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董事长

    据说金老师是皇族。

　　皇族的意思就是"金枝玉叶"，就是跟原先的皇上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也同时就意味着，是该受"保护"，该被"挖掘"，该给"追捧"的一种相对"稀有"的，比较"热门儿"的，非常有"利用价值"，有"新闻卖点"的人。

 
　　根据上述"规则"或条件，此人的真实身份就有些可疑了，因为他既没被保护、挖掘、追捧，更没三天两头儿上电视、小报。此外另有三大疑点：一是他既不姓爱新觉罗也不姓溥而姓金；二是从来没有任何一本回忆录里提到过他，他自己也没写过诸如《我的……》一类；三是无论哪个新开的饭庄、绸布店、臭豆腐制造公司等都没有他的题字。

　　当然并非自我标榜，我对关于他是皇族的传闻早就有所怀疑，那还是文革后期，远没有开放改革，一切都还没炒起来的时候。我有一次上他们家，那时候正上中学刚看过《我的前半生》算是对清史有了"相当了解"了，就问他："您父亲是'载'什么啊？"

　　"宰猪。"他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师母一口饭喷出来，正在回忆中搜索着谁是"载珠"的我才恍然大悟，于是也就跟着傻笑起来。

　　我之所以称他为"老师"，并不是赶什么时髦，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老师，尽管没直接教过我。那时候他在我们那所中学任教，有些滑稽的是他教的是竟然是英语。之所以说滑稽，首先就是他这人的形象与英语有些不符：黑棉袄，有的时候外边套罩儿，有的时候不套，不套的时候就是因为外罩儿"洗了"。

　　夏天则一件"的确良"衬衫也没有，连府绸的都没有，总是蓝褂子，而蓝褂子也是式样古老。脚底下冬天是骆驼弯毛窝，夏天是黑塑料凉鞋，毛窝恨不能穿到立夏，而凉鞋穿到快安烟筒了还没下脚呢，且不穿袜子；长相也一点儿不像知识分子，圆头圆脑中正平和的倒有些像古老年代的买卖人；最明显的就是行为举止不像，基本上可以说没风度。经常习惯性地揣手，不是西方人的揣裤兜儿，而是老农式的两手对揣，难怪文革中有一回"中央首长"来校视察，我们学校革委会主任瞪他呢：缩头揣手的，谁给你们气受了是怎么的？一点儿"革命师生员工"朝气蓬勃的样子都没有！

　　他的英语水平--一般，据他自己说，多少有些"二把刀"，既没留过洋也不是"同文馆"的科班儿。好在那时候英语课本来就可有可无，教几句"郎，来富缠绵毛"是绝对有富裕的；而《半夜鸡叫》的课文朗诵得不抑扬顿挫，与其他老师相比，模仿"周扒皮"的"Get up! Lazybones"也一点儿不声情并茂同样是受一些同学轻视的。

　　他既不教我们班的课又大部分时间在我们的"农村分校"里呆着，所以我们俩之间本没有接触的机会，逐渐熟悉甚至后来的成为师生加朋友的关系，起因就是"批林批孔"。

　　那一阵子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热潮，学校里更是热闹异常，成立了各种的"专业组"，有做诗的，有画画的，有演节目的。叛徒林彪、孔老二一时成了风云人物，发文章编顺口溜出板报画漫画，口诛笔伐嘲讽挖苦丑化唾骂奚落，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擅长"做诗"，他擅长"做画"，"文艺组"与"美术组"并肩战斗，于是就"诗配画"了。

　　我历来喜欢诗歌，诗风属豪放浅显一派，"孔林本一家，坚决打倒之"等直追杨万里，气死新乐府的名句也曾传诵一时。然而平心而论，金老师的画比之于我的"诗"，恐怕还是略逊那么一筹半筹的；因为我的诗尽管有些不加雕琢太过浑然天成的"微暇"，但决没人敢笑：本来要的是气愤，是大实话--气极了可不就有些语无伦次了吗？所以很正常，谁笑谁就是立场、态度上出了问题。而金老师的画就不同了，贴出来之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忍俊不禁，甚至还有公开撇嘴的。

