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街道沟渠的管理

    市政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范围包括城市规划、公用设施、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环境卫生等。相对于今天的情况来说，明朝时期“市政”的内容要简单得多，最主要的市政管理活动是对街道、沟渠的维修和管理，这在帝国的首都北京亦不例外。关于明代北京的街道沟渠管理问题，虽有论著曾予涉及[1]，但内容比较简略。笔者掇拾资料，对此做一稍为详细的介绍。

一

    明代中央政府设立六部以分理庶务，包括道路、沟渠在内的政令都由其掌行。大体说来，在京师之外，只有当工程规模较大时，才会由工部统筹施工。对道路、沟渠的一般性的修治和维护，都由地方政府自行办理。如地方官员尽不到责任，按规定要依法予以惩处[2]。明代北京地区的最高行政单位是顺天府，所辖宛平、大兴二县，分领北京城区及周围乡村。但是，由于处在辇毂之下，顺天府及宛、大二县的品秩虽高于在外府、县，但其职权却很受限制，基本上只能管理乡村地区，对城市的街道、沟渠当然也无管理权。北京城市以及周围地区的街道、道路、桥梁、沟渠等，都由工部直接掌管。洪武年间规定：“若在京桥梁、道路，本（工）部自行随时计工成造修理，果有系干动众，具奏施行。”这条诏令载入明太祖亲自主持编纂的《诸司职掌》，以后弘治、万历年间编纂《大明会典》，皆予以照录[3]，在明代始终具有法律效力。工部下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其中“都水掌山泽、陂池、泉泺、洪浅、道路、桥梁、舟车、织造、券契、衡量之事”[4]。按照规定，“凡京城该管地方，街道坍塌、沟渠壅塞，及皇城周围坍损，工部都水司行委分管填垫疏通”[5]。为了加强管理，成化十五年，于虞衡司“添注员外郎一员，专一巡视在京街道、沟渠”[6]。这一机构后被称为“街道厅”，有关防、公署，其职掌包括：“每年查理都城内外街道、桥梁、沟渠，各城河墙、红门、水关，及卢沟桥堤岸等处，或遇有坍坏，即动支都水司库银修理”；“每年春季开浚沟渠以通水道，以清积秽”；等等[7]。

    对北京城市行使像在外府、县那样的管理权的机构，主要是五城兵马司。北京兵马指挥司始设于永乐二年（1404年），后虑京师地大人众，一兵马司巡察不周，于永乐七年（1409年）析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8]。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各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五城正副兵马“既各司一城，一城之中，又各司一坊”，作为基层组织首领的总甲也是“向属兵马，不受县官约束”[9]。五城兵马司“职专防察奸宄，禁捕贼盗，疏通沟渠，巡视风火，其责颇重”[10]，管理街道、沟渠是其主要职责之一。万历八年规定，“凡五城兵马，掌京城内外街道、沟渠，各奉札付，分坊管理，每二年，申呈更调”[11]。但是，工部街道厅对五城兵马司并无管辖权，这给在京街道、沟渠的管理造成一定不便。万历八年，工部疏请“专统摄以便责成”，要求“重管理街道事权，得督察五城兵马之勤惰而责成功”，得到批准；十年，工部申明街道事宜，再次提出“稍重司官事权”，得旨依拟[12]。对五城兵马司享有直接管辖权的，是巡城御史。派遣御史巡视京城，始于正统年间，到景泰年间，正式建立巡视五城御史公署，又称巡城察院，“所辖有兵马指挥使司”[13]，“凡事有奸弊，听其依法受理送问”[14]，街道、沟渠当然在其巡视范围之内。此外，明代还经常派遣锦衣卫官校巡视京城，他们也有权监督五城兵马，“凡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本卫指挥一员奉旨专管，领属官二员、旗校五十名”[15]。如街道、沟渠出现问题，上述机构官员均要承担责任。成化二年，“令京城街道、沟渠，锦衣卫官校并五城兵马，时常巡视，禁治作践，如有怠慢，许巡街御史参奏拿问。若御史不言，一体治罪”[16]。成化年间，以街渠污秽壅塞，为工部所奏，曾逮兵马指挥并巡城御史、锦衣卫官校于狱[17]。

