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

    清末，北京广大的满族百姓从整体上说就已经比较地困苦了，而民国以来，旗人大部分是名义的特权被取消，旗人的政治地位，生活状态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谁都知道的；但这是个趋势，也是一个过程，大清帝国旧有的世家显贵并没有全部、彻底地陷入贫困。末代克勤郡王晏森拉洋车已属例外；"那五"固然典型，但也绝非所有的世家子弟一律是败家子儿。迅速赤贫化的占多大比例，现在当然无法统计，而没落，在有些家庭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这种相对地缓慢，有的时候也许更痛苦。

 
　　我认识一个叫大庆的，他姓什么住在哪儿我当然知道，可是不能说。因为他老人家现在可能健在，而他的族人就更不用说，大半已是"兰桂齐芳"了，所以不说也罢。

　　我认识他大约是在四十年前，他是我们家的邻居，也是我母亲的同事。那时候我母亲在一家极小的街道缝纫工厂上班，那年月街道工厂什么样子，相信现在略微上点儿岁数的人都知道，几个老太太及半大老太太（那时候人显老，四十左右的人就已经半大老太太了），先是找间屋子凑一块儿到正规工厂去取活儿一起干，称"组"，后来人多了慢慢才为"厂"。正因为这种不正规性，我才得以经常"光顾"她们厂。有些时候，比如幼儿园时期的头疼脑热小学时代的寒暑两假，一个人放在家有些不放心，于是就天天跟着母亲上下班儿，简直"长"在那儿了。这个大庆，就是母亲"单位"的惟一一名男职工。

　　一个孩子，好奇、好动在那种地方又百无聊赖，于是天天跟在大庆后边儿就是必然了，甚至我的一些"技能"，比如"*1煤茧儿"的手艺就是跟他学的……当然学的还有许多，不止这一项。

　　大庆那个时候估计有三十来岁，可当时他挺显老的，印象中好像得有四十多了的样子，而他也是我在那儿惟一可以不表示出太尊敬的人。比如说那儿的人，不是"张婶"就是"李大妈"要不就是什么奶奶，跟她们说话是不能"上脸"的，也不能刨根问底儿，也不能"你、你"的，动不动这些人还代行家长职权，弄不好就"说"你几句，同样不可反驳--跟妈梗一下儿脖子还可原谅，跟大妈大婶"棱棱眼儿"则必挨揍无疑。然而对大庆就可以不说"您"，也可以刨根问底儿，梗脖子、棱棱眼儿全不在话下，甚至必要的时候还可耍赖，偶尔捅了"漏子"还有过推脱责任的行为。

　　用现在的规范用语，当时大庆的职称应该算"辅助工"，即不是正规的一线工人，属后勤、"二线"一类性质。具体的职责--有些不太好说，比如冬天升火、叫煤、看火、劈劈柴、坐水、和煤末子*1煤茧儿；夏天做汽水儿熬绿豆汤、买仁丹、十滴水、打苍蝇喷敌敌涕；平常也打扫卫生、帮着取活儿送活儿，外带跑腿儿，包括胡同口合作社来豆腐了，帮着先占个队什么的，都是他负责的范围。然而，所有这些职责，他没有一样能真正履行好的。

　　升炉子费时太长，经常是光冒烟不着； 灌暖壶的水有时不开；叫的煤球有时太湿太碎；做汽水不是柠檬酸放多了就是忘了搁糖精；扫地糊弄局，要不就把能卖的布毛儿给倒了垃圾；排着半截儿队兴许就找不着人了，一问边儿上人，原来跟着谁家鸽子"往南追下去"了。

　　于是，大庆在"厂里"就不很受尊敬，但也决没挨太多的批评；有时候事情办得忒有些不漂亮了，顶多，真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也就冲他嚷那么一两嗓子，绝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过任何"训诫"。

　　地位独特的原因估计有三：一是他不完全属于这个厂子的人，他是公社（街道办事处）派来的临时工。至于当时行政上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上峰在此事上有什么深远的考虑，因年代久远以难以考证了，但他既然不完全属于这儿，也许就有些"客情儿"？第二，此人大部分的疏漏、经常性的散漫、偶尔发生的错误等，几乎全部可以断定不是"成心"，但也绝对可以肯定他也没有完全"上心"，也就是说并不是太笨。所以，既然他不坏不奸也谈不上多懒多笨，再加上他受到批评、提醒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满不在乎，偶尔还会些惭愧，于是所有的人也就生出谅解、宽容来了。第三，既然都是老街坊，有些面子还是要讲的，特别是对他。说起来他们家也算不上什么，只不过临近几条胡同相当多的人都租住过他们家的房子，相当多的人都跟他们家有些渊源：或是在他们家的买卖里学过徒，或是给他们家看过房，拉过车；老一点儿的，还可能在他们府上当过差，是管事、清客、听差、花把式、厨子、书童，还可能间接地与他们家发生过关系，比如给他们家搭过棚演过戏送过货或者骗过他们的钱。具体的官职品级这里还是不说为好，但内务旗籍，豪门世家是没错的。