　　原因就是金老师的画风与这项活动本身有些不配套。

　　金老师当初学的既不是泼墨大写意也不是工笔花鸟，而是--说来有些气短--美人儿。我不知道专门在扇面儿上画美人儿是不是我国传统画法中的"一朵奇葩"，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为一种古老的流派，但知道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公开展示过他的杰作，也没画过送人。也许是在运动前哪个相对要好的同事知道他的这一特长，无意或有意给透露出来了，于是工宣队一声令下，画。那个时候，在政治运动上，本不需要领导再三动员的，只要轻轻一颔首或略使个眼色，"下边儿"就要"立刻动起来"且要表现得雷厉风行、诚惶诚恐的。

　　你可以不画，完全可以不画；是，是怕画不好，不是不积极也不是有抵触情绪，然而，"有些人就是恨不起来嘛！啊？"

　　于是壁报上孔老二的阴险、林彪的狰狞就总带那么一点儿说不出的味儿，也不是柔媚，也不是娴静，更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性感"，绝不是！然而总给人以哪儿有些不对头的感觉。尽管金老师每次做画之前总要酝酿半天情绪，直到仇恨满腔不得不发的时候才下笔--仍然无济于事，效果一向不理想。说到此，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教训，就是今后凡画美人出身的，最好别改画野心家、阴谋家，因为中国几千年毕竟只出了一个既能画钟馗也能画美人儿的范曾，轻易改变画风有时候得不偿失。

　　接触得多了自然就熟了，一方面我对他的文学修养佩服异常，另方面又叹服他幽默深沉，偶尔写一些东西常拿给他看，说是请教，现在想来的话恐怕多少沾点儿炫耀；然而他一方面是循循善诱，另一方面又不时地拿我开点儿涮，经常在"拜读"过我的大作之后说些相当"突然"的话，使惊诧、惭愧、欣喜、陶醉、愤怒等情绪交替出现，哭笑不得。于是我对他尽管还是恭敬，但偶尔也报复性地跟他开些小玩笑，在于是师生之外就兼些朋友关系了。

　　那年月人与人之间关系比现在单纯得多，再加上我年纪轻，本来什么也不考虑，毕业许多年了，什么时候想起了，就上他家坐会儿。赶上饭了，就吃；人家给介绍个对象，拿不定主意了也跟我师母说。可是想不起来，也没准儿半年不露，过年过节也没有礼节性拜访一说。

　　看过《我爱我家》，记得"宇宙公司"那段儿吗？大街小巷忽然间冒出许多的公司，原来陌生的名词比如盘条、电解铜忽然时髦了，原来谁也不要的"破烂儿"忽然值大钱了，大概就是那阵子，金老师下海了。

　　说是下海，其实属于半下不下的状态，即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不过不教课也不天天来学校了，而是帮着学校的校办工厂跑销售，另外还忙和点儿自己的"事业"。

    金老师的下海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法制法规秩序规范等一切还谈不到，许多事情靠传统途径是办不了的。比如学校小工厂从原料到生产到销售，既困难重重又希望大大，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有本事跟哪家神通广大的"太子级"公司挂上钩，产品畅销全世界也说不定。哪级的头儿再有过"指示"，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再睁只眼闭只眼，可不就等着往麻袋里搂钱呗。可如果没"路子"，谁看你不顺眼都踹你一脚或哪儿都扒你一层皮，再好的生意也得完蛋。而金老师所以给委以重任，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皇族"传闻。不管真 
的假的，反正他的不少亲戚朋友改革开放后都发达起来了是真的，甚至还有些"海外"的，那时候一提"侨胞"，区长都得点头哈腰的。于是，搞关系拉业务找指标跑销售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金老师的肩上。