    五城兵马虽有管理街道、沟渠之责，但明代北京修道浚渠，多由在京官军承担工役，五城兵马权位较小，对官军难以有效监督，有时还会给自己带来祸端。如天顺六年，南城兵马副指挥张佑巡沟至宣武关，见一人开渠不深，不知其为锦衣卫百户，叱弓兵欲笞之，百户怒，执张佑诉之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门达奏闻，英宗谓：“此兵马欺殴军职，无理甚，其枷示五城各一月，更处之。”[18]张佑本是行使正常职权，不意却遭如此重处。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朝廷常派遣职权较重的文武官员、科道官以及太监督理其事。如洪熙元年，命安远侯柳升简都指挥二人督军修街渠[19]。正统六年填街，命监察御史章珪等巡视[20]。景泰六年，命给事中、监察御史、工部官督五城兵马疏浚沟渠[21]。成化六年，命总兵官赵辅、工部尚书王复、太监黄顺督官军疏浚水道；十年，命内臣张端、工部右侍郎刘昭督团营军3000名疏浚沟渠[22]。弘治十二年，命工部会同内官监、锦衣卫及巡城御史疏浚沟渠[23]。嘉靖二年修城濠，命内官监太监崔文督工；四十五年修河渠，遣科道官各一员、兵工二部司属各一员督工[24]。万历八年，议修街渠，以工部侍郎金立敬提督之，令司礼监选内官一员监其役[25]。崇祯三年，修城河，命内官监太监张书绅等仍董其事，并命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巡视工程[26]。

二

    及时疏浚壅塞的沟渠、修垫塌损的街道，是明代北京街道沟渠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明代北京的城市河濠，皆“源出玉泉山，经高梁桥，抵都城西北而派为二，一循城之左而东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而东”[27]，城市水道“北有海子，南接玉河桥，东有泡子河，西有河漕，各街俱有长沟，中城有臭水塘”[28]。这些河濠、沟渠承担着排水的重要功能，一有壅塞，就会在城内造成水患，不得不及时疏泄。按照规定，每年春季，工部虞衡司街道厅要负责开浚沟渠以通水道、清积秽[29]，但有关官员不认真办理，“每年应故事而已”[30]。因此，遇有大雨，城内往往因沟渠壅塞造成积水，不得不紧急疏通。如洪熙元年，时雨久，行道皆溢，命修京城街渠[31]。正统四年，京师大雨骤降，因城中沟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甃狭窄，桥闸壅遏，水无所泄，以致水溢，坏官舍民居3990区；工部奏请正阳等门外设减水河，并疏城中沟渠，以利水道，从之[32]。正统五年，天雨连绵，宣武街西河决漫流，与街东河会合，二水泛溢，淹没民居，翰林院侍讲刘球奏请于城外宣武桥西等处量作减水河，以泄河中诸水，使无壅滞，钦天监正皇甫仲和等则认为宣武门西旧有凉水河，其东城河南岸亦有旧沟，皆可疏通，以泄水势，不必作新，英宗同意后一项建议[33]。成化十年，京城西南一带，地势洼下，且被民侵占街道，壅塞沟渠，凡遇霖潦，水无所泄，淹坏庐舍，人受其患，命及时疏浚[34]。嘉靖四十五年，九门外河渠壅塞，诏遣官督工修理[35]。

    除发生水患紧急疏通外，为了防患于未然，朝廷还多次派员对京城沟渠进行预防性疏浚，并陆续做出一些制度性规定。如景泰二年，命浚安定门东城河；六年，命疏浚京城沟渠[36]。成化六年，命疏浚诸巷水道[37]；十年，题准京城水关去处，每座盖火铺一，设立通水器具，于该衙门拨军二名看守，遇雨过即令打捞疏通，其各厂大小沟渠水塘河漕，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马通行疏浚[38]；二十一年，命疏浚京师沟渠[39]。弘治二年，修长安东西街、玉河等处沟渠；十二年，疏浚京城沟渠；十四年，修九门城濠[40]。正德十六年，命工部按行街渠淤塞者，自金水桥、玉河桥及京城九门壕堑，皆次第修浚之[41]。嘉靖元年，命修浚九门城濠，这次工程规模很大，日役3万人，经岁尚未告竣[42]。隆庆元年题准，城河闸坝工程，宜定为规制，以三岁一举，用省积久浩大之费[43]。天启元年，又对九门城濠进行一次大规模疏浚，共用夫1500819名、匠1289、班军积日33012名，费银63361两、米3301石[44]。崇祯三年，遣人踏勘城河应修应挑诸处，备列丈尺数目以闻，旋即兴作十六门河工[45]。

