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完结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孟宪实

1905年，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也十分重大。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是逐步实现的。首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科举制以改革的名义发生了部分变化，废除了八股文这种文体，采用策论考试，同时增加经济特科，注入了全新的考试内容。戊戌政变以后，所有这些改革内容宣布取消，科举暂时又回到了原来状态。新政时期，科举改革再次提上日程，先是在在1901年开始经济特科考试，同年再次宣布废除八股考试。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计划用十年时间逐渐废除科举。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即停止科举的建议被批准，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描述科举制完结的过程和线索，不仅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对于古老的科举制本身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一

1905年，为着科举制的废除，社会一片欢呼。《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1]《万国公报》说：“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废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2]废除科举制的意义究竟有多么重大这且不论，就科举制的历史而言，是否一开始就是弊大利小呢？

科举制从汉代的察举制进化而来，本身已经带有历史选择的意味。[3]所以后来虽常有恢复察举制的呼吁，类似的实验也不是没有进行过，但终究是科举制在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中占据主流，这恐怕是有理由的。科举制从诞生之时起，就没有停止过讨论、批评，但总的方向还是不断改进而不是废弃不用。

在科举制度刚刚兴起不久的时候，科举制度的许多弊端就已经显现出来，历代统治者也不是置之不理。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根据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皇帝专门下了一道：“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简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辩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惟许通六，进士文理华瞻者，竟无科甲。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乃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生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常式。”[4]

现在看来，正是考试本身造成了应试主义盛行。考试不在于显示才干和什么真才实学，最重要的是考中。所以，什么方法有利于考中，就采取什么方法。这还不包括通常的作弊。“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这是一种简便的复习方法，这样做虽不利于经典的理解，但有利于考中。“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旧策，就相当于清人的所谓时文，虽然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文章水准，但也是有利于考中，所以这种方法能够千百年流传。试卷是当代人评判的，流行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而成功的考试旧策，正代表了流行文章的特征。唐高宗的诏书，说明统治者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气，但他们能做的什么呢？一是想方设法考出真才实学，一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所谓“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这是指录取中的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程序中的不公正现象，当然要严厉禁止。

应该说，从唐朝到清朝，在考试的程序公正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宋朝出现了锁院制，考官在考选期间与外界隔绝；糊名制，把考生的名字籍贯封糊，以免评卷人认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誊录制，干脆把试卷誊写一遍，评卷人来字体也没有办法辨认出来了。唐朝时还可以带参考书，到宋受到限制，明清时片纸不许带入。与此同时，考场纪律更加严明，甚至要对考生搜身检查，考官分工更加明细，试卷管理更加繁复。应该承认，就科举考试的程序公正的进步而言，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极限。

最困难的是用考题考出真才实学，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有人把科举考试的弊端与社会伦常联系起来，从而对当时的科举制进行的激烈的攻击。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认为，正是由于考试方式，造成了问题，“从此积弊，侵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5]不真正读书，没有真才实学，这已经属于老问题了，他看到的新问题是由此造成的道德水准滑坡。尚书左丞贾至响应杨绾，指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同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6]杨绾的改革主张是取消进士科和明经科，令地方察举孝廉，尚书只考试经义和对策。但最后终于没有改动，理由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以速改，通行已旧的科目，一旦废去，恐人失业。此次关于科举改革的议论虽然没有变成行动，但对于考试项目比如考试诗赋的问题，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而占上风的观点是以诗赋取人最不实用，加上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世人普遍倾向于从文章的观点看学识，不重视诗赋表现的才华。当然在考试的具体问题上，是否考试诗赋，唐朝后期时有改动摇摆，并没有真正解决。[7]

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关于科举考试，再次出现争论。苏轼反对改革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认为从唐朝以后，“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但主张改革的王安石则认为：“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可。今以少壮之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最后罢诗赋、帖经、墨义，只考经典大义、论、策。取消诗赋考试之后，又增加明法一科，后来连进士科也加试法律。[8]王安石的科举内容改革，明显的目标是减少虚华（如诗赋）、增加实用（如法律）。但是，就总体而言，如果从近代的眼光看，依然在儒家经典里打转，并没有跳出多远。邓广铭先生因此评论王安石的这个做法是调整科目，改变进士科的一些考试内容，“而科举制度却未废除。这说明，王安石不可能在科举制度之外构想出一种更能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9]不仅如此，王安石的这个改革，到了哲宗元祐更化，又一项项被推翻，恢复诗赋考试，罢试律义，科举又回到老路上去了。[10]

