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穿戴有大讲究

    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二八月，乱穿衣"。这是按旧历说，要是换成阳历，差不多就是指三月末、四月或九月、十月初，天气似冷非冷或乍暖还寒且多有变化，于是人们着装的随意性就大。大街上也许能看到老人已经穿上毛坎肩了而小伙子还半截袖呢，是所谓"乱穿衣"。然而这是现在，而在过去，所谓的"乱"就比今天有了更多更深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据季节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的衣装，不仅是一种自然更是一种必然--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可更改，某种逾越很可能遭到嘲笑甚至鄙视。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在他的《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一文中有个小小的记述，"刚进北京不久，我得了几元稿费，买了件纺绸衬衫，平日舍不得穿。正好在伏天时，有位老北京朋友过生日，我正儿八经把衬衫熨平了穿去贺寿，坐下之后，见大家都穿夏布小褂，我正为自己的绸衫得意，他母亲过来了，笑嘻嘻地冲我说：'呦，大侄子，你们革命干部可真艰苦哇，都数三伏了，纺绸还没下身哪。嘴里省一口，也该买件夏布褂子，年轻轻的别叫人笑话……'他儿子就说：'快歇着您的吧，现在哪还这么多讲究哇。'两人说得我莫名其妙，过后打听别人才知道，北京人在入夏的时候才穿串绸（即纺绸），只要日子过得去，一数伏就该换下来，有钱可以穿罗穿纱，没钱穿夏布也算应节气，再穿纺绸就成老憨了。"

　　邓友梅先生也许太过敏感了，或者说的是个例外？

　　其实，他遇见的那个老太太正是北京极普通并且还是不怎么讲究的人。

　　还是拿入夏以后的穿衣来说，我们先看看"北京通"金受申先生是怎么说的："老北京除'二八月乱穿衣'外，对四季的穿衣都有一定谱儿。入夏之始，以纺绸大褂为最宜，如天气稍寒，亦可穿杭州木机春绸，如下半年有闰月，即穿软夹袍亦无不可（近年哔叽等毛织品兴起，软夹袍已逐渐被淘汰）。纺绸即北京所谓的'老串绸'。早年购买老串绸曾以斤两计，和以尺寸计价相同，表示货物地道，沉着不假。穿纺绸在中年以上，大半全是宝蓝色，灰色较少，湖色只二十上下青年可穿。中年如欲穿浅色，也只是本色牙白色。很少有胡须满腮，穿一件湖色纺绸褂满街晃的。过了这个时期，应接穿罗褂，五丝罗、七丝罗、九丝罗、十三罗、直罗，全是接纺绸的罗衫，此时穿纺绸褂，已为勉强。

　　"至三伏天应穿夏布褂，浏阳圆丝细夏布，熨的板平，穿在身上实是清凉。此时穿罗又为勉强了。若仍穿纺绸就百不一见了。在罗和夏布之间，因上朝袍褂穿纱，所以也有纱衫。如实纱、亮地纱、官纱、香云纱等纱类。其中香云纱系丝织软衫，可以直贯纺绸、罗两期，但在夏布期，却算将就。

　　"夏布又有'沙塘月色'夏布为老年人衣料。'月白色'夏布为妇女及四十以上人衣料。又有'门布'、'葛布'为夏布原料……为中下阶级过夏衣料，做长衫短褂，均无不可。"

　　看过了金受申先生的记述，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是证实了邓友梅的叙述，而他在三伏天的"仍穿纺绸"，的确是"百不一见"，在老北京人眼里简直有些"大逆不道"了。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不仅衣装要应季，某些颜色、样式等也都有"一定谱儿"，某些衣料还因价值的区别，适合于不同的阶层。

　　在当时的人看来，三伏穿罗已为"勉强"，夏布期穿香云纱"却算将就"，如此细微的"不合时宜"都会引起注意，某些时候甚至招来讪笑，看来老北京的穿衣确实不可大意。那年月如果真的看见了一位满腮胡须"穿一件湖色纺绸衫满街晃的"，相信一定会引起众人侧目，估计跟现在有个老太太穿了条超短裙"满街晃"一样，是让"广大群众"都为之难为情的。