　　领导重视群众信任，还有什么说的，当仁不让？然而金老师却是一百八十个不愿意，说自己不会、不愿也根本不行，一再推脱，等听到所以如此安排有提高教学质量的考虑的风声后，又有些愤愤然地"勉为其难"了。具体成就不得而知，反正没两年我们学校那工厂就寿终正寝了。为什么倒闭，谁的失误或有没有"内在的深刻的"原因，此中玄妙一直是个悬案；而金老师于此是否有什么"干系"，也很难说，反正一段时间里，向来温文尔雅的他开始学会了骂人却是事实。

　　大事业一败涂地，可小事业却有了眉目。

　　几个"老友"，拉着金老师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公司具体的名字这里就不提了，免得一些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级人物"的人物面子上不好看；而金老师因"德高望重"自然荣任了董事长。"文化公司"眼光深邃视野开阔，凡文物搜集鉴赏，名人字画"流传"，轶事旧闻考证等都有所涉猎，钩沉勘谬剔误抉奇，三天两头挖掘出"大师"，接长不短儿就成就一件"盛事"，一时间也小有名气。

　　可遗憾的是，当开始有些"收益"了，金老师也跟人家"翻了"。到最后不仅董事长不当了，大部分的"朋友"也就此划地绝交。究其原因，要让我说真不怨人家，现在想起来，他们当初的有些做法比起现在来可以说够"仁义"的，既不太违法，也不怎么伤天害理，捧红了的"宫廷老画家"毕竟还知道大清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宣统"，卖到英国的那个"宣德炉"毕竟是假的，要价也不太黑；发表的文章固然有些故弄玄虚，可比当今的无中生有还是高尚一些；编辑的书里也还不包括"《插图本古代秘戏大全》"。

　　后来金老师就提前退了，记得那时候每月拿三百来元。

　　理论上讲，金老师是饿不着的。因为不断有人来找他，他可以去当"理事"、"名誉会长"、"顾问"、"成员"，可以发表文章，写回忆录，至不济也还能画几幅美人儿，好歹也能买个百十来块，真的。不止一家出版社向他约过稿，也没少有人到他这求过画，几年前还有日本一个什么民间组织给他发过邀请，让他去"交流"。然而所有这一切，他全拒绝了。

　　虽然每月的退休金不多，可他也并不缺钱。文革后陆续退赔了一些，亲友馈赠过一些，几个在国外定居了的儿女支援一些，多阔不敢说，经济上相当宽裕是肯定的。然而一是没换幢好房子，而是没买车，三是轻易不上饭馆吃饭；仍住在后海那已经很破败的小院里，出门还是自行车，差不多天天跟老伴儿上早市买菜。就拿吃上说，除了来客人，附近几个没什么档次的饭馆都不怎么光顾，偶尔去家有些名气的，比如当初"大三元"新开张去尝过一回，回来之后直摇头，倒不是因为别的，说那儿"太贵"。我不止一次提过，什么时候您带我吃回"仿膳"，而每回他都有些欣然，可总问："你请客啊？"

　　到最后我一咬牙说请了，他老人家装模作样地摇摇头，又说了："满汉全席吃不全没劲……"

　　我再没坚持，因为我知道，就算我豁出去了，他一定会说，你花得起那钱我还搭不起那工夫呢。再说我也真的花不起那钱，万一……

　　最令人惊异的这个彻底土生土长的人竟然不爱喝豆汁儿。不仅不爱喝豆汁儿，对"信远斋"的酸梅汤，"月盛斋"的烧羊肉，"天福号"的肘子，砂锅居的"烧子盖儿"等全都兴趣不大，回忆起来一点也不眉飞色舞；对京剧就算比较喜欢却一点儿也不狂热，画眉、百灵不会养，家里也没有玉的鼻烟壶，象牙口的葫芦，澄浆的蛐蛐罐，也没有成"堂"的鸽子哨跟鸟食罐。对这样的人，上海人也许会给予最高的评价："你真的不像是北京人。"