朱元璋定天下，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恢复科举考试，下诏：“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科举连续进行了三年，朱元璋突然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没，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不用矣。”[11]朱元璋的这个变化过程，很有意味。他也是从批判文学、召唤真才实学开始，然后发现科举上来的后生没有实践能力，就干脆放弃了科举，恢复察举制度，但最后还是回到科举上来了。应该说，朱元璋最后毕竟还是选择了科举制。

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攻击科举考试的不合理，要求改革科举，他说：“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已。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八股文是一种除了科举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使用价值的文体，只是士子考试的敲门砖，而科举考试的其他内容也存在问题。这是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批判。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实际即使在当时也是共识，反对者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当时就承认“时文之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不仅如此，反对者对科举的非议范围比舒赫德更大，指出不仅是时文无用，“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但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他们反对舒赫德的说法，认为他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地方，不是循名责实，而是抓住末节不放。“时艺所论，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这次争论，要求改革这全面失败，并不是八股文没有问题，而是连舒赫德自己也只要求别思良法，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反倒是鄂尔泰显得理直气壮：“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12]

鄂尔泰的这个说法特别值得重视，近代以前，关于科举的批评代代而有，但科举的变化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发生，从思想内容上看，从五经到四书是最重要的变化，对此祝总斌先生有极精彩的研究[13]。从文章形式上看，唐宋关于诗赋考试的争论最多，而到清朝批判则多针对八股文。但这些变化，都可以说是在科举制的范围内的变化。以至于如顾炎武这样的思想家，对科举有许多批评，但看他的建议，也仍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比如要求重视五经全体，重视考试的难度以阻止侥幸等[14]。从总体上看，科举制尽管有种种问题，但相对于已有的历史经验毕竟仍然有它的长处，比如程序相对公正，吸收人才的范围相对广泛等。应该看到，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能说都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所能进行比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在有限参考系统中，选择科举制是一种择善而从。不能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废除结局就意味着在古代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二

科举制的废除，是在近代才显得理由充足的。从科举制退出历史的步骤来看，这个理由也是不断充足起来的。

明清时代考科举，必须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明史·选举志》的说明是：“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又称八比、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四书文等，全文分八个部分，要求严格实即死板[15]。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的系统方法，八股文只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文章体裁，但只重视外在形式的八股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坏，受到的攻击也最多，所以成为科举制度首先完结的部分。

不管是乡试（省内统考）还是会试（全国统考），都是三场考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16]三场考试并不是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一场使用，但由于第一场对于是否考中最关重要，所以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就当然被看成是紧密的连带关系了。康熙二年开始，取消八股文，考试的场次也有改动。但到了七年，礼部侍郎黄机提出恢复旧制的建议，他解释旧制首场“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义，以观其心术。……且收场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八股文对于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看来还是有意义的一种方式，不用八股文，甚至影响到经典的阅读。鄂尔泰认为只有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才能很好地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即使有问题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代。而黄机的所谓“以观其心术”，更是点明了要害，这实际上涉及了当时的人才观念。从总体上论证八股文的作用的，可以纪晓岚的一段文字为代表：“夫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其明经与否不可知，则以所言之是非醇驳，验所学之得失，准诸圣贤以定去取，较他徒尚为有凭。而学者求工经义，不得不研思于经术，籍以考究古训，诵法先儒，不涉于奇邪之说，于民心士习，尤为先正其本原。经义一法，至今不变，明体达用之士，亦时时挺出于其间，职是故也。”[17]

