名人传略》•A.W.恒慕义

[7]《啸亭杂录》（清•昭槤）卷8“内务府定制”•中华书局

[8]《啸亭杂录》卷9“和相善謔”

[9]《清朝外史》第十三章“诵西域秘密咒” P163

[10] [14][15]《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1•吴晗

[11]同上•下编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