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戏剧的特点

    北京戏剧的另一个特点也相当显著，就是格调高，注重题材的选择，善于借古讽今，经常有"寓教于乐"的味道。

　　固然，大清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对民间戏剧的流行、繁荣是持警惕态度的；不断颁布法令，禁止在内城开设戏园，甚至一度禁止旗人欣赏、学唱、留恋其间。根据有关资料（《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康熙十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二十九年、乾隆三 
十九年、嘉庆四年、咸丰二年等，就多次发布饬令或严辞警告，一再强调"京师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前门外戏园……八旗当差人等前往游宴者……一经拿获官员查处，兵丁责革。""嗣后无论城内外戏园，概不许旗人潜往游戏。"

　　这些诏令现在看起来是强制、专横、无理的，同时还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当初无论皇宫大内，朝廷、王府等并不禁戏。非但不禁，甚至宫中府中许多戏楼戏台，民间艺人也曾进宫献艺且屡受奖赏。那么，一方面严令禁止或限制，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建戏楼赏名角，难道不是矛盾而且荒唐的吗？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戏剧，这一雅俗共赏深得人们喜爱的艺术，对于大清政府来说，是一柄双刃剑。聪明机警或狡猾阴险的统治者，早已意识到，这一艺术形式也好舆论工具也好，运用得好，就能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反之就会产生"毒化空气"、颠覆政权的可怕后果。

　　咸丰二年有道"上谕"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仔细地体味，也许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或者说能多少懂一点儿"今上"的苦心："……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竟尚奢华，或演夜唱，或列女座，燕会饮馔，日侈一日，殊非崇俭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剧，原为劝善惩恶，俾知观感。若靡曼之音，斗狠之技，长奸诲盗，流弊滋多，于风俗人心更有关系。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使先期刊示晓谕，届时认真查办。如仍蹈前项弊端，即将开设园庄之人严拿惩办。"

　　我们不妨用今天的话给"翻译"一遍，可能就更加明白了：如果说歌颂大好形势，或过年过节庆祝一下儿倒也罢了，一味地奢侈浮华，再弄些妇女参与其间，就有悖于提倡艰苦朴素作风了；至于表演方面，尽些格调低下的靡靡之音，要不渲染暴力、宣扬阴谋诱导犯罪，则必然给社会风气带来极坏的影响，且对人们的精神健康造成破坏。

　　清王朝的统治者是该死还是尚有可取之处我们不去评价，但当时相当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肯定的；也不管他们的这种措施也好引导也好，最终目的是什么，可防微杜渐的用心是异常清楚的。"崇俭黜奢"可能是空话或谎言，对"风俗人心"的关心却一定是真切的。因为这关系到社稷的安危。

　　有些的限制可能并没有起作用，但有些可能就起作用了。民国以来，诸多的限制不存在了，外城的戏园子又是什么一种景象呢？20世纪30年代吴祖光先生写过一篇《广和楼的捧角家》，所描绘的情景简直有些可怕了。地方拥挤房屋破旧，设施简陋乌烟瘴气，门口卖小吃的紧挨着尿池子，"臭气蒸腾"；里面"楼上地板上净是大窟窿"，时不时上演黄色剧目，演员的猥亵表演"绘声绘色"。青年学生、小报记者、遗老阔少、流氓大亨、风流名士混迹其中，为捧角争风经常冲突不断，至有当场对骂外出斗殴的。女座开放以后，更有一帮女学生也来凑热闹捧角，有了她们的参加，"戏子的猥亵表演似乎稍微收束些，但其实一般女学生正爱看这路的表演"。也难怪比这稍早的时候有"概不许旗人潜往游戏"的禁令，这种地方简直成了藏污纳垢的色情场所了。

　　因此，清政府的对戏剧的限制或提倡，真正注重的在于内容而绝非形式。早在清初，就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名字叫"南府"。南府是在废除了明"教坊司"的基础上建立的，既是管理、研究、审查机关，同时也是正规的排演场和专业学校。清·吴长元撰《宸垣识略》称："南花园，今改名南府，为梨园子弟所居，称'南府学生'，出入关防甚严。"

　　南府后来改称"升平署"，职能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一直持续到清廷灭亡。

　　南府或升平署固然负责"审定乐章，撰进曲本"并组织演出，但内廷的大部头的"连台本戏"，则是由钦命词臣亲自编纂的。因为有些剧目，一是要在大型的国家庆典、节日或皇族的婚礼、寿辰等庆祝活动中演出的；再者也关系到引导风气，要起到表率作用，有给民间树立榜样、范本的意思。这多少有些类似"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由国家高官亲自牵头、把关，再经过最高领导审查鉴定，最后成为"标准化"模式，成为大型活动、接待外宾的首选，并对其他戏剧的编导起示范、指导作用。