另外，虽然没有看到有关论证，但推测八股文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与试卷的评判有关。如果不规定文体，同样的题目就会有许多种类型的回答，而这对于评判者来说，难度是加大了的，而同一种八股文，结构的严格一致，很有利于评判者对考生的对比排队。林则徐曾经建议制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以防流弊，“窃查江南为文人渊籔，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18]试卷多而校阅的考官少，完全相同格式的答卷应该是有利于迅速校阅的。明代的八股文，在最后有一个部分叫“大结”，是自由发挥的部分，但清朝取消了这部分，理由是容易做暗号给考官，怀疑也有不希望增加校阅试卷工作量的意思，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作公开的理由加以反对罢了。

八股文事关圣贤微言大义，士人心术，又有利于考官评卷，再加上清人迷信文风关乎气运，于是即使有人反对也没能动摇它的地位。何况，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急于在科举上找到出路，而科举非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不可，所以事实上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翻阅徐继畲（1795——1873年）的文集，这位考了十几年才中进士的先生，后来对八股文就比较有兴趣，他给别人的八股文集写序，把自己的一百多篇八股文结集刻印，选编明清的优秀八股文作批注，还专门写了一篇《示诸生行文法》，说：“拆字布局，分股立柱，乃文章入门之规矩，大家名家所遵守，虽至于入神造妙，亦不能外于此范围。”他说很多人数十年考试不中，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讲解八股文的写作技巧。[19]

但到了近代，人们的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强调的内容也不再相同，原来的理由于是变得不那么充分了。八股文的空言无用于是渐渐成为共识，八股文也就从无用变成了有害。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20]他认为，八股文的教育与实际的矛盾是严重的，一是徒然消耗了士人的生命，二是并不利于政治，三甚至导致了言行不一的道德问题。这与纪晓岚的说法刚好相反，八股文的虚假繁荣真相也就变得很清楚了。

陈澧（1810—1882年）认为：“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士子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而剿袭旧文，试官患之，乃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21]同一时期的王韬（1828—1897年），主张废八股文的文字更加激烈。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也，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若古，无不由此。”在《原士》一文中，他又说：“为今之计，当废时文而以实学……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在《洋务下》一篇中，他又说道：“不废时文，人才终将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22]在王韬的思想里，考试用八股文，不仅了浪费人才而且是败坏人才，不废八股文，不仅实学难以兴起，连西学也不可能流行，国家富强的梦想也终于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八股文考试的巨大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把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的，更多的人反对的只是八股文这种文体而已。至于四书等科举的内容，许多人还是抱着极大的尊敬态度的。在科举制改革问题上，因为八股文集中了最大的反对意见，所以成了科举改革的首选对象。当废除八股文从思想变成行动的时候，直接推动者的思想就变得很关键，康有为在几年内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改革的民间倡导者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他在科举问题上，恰好正是一个只反八股，不反“四书”的人。

“夫因文体之极弊，而欲废四书文者，过激之说也。因私淑之足贵，而并袒护今日之文体者，不通之论也。厘正文体乃以尊四书，变通流弊乃以符旧制。其为事至顺，其图变至易，其所关至大，其收效至神。”[23]

这是康有为在1898年农历6月1日替杨深秀拟订的《请厘定文体折》，而在此之前，康有为在面见光绪皇帝的时候，就废八股已经达成一致。康有为的这个观点，在这一年春天的强学会上，他还作过一次讲演。

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主义太强烈，在纪晓岚的年代，他还可以讲心术训练，但到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袭，国将不国，原来的这种慢悠悠的循规蹈矩作风，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对人才的急需。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八股弊端有二，“能使天下无人才，一也。即有人才，而皇上无从知之，无从用之，二也。”八股文在首次科举制改革中就落马毙命，决非偶然。

三

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1860—1929），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1897年九月二十四日提交）。

“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24]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须。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

冯桂芬是较早的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关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关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25]。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直接使用郑关应的说法，应该是另有新意的。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

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他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严修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26]。

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关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是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

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的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27]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28]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请注意，这个奏折的特殊之处，据《严修年谱》记载，袁世凯这次提出废科举，是由于严修的鼓动。以他当时的思想，提出废科举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袁世凯的奏折可能也是由严修拟写的。

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主要是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所以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