    相对于沟渠壅塞很快会造成水患来说，街道坑洼虽给行人带来不便，但不致造成大的灾害，所以有关部门对整治街道往往不够积极，朝廷有时不得不加以催督。如景泰三年，令填筑京城道路[46]。成化六年，申令“如街道低洼，桥梁损坏，即督地方火甲人等并力填修”[47]。这种政令实际效果不是很大。不过，明代规定，“凡道路塞其坑坎，上巡幸若大丧、大礼，治而新之”[48]。因此，凡遇皇帝出巡或梓宫殡葬，所过道途都要整修一新。如嘉靖十八年，因皇太后梓宫要经运河运往湖广，命修理京城迤东抵张家湾道路[49]。万历二十四年，命锦衣卫并五城兵马填垫平治京城街道，至德胜门外土城，以待孝安皇后梓宫经过[50]。万历四十三年，袁中道入京，“时道途新修甚净，以皇太子妃将嫔故也”[51]。填垫街道需要用土，如用量较小，可以就地或在附近解决，但若用量较大，就必须到城外取土。明代对取土地点有所限制。正统初年，令“京城西北俱不得掘土，其东南出城外五里，天地、山川坛许去垣外三里”[52]。违犯禁令者，要受到惩治。如正统六年，令做工犯人起土填街，申丙亨等27人因便掘土于天地坛禁地，行在刑部认为，负责巡视的监察御史章珪等应予究治，遂将章珪等下狱，并命枷号申丙亨等人于掘土之处[53]。

    对于近京道路，明代也比较注意修垫。当时通往卢沟桥、通州和居庸关的三条道路，最为繁忙，遇有坍坏，朝廷一般都会及时整修。特别是京城与通州之间的道路，因关系着漕粮运输，尤受关注，朝廷经常下令进行修治。如正统七年，因朝阳门里南、北二街接京仓，为漕夫输粮之道，命修治之[54]。正统八年，因通州至京城崇文门外道不坦夷，行者勿便，令修筑之，并令平治朝阳门外道途[55]。正统十年，命筑治通州抵京师一带路道[56]。景泰三年，因自通州抵京一带桥路多低洼，每岁运粮车辆、驴骡，皆倾陷失利，令五城兵马及该管地方修理[57]。景泰四年，诏填筑京城内外直抵通州街道，以便往来粮车[58]。天顺元年，因夏雨骤集，道多积水，桥亦损坏，粮运不便，命修理朝阳门至通州一带桥道[59]。成化十一年，因每岁漕粮陆运至京，遇夏雨连绵，道途泥泞，车辆难行，命修砌京城至张家湾粮运道路[60]。弘治七年，因张家湾至京城一路，桥梁坍塌，道途低洼，一经淫雨，水积不流，题准行令通州巡仓御史往来提督，水平填垫，旁用石砌，中以土杂瓦砾筑实，外开沟渠，以通水道，并令所司时加甃补[61]。弘治十四年，命及时修筑张家湾至京城一带道路，以便粮运[62]。嘉靖十年题准，大通桥至京仓粮运陆路，每年二月内，巡城御史督并兵马司修筑，该司仍将行过缘由呈报督理运粮衙门查考[63]。万历八年，工部题准，朝阳门一带粮运，经由宣武门大街，车马蹂践，日久成坨，宜令本部督五城分垫[64]。

三

    除浚渠修道外，明代北京街道沟渠管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损坏或侵占街道、沟渠的行为及时进行检查、纠正。

    明初编纂《大明律》时，于“工律”内列有“侵占街道”一款：“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65]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禁绝损坏或侵占街道、沟渠的行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朝廷不得不屡次重申或新颁有关禁令。如成化六年，“令皇城周围及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弘治十三年奏准：“京城内外街道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淤塞沟渠，盖房侵占，或傍城行车纵放牲口，损坏城脚，及大明门前御道棋盘并护门栅栏，正阳门外，御桥南北，本门月城、将军楼、观音堂、关王庙等处，作践损坏者，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66]万历八年，工部奏请复旧规以清街道，其中建议：“疏河渠以通水道，京城水道脉络，今多壅塞，且有侵占者，乞逐一清查，给银开浚”；“复护墙以重保障，都城内有拦马腰墙以护城，外有沿濠墙以护濠，今悉坍圮，且有踏城衢占城圃者，宜以三年为期，估计修复”；“申旧例以防侵占，凡军民盖房造屋，必先呈报街道员外郎，查无侵占方许兴作”。对于这些建议，神宗命着实奉行。[67]