　　平日里趾高气扬，眼高手低；侃起政治来神乎其神，说起玩意儿来头头是道；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屑，发财不反对，风险绝不担；说吃是美食家，说玩儿是专家，爱提过去，祖上小起码是翰林至不济也"在旗"……这就是典型的北京人？如果一定要这么说，那金老师也就不是典型的北京人。

　　金老师当初在文革中强权面前是显得有些鼠媚，在开放改革一来的时候也有过不安生，然而最后归为平静，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以为，在这个人身上，也许能看见，品味到，咂摸出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来。一个成熟、健全、现代的北京人，也许不一定狂妄，不一定偏激，不一定有多怀旧、失落，但也决不肤浅。而老一点儿的北京人，身世也好，老北京这座城市也好，它的历史氛围、古老传统、如画的风景、整齐的街巷，甚至天空中的鸽哨，空气中的劈柴味儿，寂静中的叫卖声等等，所赋予所造就的，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说不出的恬静；是一种相对儒雅，相对安分，相对笨拙的人格特征，是一种相对保守，相对世俗，相对怯懦的社会观念，是一种相对慵散，相对恬淡，相对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而其中最典型也最有特点的，可能正是某种矜持。

　　矜持的上端，也就是比矜持更"高级"些的，也许就是气定神闲或者说胸有成竹或者说大马金刀，因为完全的我行我素是要有一定条件做后盾的，百万富翁无论是进杂货铺或珠宝店都会给人以震慑，使人产生恭敬；"贞观之治"或者"康乾盛世"的时候就绝没有逡巡也没有故作姿态。而矜持的末流就是偏激甚至虚妄了，就是逡巡，故作姿态，怕人轻视也不甘寂寞，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儿"小家子气"了。

　　有些时候，矜持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时候甚至是不自觉的，有些时候不是不敢，而是不会，不懂，不屑，而不完全是有多高尚。说到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旧时代北京一度流行的一种交通工具--趟子驴。这种经过训练的驴走固定的线路，骑他的乘客到了目的地就走了，而驴则自己原路返回，绝无走失开小差；而乘客一旦突发奇想，驱使它偏离路线比如上哪儿绕个弯儿一类，则坚决不听，挨打都不从。

　　把人与比驴当然是荒唐的，但有些时候拒绝一些无关紧要的"变通"，猛一看似乎愚蠢，但细咂摸就有些意思了，"迷失"可能也正是这么来的。我也见过一些善于变通的人，但我知道他们活的可能并不很轻松。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与一个完全的君子可能都不会发生迷失，内心可能也从来平静；但如果让他们进行某些变通，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一头"觉悟"了的随机应变了的趟子驴，是福还是祸呢？当然，这又是题外话了。

　　相对矜持的北京人现在还有吗？

　　在一座又一座四合院，抄手游廊垂花门，一棵又一棵老榆树海棠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了的时候，透过新疆羊肉串美国玉米花儿的迷雾，避开南腔北调的吆喝，躲开抢包儿的发小广告的，在新建的公寓或残留的大杂院，在下岗人的堆儿里，在公司的忍气吞声的一群中，讲堂上那口干舌燥的，国企里那诚惶诚恐的，还有……这些人还活着，只不过有些打蔫儿了而已。

　　前不久我又去了趟金老师家，告诉他我也想写一点儿关于北京人的东西，并拐弯抹角地想探听些他的看法。金老师闭了会儿眼睛，然后瞅着他们家的墙："没什么意思，俗。"

　　"那什么有意思怎么就不俗了呢？"我问。

　　金老师不怀好意地笑了，吩咐师母：今儿咱们吃炸酱面。

　　吃完了炸酱面从他们家出来，也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鲁迅《奔月》里的一句话，"又是乌鸦肉炸酱面"。

　　望着后海海面上的一轮月，陡然诗兴大发，不料才吟了半句，忽然身后有人骂"龟孙子"，急回头一辆面包车擦身而过--原来走的有些不靠边儿了。所以顺便提醒各位：现在开面包车的十有八九不是北京人，遇到他们千万不可装横，他们历来不吃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