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款的兴衰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刘晓春

甚至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来之前，北京就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些人就是当初的"倒儿爷"。

　　追本溯源，最初"倒儿爷"这称谓并不尊贵，甚至多少有些轻视的成分。当初流行的顺口溜叫做"穷佛爷，富倒儿爷，不穷不富是蹭儿爷"，就指得就是北京的一些"下等"的罪犯。佛爷就是指偷，尤其是指扒手，因随时可能"折"进去，有点儿钱就"暴搓"，真"砸了点儿窑"（
有些积蓄）也轻易不敢外露，所以就永远的穷。而那个时候的所谓倒儿爷，地位类似"佛爷"，也是利用非法手段，只不过不偷而是倒买倒卖，学名叫"投机倒把"。也进"局子"蹲班房，因从事这项业务的一般都有农村背景，属"破坏统购统销"一类，所以历来被人轻视。而这些人既然地位低下，所倒的东西不外农副产品一类。稍后一点儿，乡镇企业的前身--县办工厂、社办企业逐渐发展的时候，这些人也倒些紧俏的原料一类，比如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很有名气的倒儿爷，专与北京各大工厂的设备科长"套瓷"，高价收买合金刀头，最后好像给判了几年。这些大都具有小农意识的人，有钱舍不得花，一律攒着，所以就"富"。

　　北京真正的"倒儿爷"实际上与最初的"准倒儿爷"性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仍属倒买倒卖，区别不过是人不同，倒的东西不同而已。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先觉悟了"的人，也学这土倒儿爷的样子，干起倒买倒卖的事情，不过他们倒卖的不再是米面布匹鸡蛋，而是钢材、汽车和进出口物资。而这些人，他爸爸或叔叔或姐夫大舅子或姨夫，都是些有权力的人物。这些人就属于"巨倒儿"或"官倒儿"，其中有些固然后来有"栽"了的，但相信大部分都改邪归正从事正当合法的生意了，当然也一定小有积蓄了。

　　所以有些自豪的是，北京，正是这些倒儿爷的发祥地。

　　北京高官多，"衙内"也多；而高官几乎都清正廉洁，可因为工作太忙，给工作事业弄得心力交瘁，所以往往就顾不上管束子女了。而"衙内"们又良莠不齐，中间不乏"意志薄弱者"，经不起坏人引诱，偶尔利用老子的权力谋点儿私利也是有的。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人终归是极少数，在高干子弟中所占比例恐怕连1％也没有，可正因为北京的高干太多了，再加上中央有关领导干部子女的约束政策尚未出台，所以一时影响却不小。影响不小的结果和表现就是一些"中干"子弟、"低干子弟"也纷纷效仿，于是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不是太硬的时候，出现过一段儿小小的混乱，所谓"全民皆商"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得天独厚，是北京倒爷的最大特点。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级各部委都在北京，随便个处级甚至科级干部，手里多多少少都有些权力；而倒儿爷的最大机会又正在于"流通"领域，尤其乡镇企业兴起之初，信息不畅，原材料紧缺，地方差价高的时候。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北京"生产"了比其他地方更多一些的倒儿爷，而且其中不少发了财，就很正常了。

　　这些人都利用了哪些关系，对给谁的形象抹了黑等等再深入探讨未免有失忠厚，笔者以为应当关注的，倒是这些人后来的演变；因为在这些人身上，也许能看出一些"北京特点"来。

　　我认识熟悉一个倒儿爷，他是一个"中倒儿"，他走的是谁的路子，靠的是谁等等我们还是不提，总之他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发起来"的人之一，在大家都还在为几吨钢筋、铝锭打了五百多回电话，上家有四十下家有一百零几的时候，他就已经成功地卖了七八辆高级轿车了。

　　他的发财史略过，因为"两手都硬"了以后，北京的倒儿爷早已绝迹，这些人有了新的头衔，就是"大款"。大款必然要做生意，必然要投资，于是就一定有成功和失败。他也做生意，涉及的范围不太广，不过服装、餐饮、金融投资、信息咨询等区区几项。