    对于京城内外的一些重要河濠、道路，朝廷有时还派人专门巡视。如永乐七年，“令海子桥至西湖一路水道，差办事官十员，给与行粮，往来巡察，不许作践”[68]。正统三年，“缮治京师城河已完，恐人牧牛马堤上或蒔蔬菜诸物，致易损坏，上命守城门官军及五城兵马相兼巡逻，都察院遣御史一人，察其巡逻不谨者罪之”[69]。弘治年间，在京城与通州之间的运粮要道上，“白昼之间，盗贼乘之出没，无籍之徒，故坎平地，使泥泞车陷，因以为利”，经工部题覆，令“巡城御史每于季首，由京城至张家湾巡视一次，仍有盗石坎土者，从重究治”[70]。

    明代损坏和侵占街道、沟渠的行为，大多数都是权豪势家所为。弘治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余寘奏称，“时勋戚之家大兴土木，多市民居或隙地，取土长或二三十丈，深或见泉，已而复据附近街巷起土塞坑，致地形高下，沟渠壅塞”，孝宗“命凡于京城穴地取土及街巷取土填坑者，皆罪之”[71]。嘉靖十年题准，“京城内外势豪军民之家，侵占官街、填塞沟渠者，听各巡视街道官员，勘实究治；若系各铺面招牌酒旗及布棚伞幔不碍经行者，听从其便，不许地方旗校、火甲人等一概驱逐”[72]。嘉靖四十五年，以九门外河渠壅塞，遣官踏勘西山河源，令“凡有临河引水灌田者，亟令改正，势豪之家不得抗阻，违者奏参重治”[73]。万历十六年，工部员外郎冯时泰请疏通沟渠，“令会同厂卫及巡城御史严查修浚，如有势豪越占，参奏拿究”[74]。

    对于朝廷的禁令，权豪势家并不怎么放在心上。特别是勋戚之家，与皇室关系较密切，即使犯有严重罪行，朝廷也常优恤不问，对于侵占街道、沟渠这样的小事，朝廷很难真正查究惩处。因而，尽管禁令屡颁，此类行为迄不能断绝。万历三十八年，工部街道厅主事沈正宗在一份奏疏中，曾深刻地指出：“京师连年水患，非问侵占，则沟渠必不通；非藉严法，则侵占不可问；非务在必行，毫无假借，则法必不可行。臣顷略一清查，阻挠纷纷起矣。道之行也，三都可堕；法之玩也，一墙难折。积弛之余，若不大加创惩，必无以摄服奸豪，拯拔昏垫。相应再遵前旨，除非紧要去处及棚墙房屋不系压沟者，姑免究外，其余沟傍有买卖者，止许照万历八年例撑张布幔，不许搭棚筑砌墙屋，违者尽行毁拆，务使总会通街出水之沟，疏圳深阔，处处通流无碍而后已。遇有阻挠，不拘何人，指名呈堂参处。坊官有仍前怠玩染指徇私者，从重参究。但期法归划一，毋得假借，当拆即拆，不得两可反滋衙役需索之端；当参即参，不得优容以启奸猾营求之路。窃谓徙木立信，以行秦苛法则不可，以行周孔之制，虽圣王不能易此。”[75]据沈德符记载，北京清理街道侵占，不过是虚应故事，“壬子（万历四十年）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厅，毅然任其事。特疏请旨，既得之，大书圣谕，揭之牌上，导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毁，怨声满耳。有一给事马过，拆房者掷砖，误中其颅，不胜忿，遂相奏讦工部，上疏诟之，至云‘公道世间惟瓦砾，黄门头上不曾饶’”[76]。由此足见清理之难。

四

    营造清洁的卫生环境，应是街道、沟渠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这方面，明代北京做得很不够。

    明代北京的街道和渠岸，基本上都是以土筑成，而未覆盖砖石。直到万历八年才题准，“京师街道沟渠，近朝去处，间用砖石拦砌，以防车辆作践”[77]。城郊的道路，更是如此。正德十一年，户部左侍郎杨潭曾奏请：“运道自土桥至朝阳门，凡四十五里，宜用石铺砌以便转输。”给事中石天柱等认为，“运道之坏，但可随时修补而已，用石之说，劳费不赀，况今宫寝未成，此非所急，而潭以为请，妄矣”，这一建议未被接受[78]。明代北京街道两旁的绿化，也做得不好。弘治十六年，吏科左给事中吴世忠上疏指出，“沟湖日壅，于刻应为肠目之灾；臭恶熏蒸，于医家为呕痢之疾”，建议“将壕湖填窄者尽为开辟，沟渠阻塞者尽为淘浚，街巷堆积者尽为锄艾，及大街两旁皆栽植槐柳以荫夏日”，事下工部覆奏，命姑置之[79]。这样，街道环境卫生状况必然较差。