　　"宝蓝"与"湖色"这样对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颜色概念，"牙白"与"月白"在今天已很少有人分得清的区别等等，当时可是有另外的重要意义，它可能代表着一定的年龄、修养、品味、阶层；同时在所有这些说起来细微但实际上极受重视的"规矩"，则代表着北京特有的地方特色与城市文明，不管它是不是"合理"，至少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有些地方还是必须遵守的。说到这儿了，我不由就想起了英国文学家司各特在《艾凡赫》里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如果有谁故意不遵守甚至破坏上流社会的某些清规戒律还是可以原谅的话，那对这些细小的"规矩"的懵然不知则一定会遭到嘲笑--不可原谅。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金受申先生不经意中提到的一点，那就是"因上朝"的穿纱。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老北京的服装习惯或风格或规矩，一定是与官服的规矩与演变有重要关系的。

　　金受申先生写《老北京的生活》大约是在20世纪的30～40年代。差不多与此同时或稍早，还有个叫崇彝的先生，写了一部叫做《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笔记体杂札。作者是道光、咸丰年间大学士柏褅的嫡孙，世家出身又是官场中人，其记叙很有历史价值。其中谈到道、咸以来北京官僚阶层的着装，比金受申先生又详细了些，因篇幅所限，这里仅摘其中的一小段，不妨看看当时的王公大臣们穿衣戴帽方面的"注意事项"。

 
　　"衣冠定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貂衣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再换则棉者、夹者、单者。纱衣始于实地纱、芝麻地纱、亮纱、蓝葛纱、黄葛纱，时至三伏矣。穿葛纱，冠用万丝帽，是以细生葛组成者，色深黄；其余纱衣，冠以白罗纬帽。单衣之期，或用纬帽，或用暖帽，以视天气之冷暖。夹衣则用黑绒冠，棉衣则用黑呢冠，珠毛、银鼠期用纵线冠，灰鼠、羊灰为中毛，冠用江獭皮，穿大毛衣 
服，冠用染貂，或染银鼠，至貂冠而止。若海龙尾冠岁珍贵，不入正式也。"

　　皮裘分"珠毛"、"中毛"、"大毛"，什么"毛"的配什么帽子，错了不免"老憨"；纱衣的质料还有如此多的讲究，次序也丝毫马虎不得，与其搭配的帽子还是不能错。他老人家还没说其他比如鞋、袜以及各种饰物等，相信也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定制"、"正式"，也是丝毫不能乱来的。崇彝说的固然是贵族世家，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当时的朝臣缙绅一族，服装不仅讲究华贵，更重要的是要符合"规矩"，同时是非常注意"潮流"的。

　　于是我们知道，至少在道光、咸丰以来，北京的贵族是很讲品味的，已经不仅仅追求奢华，对服装的质地材料也不仅仅要求昂贵而更注重内在的品质品味，并且对各种衣物间的搭配也是十分有研究的了。这里要说的，首先是这些的"讲究"虽然有一些骄奢淫逸的味道，但是也许是某种"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腐朽堕落"文化吧，而这种文化比较于彻底地简陋和完全地"不讲究"、"瞎穿"，什么东西昂贵、稀少，什么就时髦来，某种意义上恐怕还是一种进步；然后就是，无论哪朝哪代，无论中国外国，贵族的风尚就一定影响平民。这不消多说，但要注意的是，至少在北京，大清贵族曾有一个整体没落的过程；再有，对诸如服饰等生活细节的注重，饮食起居服装服饰精致化的过程，正是精神境界演变的反映；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服装往往能代表着一部分的精神风貌。就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来说，某些的特点--建筑、服装、风尚等，正好这一地区或城市整体精神风貌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射。那么北京作为"帝都"，高官显贵聚集的地方，在服装时尚上，崇尚的是既豪华又精致，既讲究排场同时也注重品味大概是不会错的了。

　　前面金受申先生和崇彝都有意无意中提到了"定制"，难道当初在着装上除了"时尚"之外还有些什么强制性的规矩？实际上，在当初这所谓的"规矩"不仅有，有的地方甚至很烦琐，而且还在不断地变。也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也成全着一切--人的思想、观念、好恶、审美等等，当然也包括服装，甚至有些的"时装"正是由此而来的。

　　北京也曾是大明朝的国都。明朝在人们印象中似乎一直是比较宽松的，没有种族压迫也没有强制性的"剃发、易服"，最多是后来有几个"锦衣卫"捣乱。而即便是在明朝的时候，政府与国民的服装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的。打开《明史·舆服志》，上面的规定、禁忌原来也是详尽而严格的，比如上到皇帝、官员，下到读书人、平民、农夫等的衣冠各有规定，什么身份什么打扮，界限分明不可逾越。而一旦属于"政府工作人员"了，着装上的规定就越发地严格起来，细致到文官袖子多长，袖口宽几寸，衣襟离地几寸，武官、平民的袖长、口宽、衣服的长短等都有明确规定，逾制就是违法，是要受到追究的。明朝离我们太远了些，不说也罢，但我们要知道，那时候规矩还是有的。