　　如此地郑重其事，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也正是基于政治目的，清廷的所谓"四大本戏"，从题材上看，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取材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劝善金科》说木连救母，宣扬孝道，我们知道在各封建王朝中清王朝对"孝道"是宣扬最力的；《升平宝筏》演绎《西游记》故事，有崇尚佛教、斜不压正，登渡升平的寓意；《鼎峙春秋》则为三国典故，一方面有天下归一的含意，对"削藩"及平定地方割据寻找历史根据，另方面推崇"忠义"，尤其大力的褒扬关公，更是在宣传"忠"、"义"的道德伦理；《忠义璇图》则描写《水浒》传奇及宋徽、钦宗历史故事，众英雄当然最后以"招安"为结局。

　　"样板戏"既已定下了调子，那么可以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戏剧就都是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了。除了所谓的"连台本戏"，其他戏剧一般都取材历史，内容不外劝善警恶、因果报应等。北京既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其禁"靡曼之音，斗狠之技，长奸诲盗"等不法、不健康内容的措施也必然最严厉。因此，即便后来内城开设戏园已经睁只眼闭只眼了，可无论剧目戏文稍有冒犯，轻则遭禁、获罪，重的则要掉脑袋了。

　　注重戏剧的政治内容及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清廷的一贯方针，也是北京戏剧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一方面造成了北京戏剧的"官方"、"正统"味道，使诸多剧目内容相对陈旧、缺乏新意；而另一方面，成就了其相对的"醇厚"与"典雅"，比较一些地方戏剧，更少一些"有伤风化"的庸俗、色情成分也是事实。

　　当年京师外城最早也最大的戏园"广和楼"，戏台前的大柱子上就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下联是："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叫拍案惊奇"。这副对联相传为咸丰年间进士陆润庠所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戏楼的社会功能与一般百姓看戏的情趣、态度。在旧时代，戏曲的社会功能的确不可小视；即便今天，这种现象仍十分普遍，尽管有时叫人哭笑不得：有些人士不是看了"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就煞有介事地讲起"历史"了吗？而当初，在文化相对不普及，百姓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下，诸多小百姓的历史知识就是通过戏剧、评书等大众的娱乐形式中得到的，而有些伦理道德，传统观念，也正是这样给"灌输"进去的。

　　除了朝廷的引导，老北京的人文特点也是戏剧风格、品位形成发展的因素。

　　我们知道北京历来名士云集，文士荟萃，这些全国各地来的学者、官员有相当的欣赏、鉴赏水平。我们还知道，在旧北京会馆林立，而会馆经常成为自成一格的小范围的文化中心；会馆同时还经常是演戏的一个重要场所。因此，众多的文人学者的参与，也使老北京的戏剧无论从剧本创作还是唱腔设计舞台效果等，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此外，从传统上说，打从元、明以来，全国优秀的剧作家就一向聚集北京，北京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给这些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创作空间；因为从经典理论的"戏剧四要素"上看，北京有当时全国最出色的剧场，有明代遗留下来的、清政府训练出来的人数众多的演员，同时还有最大量的，极有欣赏水平并完全没有任何地方偏见的观众，因此剧作家的云集北京，各地文人的在此能够完全没有障碍地欣赏戏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诸多条件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最终使老北京的戏剧比之全国其他各方流传、保留的地方戏更繁荣，格调也更高。

　　以后来几乎演变为北京"专利"的京剧为例，它也许没有昆曲、评弹的纤秀、精致，但场面更阔大，气势也更恢弘，题材也更丰富；比评剧、梆子戏等北方地方剧目，又有唱腔富丽堂皇，唱词更文雅的特点。而庄重中不乏诙谐，风趣中并不很放肆的风格，优美异常但容易上口，变化多变可有迹可循的腔调，更使这一品种让不同阶层的人能各得其所，达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地步，且发展为各地观众全能接受、喜爱并经久不衰，比之其他地方剧种来，可谓百年独步，只此一家。

　　老北京戏剧的庄重、典雅风格，必然影响了当地的居民；同时，相对格调高雅的观众又促使戏剧朝比较更高的方向发展。所以，在考察老北京的文化特征，老北京人休闲娱乐方面的特点时，就不能不注意京剧的重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