四

王安石变法时，新立明法科，最后连进士科也要加试法律。但后来哲宗元祐更化，司马光的观点占了上风，“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宋史·选举志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人才思想，特别强调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十分轻视具体的技术能力。不仅如此，对于具体的技能比如法律，甚至认为是一种破坏心性的东西。相对而言，王安石是比较重视官员的技术能力的，但王安石的思想实在是古代的少数派。这种思想不仅以思想的方式存在，更重要的是与这种思想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制度规定。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29]伎术官是受到升迁限制的，这代表了中国古代歧视技术的传统。这个传统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僚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僚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吏经常被官僚说成是政治腐败的力量，但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吏比打着儒家旗号的官僚更加遵纪守法。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科举考试是一种系列考试，除了广泛为人所知的进士科以外，其他的考试种类还有许多。而考试科目的选择与将来仕途的前景是密切相关的。《唐六典》卷四有科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王鸣盛说：“若律、法、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诸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30]为什么法、算等科不被重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具体的技术，即使是官僚制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因为不关天理、心性的大体，只属于器用，而从孔子以来就树立起来的观念是君子不器。

在讨论科举制的时候，因为科举背后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总是被忽略。甚至一千多年以来，在科举的改进中，只能在细节上打转，真正改变科举的面貌根本不可能。从武则天的诏书中，已经体现了这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知识体系。科举考试虽然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治的特性也经常发生作用，皇帝的特殊爱好经常会有意影响科举，比如道教在唐朝，武则天的著作是否参加应试等，但从来不涉及这个总的知识体系。经学，事关心性大体，文学可以载道，史学有利于经邦治国，除此之外，概为小节。近代所谓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因为没有一定的地位，与教育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经常导致重复发现，也就是经常中断。任何知识的进步都需要系统的传播和积累，但属于技术层面的知识，在中国古代没有相应的地位，所以很难找到系统的记载。相对而言，到是经学的学科系统，师生传递特别发达。

是近代以来的经验，迫使中国人不再轻视技术的，因为中国的被动挨打，中国人首先承认的就是技不如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专门学堂，到严修的特科设置，到近代学堂，几乎都是延着同一个思路前进的：突破传统的轻视技术，到承认技术型人才，到培养技术人才，建立相应的教育体制。以往的那种人才观念，只要心术正、文章好即可，但到了近代，这种人才逐渐被看作是空洞无物了。冯桂芬、郑关应等从民间立场讨论相关问题，恣意汪洋，知无不言，猛烈批判传统人才观念，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则一步步走上可操作的层面。严修特科建议被采纳，证明来自民间的影响正式而全面地改变了传统人才观。

早在康有为提出废除八股而保留四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并不是只有八股文才是空谈无实的，“四书”也是同样的货色。当时住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撰写的《新政真诠》一书中，其中的《新政始基》篇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发的。[31]当儒家经典从新回到与其他学科相等的位置的时候，传统是等级学科体系才终于被打破，新的学科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

但是儒学的特殊地位，在科举考试废除的时期，还是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康有为的废八股的奏折中，还是十分肯定“四书”的积极意义。比起纪晓岚来，康有为更强调八股文与四书的冲突和矛盾。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究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现在还不清楚。可能既有本心的动机，也有策略的考虑。从这一点上理解严修奏折中只字不提西学，很可能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即尽可能减少对势力强大的传统的刺激。在1903年和1905年提出逐渐废除科举和即刻终止科举的奏章中，对于儒学都是小心处理的，提出了十分周到的善后建议。相比之下，对于西学则没有任何正面的说法，更见不到明确表扬的字句。只是说新式学堂的课程已经包含了儒学、理学等中学的内容，可见对西学是小心回避的。

至于对技术人才的肯定后来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则属于另一个论题了。

[1] 《时报》1905年9月7日。

[2] 《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

[3]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

[4] 《全唐文》卷十三高宗《严考试明经进士诏》。

[5] 《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中华书局标点本，3430页。

[6] 同上，《杨绾传》所附贾至议，3432——3433页。

[7]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8]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9]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10]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11] 《明史》卷七十《选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