    明代北京街道给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晴则尘土飞扬，雨则泥泞难行。沈德符曾对南京、开封和北京的街道进行比较，认为“街道惟金陵最宽洁，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糞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睹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屟，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80]。晚明陈大声作词嘲北京巷曲中人，中间有这样的语句：“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蹋花归去马蹄香？”[81]姚旅亦指出，“京师风尘涨天，独少流水”[82]。从欧洲远游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对此更有深刻感受：“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83]

    除尘土、泥泞外，明代北京街道上还糞溲遍布。利玛窦谈到，由于灰尘多，路难行，北京人出门时一般都要乘马或乘坐由牲口牵拉的车，“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乘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84]。据顾炎武记载，在明代北京，“车牛不许入城”[85]，但这一规定未必能严格实行，明末彭孙贻在《帝京十二咏》中，就提到北京街道上的“糞壤”和“牛溲”：“长安佳丽地，宝马间雕轮。车马所践场，遗矢相因陈。条风一动物，吹作五色尘。既上侍中貂，亦满丞相茵。薰衣少香令，秽形无璧人。糞壤为百和，牛溲剂五辛。此中驰鹜者，不厌汙车巾。”[86]可见，众多牲口穿行于街道，在街道上遗留下大量糞溲。除牛溲马糞外，明代北京因公共厕所缺乏，街道边不免会成为一些人的方便之处。明代只是规定在东西公生门朝房一带撒秽，“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 [87]。对于在街旁渠边撒秽者，并无处罚规定，也无专职环卫人员负责清理街道垃圾，以致街道颇为污秽。著名文人屠隆在《在京与友人书》中曾抱怨说：“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矢，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88]街道旁的沟渠，也是藏污纳垢之地，每年二月淘沟时，“秽气触人”[89]。万历四十六年，还曾发生严重的水污染，“自宣武门至正阳门外约三里余，河水尽赤，深红如溃血，经月乃止”[90]。

    环境卫生条件的脏差，是明代北京疾疫生发的重要根源之一。正如谢肇淛所说，北京“市上多糞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儿不聊生”，“故虐痢瘟疫，相仍不绝”[91]。在明代北京，可以说是小疾疫经常发生，大疾疫也屡次出现。如嘉靖二十一年，“盛夏炎郁，散为疫疠，都城内外之民，僵仆相继”[92]。嘉靖三十三年，都城内外大疫，死亡道路[93]。万历十五年，京城内外，灾疫盛行[94]。崇祯十六年，“遍京城内外，传染疙瘩瘟一疫”，“一人感之，全家以次传患，甚有阖门皆殁，无有棺殓者”，“九门日出万棺，途行者悉垂首尪羸，淹淹欲绝”[95]。

[1]参见尹钧科等《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第四节。

[2]参见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30《工律》“修理桥梁道路”和“失时不修堤防”条，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3]正德《大明会典》卷159《工部十三·桥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万有文库》本。

[4]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1《工部》，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5]万历《大明会典》卷225《五城兵马指挥司》。

[6]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7]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7，《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8]《明太宗实录》卷28、95、231，永乐二年二月壬午、七年八月乙巳、十八年十一月壬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9]参见沈榜《宛署杂记》卷13《铺行》，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0]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城坊》。

[11]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12]《明神宗实录》卷100、130，万历八年五月庚寅、十年十一月戊辰条。

[1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5《城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万历《大明会典》卷210《都察院二·奏请点差·巡视五城》。