 
　　书上说苍白是贵族们特有的脸色，风流倜傥是公子哥儿的典型做派，而大庆的脸却不苍白而有些发黄，做派也没看出潇洒风流，倒总显得笨手笨脚。他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显利落，可永远是那么干干净净；神色从来平和谦祥，举止一向不紧不慢，声音一贯不高不低，见了谁都客客气气但没一点儿低三下四。他为什么三十好几了还没个正式工作且为什么尚未娶妻等等，似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为此着急，而他自己，则更表现出某种莫名其妙的超脱，仿佛全不在意。大事尚且如此，那么诸如铁壶里的水没全开就往暖瓶里灌，买东西总算不 
清账还不认识秤等等，就更无所谓了。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是我在背后听到的对他最尖刻的议论，可事实是不是如此，到现在还是没弄明白。不过，他的样子，尤其是冬天在屋檐下揣着手眯着眼哼着《二进宫》时的样子，确是有些傻，有些迟钝、颟顸；后来我长大了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的暮气沉重无所作为的昏庸大臣们，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大庆的影像。

　　他与厂子里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既不带饭中午也不回家吃，而永远是到胡同口的"回民食堂"去买火烧。有时候母亲活儿忙顾不上管我，就给两毛钱叫我跟大庆一起去吃炒饼。而每次去他都买了火烧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吃，吃完了回厂子他再吃他的火烧，而且从来没看他吃过什么菜。他没有家小拖累，据说他们家那时候还有不少房租可收，为什么如此艰苦朴素？听说他爱听戏还爱看电影，可就算如此他一个月近三十块的工资也足够用的了，现在想来，仍是不明白。

　　他给我糊过风筝，不过不是在母亲班上，而是在他们家，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工厂管得再松也不敢公然地玩儿。他极怕麻烦，总想糊个"屁帘儿"糊弄我了事，可在我一再恳求甚至哀求之余也给糊过"沙燕"，不过光预备东西我就等了一个礼拜，印象中好像还请了谁帮着画来的，大庆的原则是要做就得是那么回事儿，要不不叫人笑话？可是再高级点儿的，哪怕"八角儿"呢，就再不答应了。他一个人住两间屋，西屋。屋里都有什么全不记得了，但总的印象一是暗，再是空，然后就是有股霉味儿；他身上似乎也经常带这种味儿。

　　他还给我逮过蛐蛐儿。那时候天一微凉毛豆角儿一下来哪有不养蛐蛐儿的？街坊四邻的同学同伴甚至院里叔叔辈儿的也不少参与，而我因为没有哥哥小舅儿老叔儿一类，家里又轻易不放我跟其他"大孩子"一起出城，因此常为此苦恼，就算有那么一两只也是人家不要了的，缺须短尾儿不爱"开牙"的，要不就是只剩一只"大夯"（大腿）的。有一天我在我们胡同口碰上了他，老远就冲我招手，神色有些怪异地让我往他兜儿里掏，原来是几个纸卷儿，里面是蛐蛐！回家往罐儿里一放，全须全尾儿个儿还挺大。事后追问是哪儿逮来的，原来是土城。是特意为我逮的？他摇摇头，露出一丝嘲弄的笑。于是我就不明白了，后来一直也没明白，如果是真是给我特意去逮的，干什么还这样儿嘲笑呢？如果不是，怎么这么巧让我碰上了，而且我知道他本身不养，我们胡同也没有跟他好的其他孩子了。

　　有了蛐蛐，罐儿就成了问题，为此我在母亲班儿上跟她发生了冲突，结果当然是以我的义愤填膺而告终--坚决不给买，再闹就不客气了。大庆第二天要不就是第三天给我带来了一个，还一再嘱咐不让跟我妈说是他给的，拿个报纸裹着。不过非常令我失望的是，他给我的不是那种挂着晶亮酱油色儿釉的罐儿，而是又大又沉的砖头一类质地的大圆罐儿--既不好看，带着跟人去斗也不方便。很久很久以后了，无意中翻看金受申写的书，才知道原来真正讲究的原来正是这种"澄浆细罐"，以大庆的家世，真正"赵子玉的"也说不定……

　　文革的时候大庆家给抄了，红卫兵叫来卡车拉的，他爸爸给打得吐了血，他本人属"狗崽子"也给"剃了头"。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忙着在学校参加运动，忙着给我们老师贴大字报，踢打"地主婆儿"往"历史反革命"脸上吐唾沫，基本不上我母亲厂子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全家给"发配"外地，若干年我回来，大街上远远地还见过大庆，已经有些佝偻了，气色似乎也不太好。也许是大了几岁的缘故，再也没有大声喊"大庆！"的勇气了。

　　后来我搬家到南城，就再没见过他，如果健在，他老人家也该八十多了吧？

　　现在回忆起大庆，总的感觉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他的有些奇怪就很好解释了。因为他本来和我，还有我特别熟悉的人就不是同一类人，差别太大了。他的儿时，少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呢？他曾有过什么样的希望，内心也曾有过痛苦吗？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答案。正如一直沉默着的古老北京的城墙、街道、四合院，消失了，但却绝对存在过；有过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