　　到了清代，"剃发"与"易衣冠"是通过颁布法令强制推行的。而大清在服装上的各种规定，同样是严格细致的。首先是官服，无论式样、用料、装饰等都有严格限制，如文官补服前后绣的图案，由一品至九品，依次为鹤、锦鸡、孔雀、雁、白鹇、鹭鸶、髙*?、鹌鹑、练雀；武官的一至九品则为麒麟、狮、豹、虎、熊、彪、犀牛、海马(六品和七品都用彪)。那年月等级森严，倘使哪个九品官儿瞅着白鹤好看，让媳妇给自己的朝服上也绣一只穿了出去，说不定要掉脑袋的。而我小时候咳嗽，家里给几毛钱到药铺让自己去买"鹭鸶咳丸"，背了好几遍到了柜台前死活也想不起"鹭鸶"两个字了，原因就在于我爸爸没当过六品官。

　　根据《清史稿》，包括帽子、顶带、朝珠，服装原料的质地、颜色、式样等，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和限制，比如像有资格在"上书房行走"的翰林们戴的雨帽用红色，其他低等官员就只能用青色；官椅上的坐褥，亲王郡王才可享受貂皮，再往下就是獾、貉与羊了，甚至青羊、黑羊都有区别，不该用的用了就是僭越。

　　政权不断巩固，物产不断丰富，朝廷的规定也逐渐放宽，奢糜之风也逐渐蔓延，同时有些禁忌也就形同虚设。因此，北京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也好，追求时尚讲究品味的高雅逐渐远离俗敝简陋也好，是一个过程。比如在穿的方面，一开始的规定多少带有限制奢侈提倡俭朴的意思，比如《清史稿》上说顺治年间规定禁用貂、狐皮，夏天不准穿亮纱。可是后来这些限制就给打破了。《清世宗实录》上就记载，雍正二年的时候鉴于"越分僭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朝廷就重申禁令，对某些不符合规定的皮毛、颜色加以限制，威胁要"加以治罪"。而禁令中不准用的"玄狐"，我们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里分明看到正很流行。所以，一方面有严格细致的要求、规定、禁忌，人为地制定了高、低、贵、贱，形成了等级，使人们有了追求的标准也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这些清规戒律在不断变化，不断被打破，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标准和规矩。朝廷与民间，官僚与平民相互影响，于是既强调"规矩"又追求时尚的服装风格就这样产生了。

　　当我们讨论大清年间的服饰文化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遥远"的感觉。难道当今的北京，还能看到、感觉到当年的服装风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现在不仅认不出《清世宗实录》上说的"香色"，也分不太清楚"月白"、"牙白"间的区别了；我们也早已不知道什么是"凤眼*4尖"什么为"真银鼠"什么叫"青狐嗉"了，也不知道"组绣"、"缂丝"、"七丝罗"有何不同了，那么我们回顾当初的服饰风尚还有什么意义吗？

 
　　意义就在于我们的心。

　　某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消失，正如一朵花总要凋谢一样。然而，历史是不会"消失"的，正如大唐盛世长安的恢弘，六朝豪华金陵乌衣巷的深邃一样，北京的传统文化并不曾消失，因为它们早已融入了北京人的血液之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可以出现断层，但只要人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中断。继承，有的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而且经常是察觉不到的。,可是一旦深入地追查了，就会发现一些本来不大好理解的现象原来是有原因的，一些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原来是有来历的。有两件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事儿，曾引起了我的一点儿震动。

　　有一次在一家大商厦，我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在我最不愿呆的女装部呆了好几个小时，百无聊赖中就和一位某外国品牌的经销经理聊了一会儿。一件大概是丝质的带个小风帽的上装，其颜色式样我这个外行看着完全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标价却昂贵得吓人。于是我就问那年轻的女经理，实际价格差不多也就一少半儿吧？不料女经理微微一笑，说我们的东西从来不打折，从来不打，也永远不会打。可是问题是卖得出去吗？女经理说还行。