[15]万历《大明会典》卷228《上二十二卫·锦衣卫》。法式善《陶庐杂录》卷1谓锦衣卫所属有“街道房”，或许即为巡察街道事务的专门机构。

[16]正德《大明会典》卷159《工部十三·桥道》。

[17]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中华书局点校本。

[18]《明英宗实录》卷377，天顺六年二月甲午条。

[19]《明宣宗实录》卷3，洪熙元年七月甲戌条。

[20]《明英宗实录》卷77，正统六年三月甲子条。

[21]《明英宗实录》卷255，景泰六年闰六月癸酉条。

[22]《明宪宗实录》卷80、129，成化六年六月辛未、十年六月戊寅条。

[23]《明孝宗实录》卷148，弘治十二年三月癸酉条。

[24]《明世宗实录》卷26、557，嘉靖二年闰四月壬寅、四十五年四月庚辰条。

[25]《明神宗实录》卷102，万历八年七月乙亥条。

[26]《崇祯长编》卷31，崇祯三年二月壬子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7]《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辛巳条。

[28]《明神宗实录》卷100，万历八年五月庚寅条。

[29]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7。

[3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中华书局点校本。

[31]《明宣宗实录》卷3，洪熙元年七月甲戌条。

[32]《明英宗实录》卷55、卷56，正统四年五月壬申、六月甲申条。

[33]《明英宗实录》卷68，正统五年六月己未条。

[34]《明宪宗实录》卷129，成化十年六月戊寅条。

[35]《明世宗实录》卷557，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庚辰条。

[36]《明英宗实录》卷200、卷255，景泰二年正月戊午、六年闰六月癸酉条。

[37]《明宪宗实录》卷80，成化六年六月辛未条。

[38]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39]《明宪宗实录》卷265，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戊子条。

[40]《明孝宗实录》卷30、148、177，弘治二年九月庚辰、十二年三月癸酉、十四闰七月丁丑条。

[41]《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条。

[42]《明世宗实录》卷13、26，嘉靖元年四月己丑、二年闰四月壬寅条。

[43]《明穆宗实录》卷7，隆庆元年四月丁未条。

[44]《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辛巳条。

[45]《崇祯长编》卷31，崇祯三年二月壬子条。

[46]《明英宗实录》卷218，景泰三年七月己未条。

[47]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48]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46《工部一》。

[49]《明世宗实录》卷224，嘉靖十八年五月壬申条。

[50]《明神宗实录》卷302，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己亥条。

[51]袁中道：《游居杮录》卷10，上海远东出版社点校本。

[52]《明英宗实录》卷23，正统元年十月庚辰条。

[53]《明英宗实录》卷77，正统六年三月甲子条。

[54]《明英宗实录》卷92，正统七年五月丙戌条。

[55]《明英宗实录》卷101、105，正统八年二月丙午、六月己丑条。

[56]《明英宗实录》卷132，正统十年八月戊申条。

[57]《明英宗实录》卷213，景泰三年二月辛未条。

[58]《明英宗实录》卷226，景泰四年二月己亥条。

[59]《明英宗实录》卷280，天顺元年七月癸亥条。

[60]《明宪宗实录》卷139，成化十一年三月辛未条。

[61]《明孝宗实录》卷91，弘治七年八月戊申条。

[62]《明孝宗实录》卷182，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庚午条。

[63]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64]《明神宗实录》卷100，万历八年五月庚寅条。

[65]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30《工律·侵占街道》。

[66]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弘治十三年题准的事例，后作为“例”附入《大明律·工律》“侵占街道”条。

[67]《明神宗实录》卷100，万历八年五月庚寅条。

[68]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69]《明英宗实录》卷41，正统三年四月乙丑条。

[70]《明孝宗实录》卷91，弘治七年八月戊申条。

[71]《明孝宗实录》卷200，弘治十六年六月壬子条。

[72]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73]《明世宗实录》卷557，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庚辰条。

[74]《明神宗实录》卷195，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亥条。

[75]《明神宗实录》卷486，万历三十九年八月甲午条。

[7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

[77]万历《大明会典》卷200《工部二十·河渠五·桥道》。

[78]《明武宗实录》卷144，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己巳条。

[79]《明孝宗实录》卷203，弘治十六年九月己巳条。

[8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

[81]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82]姚旅：《露书》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3]（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84]（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32页。

[8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2《街道》，岳麓书社点校本。

[86]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06页。

[87]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30《工律·侵占街道》。

[88]屠隆：《翠娱阁评选屠赤水先生小品》，明刻《皇明十六家小品》本。.

[89]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506页。

[90]《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辛卯条。

[91]谢肇淛：《五杂俎》卷2《天部》，中华书局点校本。

[92]《明世宗实录》卷261，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丁酉条。

[93]《明世宗实录》卷409，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94]《明神宗实录》卷187，万历十五年五月丙申条。

[95]宋起凤：《稗说》卷2《明末灾异》，《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资料来源：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