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里的"俗"

    最显著的莫过于"俗"。

　　俗，在词义上固然是贬义，但这里说的俗也决不就是"庸俗"。更多地，可能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知足；既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局促，还有更大程度的满足、认命甚至惬意。也许，这里缺少奋进与抗争，但不缺的却是乐天知命，当然也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得过且过。汪曾祺先生写《胡同文化》，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笔者的一些朋友就很不理解， 
笔者就回答他们，如果有谁真正观察过那些在大杂院里烦着、熬着、骂着同时又快乐着的人们，大概就懂得了什么叫"忍"了。"忍"这个词儿在北京话里往往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常带凑合、权且的意思，而并非是真正地在忍受；有的时候，更有某种调侃的成分，比如说："我就跟这儿忍了"，或"您跟这儿忍着呐？"等，实际有某种安于现状的意思蕴涵其中。

　　现在不少迁入了新居的人经常对大杂院里的人际关系，街坊亲情，和睦气氛津津乐道，回忆中几多温馨几多怀恋。相信这些都是真情流露，因为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是体味不到这感觉的。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扶持，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北京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虽说不一定指的是如此近的"近邻"，但后来演变，人们早已就认为近邻就是一个院的街坊了。

　　北京人口头语，说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老街坊"，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人或这家是完全可信赖的，绝对不能对不起的。因此，大杂院这一本来不和谐、不合理的居住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人与人的无保留地接触，接着是无保留地融洽。在这里经常起平衡、裁判作用的，正是所谓"公论"或"公理"。一个品行优良的人必然受到尊敬；同时，完全不懂"礼"的，品行恶劣的，也必然有所收敛，否则很难立足。那么，市民阶层的无城府、急人难，与现在人的冷漠形成反差，跟大杂院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当然，大杂院的缺点同样是明显的。

　　绝大多数的北京"土著居民"，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就住在大杂院、简易楼、筒子楼、排房当中。即便我们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北京居民住大杂院的也不在少数。经济上的不宽裕，政治上的没地位，必然导致精神境界的滑坡。于是，"俗"的本来含义在这里就多了起来。这些人性格、精神面貌上总的特点就是平庸，缺少激情，对新事物大道理从不轻信。究其根源，最终还是地位的低下；而这种低下又不同于农民的淳朴和工人的单纯，因为他们是早先的贵族。改革开放前这些大杂院里的居民，只要不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有许多都可能讲起过去的辉煌，甚至有不少人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我们家的旧宅。

　　俗的最低级的表现就是狭隘、狭促、不宽容，并带几分狂与妄了；可能还有某种市侩、尖酸刻薄、圆滑狡诈、贫嘴呱舌等等。应该承认，在贫民阶层，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这些品质，当然也与他们的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有关，于是也一定与他们的居住条件、环境有关。

　　拥挤、恶劣的环境，没有隐私，缺少活动空间，相互妨碍干扰；卫生条件差，缺少公共设施，再加上繁重的劳动，紧张的政治空气，人们的心情可以想像。假如再看看衙门里尸位素餐的官僚与俗不可耐的新贵，或者新社会时瞅着住在宽敞的大机关宿舍楼的"高级人士"，再比比有些光讲大道理，但并不干多少实事儿的干部，尖酸刻薄一些恐怕不难理解。不过，素质低也许还是所有城市的贫民阶层的"通病"，而北京城内正由于解放带来的新气象以及不断流入的大量新鲜居民，使这部分不良人士的习气素质有了相当的改善。邻里间可能时常会发生冲突，而又能经常地相互体谅，终使他们形成了宽容大度的胸襟和大杂院中融洽的气氛。回想20世纪50～60年代北京淳厚的民风，追忆一下老北京的厚道、宽容与热情，也许就能明白，单就风气、风尚来说，北京从来无愧于"首善之区"的名声。

　　总而言之，老北京城方正、齐整的街巷，威严辉煌的宫殿，安详肃穆的庙宇，典雅精致的四合院以及独具特色的大杂院，风格各异的公园，还有城市周边气象万千的美景，造就了北京人。北京人的谦虚、恭顺、平和，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顺民心态，循规蹈矩的品行，注重等级，轻易不敢逾越的习性，还有"忍"的特征"俗"的表现等，很可能都与北京人的特定的居住特征有关。建筑与人的关系，应该与环境与人的关系一样，是门很深奥的学问；具体北京的建筑特征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影响了北京人的，笔者学问不够，一时很说不清楚，但感觉还是有一些的。相信总会有高人出来诠释这一切，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