　　也许是她的气质比较地高雅，所以有些发窘的我才故意追问，还行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两三个月半年的，也许出手那么一件儿两件的？当然了，我意思是天下这么大冤大头总还是有的嘛。可能她真的没听出这弦外之音，只是轻声道卖的还好，甚至比在上海广州卖得都好。立刻，我心情就好起来，"冤大头"这事儿就彻底忘了，于是也真诚起来：北京毕竟还是有识货的对吧？

　　女经理似乎有些若有所思了，而且声音更轻了：在X国这样的衣服实际使用时间也许只有一两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怕打断了她的缥缈，我也轻声起来：您去过X国？

　　她又一笑，摇摇头说这是我们X国老板告诉她的。上海人大都比较实际，真正有品味的，还是北京多一些……

　　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或者我也是个女的，真说不定要拥抱她一下儿！尽管事后多少还有些失落……差不多相当于我俩月的工资，就为了穿两天？

　　不止一个外地朋友对我说过，北京人的着装相对地保守，但却相当有品味，不俗。我不知道我们这些既没见过"蓝葛纱"也分不出"京庄*4尖"与"云南*4尖"区别的男女们，究竟从我们的祖宗那里都继承了些什么，然而"品味"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里一定要指出的是，我这里绝对没有北京人比其他什么地方的人有品味的意思。因为首先"品味"这东西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再者每个不同的地方总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根本也无从说起孰高孰低谁雅谁俗。比如说邓友梅先生提到的那个北京老太太很可能就俗得可以；当初为了比阔为了炫耀一天换一身衣裳的公子哥儿也不见得雅到哪儿去。但是，历史的积淀造成的某种情致，某种审美，某种格调还是有的。

　　还有一件事就更细微似乎就更说明不了什么了，就是前不久，在央视还是BTV上？忘了，反正是一个明星采访节目中，我看见一位当红大歌星穿了一双内连升的圆口鞋，而且还没穿袜子！当然了，随便哪个名人穿了一件有些"当地风味"的衣裳根本不代表他对这地方的文化就有多热爱、认同，外国元首穿了"唐装"也不见得就看得起中国文化；然而如果仔细地咂摸一下儿，敏感一点儿的人从这里面还真的能品出点儿东西来。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某个圈子里的人，会有意无意地形成某种"共识"，一开始也许根本无心要"引领"什么，自己本身也没有太注意要"强调"什么，可这说精神也好说品味也好说境界也罢一旦形成了，往往就会变成一种"势力"，或一种类似磁场一样的东西，也许就产生某种吸引或排斥；这东西算不上潮流，也永远不会影响太多的人也形成不了什么"风尚"，因为它只存在于相对少数的一群之中。有的时候这东西是某种标榜，有的时候可能是某种逆动，有的时候还可能是某种嘲弄或另类的玩世不恭，很难准确地界定它的含义或者本身就没有什么含义，但懂它的，自有某种心理上的优越。

　　北京真的就有那么一群，故意坚持着喝花茶的"陋习"，有些场合有意识地来两句俗得可以的北京土话，家有豪华轿车动不动还骑车，越是隆重的场面穿戴越随便，敢说不爱吃粤菜，法国大餐、XO全懂，却不讳言爱喝豆汁儿；英语法语纯熟，美国德国住过，听得懂"古典"也不讨厌麦当娜，酒吧里一坐研讨会一开，二郎腿一翘赫然一双小圆口布鞋，经常是"我不太懂"挺谦虚的，可偶尔哪个大名人来了，也许还就真不认识。

　　我说的那个大歌星是外地来京并获得了一定成功的。我不是歌迷，正因为他唱的我比较爱听，所以碰上有他的演唱节目就多看两眼。近年来，我发现此人很有些"发展"，走的不是捏着嗓子"好高兴好开心"一路，于是他的圆口鞋和不穿袜子上电视，至少我是懂的--说不上来都懂什么，但他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北京的"超脱"，北京的"大气"，北京的"不拘一格"，"惟大英雄能本色"；而所有这些，没有心里的"气定神闲"是做不到的，在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北京古老的风格品味，尽管经过岁月与时代巨变的冲刷看上去荡然无存了，北京特有的服饰和对穿的讲究与"学问"也已经失传，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至少在一部分人的精神上还是存在的。而这"一部分人"，时不时还会"冒"出来，并在不同的群体、层次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些"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命运如何就是后话了，我们先不提。

　　与全国各地一样，北京人在穿的方面经历了两次大变革，一次当然就是辛亥革命；还有一次就是全国解放。

　　辛亥革命，应该说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因为它有推翻异族统治光复中华的性质；同时还是对当初"留发不留头"的一种反动。然而，在服饰上，北京的变化却不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数百年形成的习惯，满汉文明的融合，使革命在服装上打了折扣，没了辫子的人们依 
旧长袍马褂，而西服革履或中山装尽管很风行，但并没有取代传统服装。

　　穿长衫的习惯，在男装来说应该持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而女装则更晚一些，60年代北京的中、老年妇女仍有相当部分在穿--改良了的旗袍--大褂。民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长衫与西装（中山装也算改良了的西装）并存，而长衫的变化主要是质料和样式。我们看老舍先生在另一部作品中的描述："藏青哔叽袍，花驼绒里，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衬衫……"

　　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个"科员"，财政所的科员，地位……与现在很难比较，在当时基本可以说属于中上层。而中上阶层，从来就是引领潮流时尚的。在这里，我们借助于老舍先生敏锐的观察精准的描写，大致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服装潮流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逐渐结合；而不变的是对"高雅"的追求。

　　真正的革命是在解放以后。长衫大褂迅速地消失了，西装也日趋式微，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也基本消失了，取代了一切的是中山装和军便服。这一变化，是全国性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要多说了。北京在这一迅速的变化中有什么特点吗？

　　特点之一就是变化得更加地彻底。北京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应该也必然是新风尚的发源地的。在不断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主导下，服装很自然地就成了最受关注的对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应该记得，当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北京都异常地严肃与朴素起来；相对外地有些城市，北京更加地整齐划一--当南方某些城市还有个别的人穿着"洋装"，北方的农村还保留着一些"古装"的时候，敏感得多的北京人早已是"蓝制服"的一统天下了。

　　特点之二，就是没有忘记必要的"庄重"。北京人干部多，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也多，必要的严肃场面也多；而所有这些，都拒绝任何的不严肃、随意、邋遢和漫不经心的，而表现，大概除了脸上的表情就属着装了。说起来恐怕有些可笑，那些院落里树阴凉底下光着膀子的老爷们儿，哪怕去开个街道召集的会呢，也许会衣冠齐整起来；拉车的掏粪的焊洋铁壶炸油饼儿的，参加个政治活动，有时候庄重得连领勾都勾好。说起来，这也是某种习惯，比如在比这更早的过去，为了脸面，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而耽误了宴会或场面。

　　可以说，从"文革"后到开放改革后，北京人在着装上与全国相比，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全国都没有太多的不同。然而，细微的区别还是有的，可遗憾的是这种细微大部分是在感觉上，而某些感觉是难以表达的。有两个小小的"现象"，虽不见得能说明什么，但咂摸一下儿也有一些意思。

　　在文革开始后一段时间，大概就是1966年下半年，北京忽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流行"，就是在黄色的"将呢"（将军穿的呢料军装）外罩一件蓝色的军便服。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恐怕就是显赫的出身--隐藏着，一种谦逊，外加某种程度的无奈--高干子弟红卫兵的失宠。再引申开来，不外就是没落贵族有分寸的张扬和不甘，不愿混同于一般，但一定要有掩饰和遮挡。

　　大约是在70年代中段儿，"文革"的狂热早已消退，某种"回潮"来临的时候，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流行。这一次主要是在我们女同胞的身上--半新的布面料的外衣下面，有意无意露出几公分里面的衣服。而里面的衣服，或绸或缎或暗红或亮蓝总之是质料高贵做工考究的。很含蓄也很谨慎--我有，我懂或者我也讲究，但是……

　　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动，一种高压后感觉稍有松动后的骚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是某种留恋的表现，是怯懦的抗议，同时还是暗示；是对高雅高贵对往日的追忆，更是对那早已失去甚至早已厌恶但仍有些留恋的美的无声的呼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们骨子里的那么一股劲儿，想要根除有多难呐！

　　两者的末流就有些可笑了，蓝制服里面是黄色的假军装；布外罩里面是另种颜色的布衣服或者是被面改的小棉袄--俗不可耐。

　　在今天，我们难道再看不到这种俗不可耐的模仿了吗？

　　然而，那圆口千层底儿的布鞋，是不是又是对某种俗和虚妄的一种反动呢？

　　说了许多不属于"老北京的穿"的题外话，敬请原谅。可是笔者还有一个感觉不能不说，那就是正如当年北京改造了不可一世的八旗贵族一样，法国、意大利名牌时装当然会被接受，也不会不流行，但古老的传统文化文明不会消失，古都的居民几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小视，也许近两年中式服装的复活正是某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