　　服装，东四有家店，建国门有家门脸儿，动物园一带有俩摊儿，商场里还有几个柜台。在"伊里兰"羽绒服、麻跟儿凉鞋火过之后，我朋友的服装生意着实兴旺过一时期，那时候光服装一项每月进个几千块钱不费吹灰之力。

　　冷清衰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当一个电话东北的哥们儿就给运来几千米弹力呢，广州兄弟送来几十套西服，北京的关系给进几百件羽绒服的时代过去以后，赚钱，就慢慢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了。款式、价格变化越来越快，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而批量则越来越小，最简单的，一批货经常是到了还没开始卖就已经过时了。更简单的，就算从青岛直接从厂家拿到了最便宜的"双星"鞋，可周围商户那些假冒的，既真假难辨价钱又便宜许多，最终真货也只能当假货卖，连本钱都保不住。

　　解决的办法当然就是在进货上下工夫，但在亲自跑过几次产地之后仍是无济于事。广东的服装商、温州的鞋业老板们的经营方式别具特色，他们的快和准没人能比，经常是你在产地拿到了最新的样式，可回来之后还是晚了一步。做过服装生意的人都知道，有些时候他们连生产地点都没有一定，某种销得好的品种甚至在当地加工，成本高都在所不惜。

　　此外，这些人的分工既极细可又完全不墨守成规，家族、地区观念又特强，周期相对长的品种你永远不可能拿到最好的价儿，而寿命短的不通过他们的渠道自己经营往往又不合算。比所有这一切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从来不拒绝微利，而一旦成了规模，不在他们"序列"里的人就连微利也很难拿得到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服装生意，渐渐就由有钱肯卖力气就能挣钱，演变成了一项非
常专业，风险与收益都极高的，需要大智慧方能立足的行当了。当然，如果你只是这一系统或链条中的一环且资金雄厚，赚些小钱也不是没可能；但如果不甘心于此，想单打独斗支撑局面，简直根本就不可能了。

　　最后的出路就是把门脸、柜台出租，把原来滚滚的财源拱手让出。原因就是你不专业，没有人家的分工、规模，也没有能力捕捉那转瞬即逝的商机，同时种种原因你也没有精力和勇气去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承担那些突如其来的风险。在一场寒流就能使一个人发了财，一个暖冬就能让一批厂家倒闭的年代，做服装生意简直就成了股市里炒股的，弄不好就赔得精光。

　　如果谁以为北京的大款们能平静地接受这一现实那就太幼稚了，我的这朋友可以说是用尽了全部的心思，也曾认真地反思过，检讨过，进而努力过，挣扎过，可并不能改变多少。现在想起来，当初的许多郁闷也好拳打脚踢也好当然有些可笑，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人们可能看不清楚所谓的大趋势；而演变的过程，在许多地方表现出许多的偶然来，必然则隐藏着。记得有一次他从外地进货回来，看着几个星期的奔忙换来的是滞销积压，我哥们儿真的有些傻了。哥儿几个坐一起聊，分析来研究去，就是找不着自己失误在哪儿。实事求是地说，许多外地人眼睛里的"北京大爷"并非都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公子哥，他们决不缺乏勇气和实干精神，有的甚至非常勤奋。但是，大的社会环境与这些人整体的素质决定了他们在竞争性社会中的相对劣势。

　　就拿服装生意来说，这本来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熟悉的是通过关系，换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通过某种由情义、面子掩盖着的权利的使用来达到皆大欢喜的获利。仅从这一点上，就已经与那些全凭赤手空拳赚取蝇头小利的"土八路"有太大差别了；而一旦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某些权力左右不了局面了，自身的优劣就见分晓了。很久前我在京东农村插队的时候，房东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每到桃熟了的时候房东的儿子就驮着仅有的一筐桃，骑几个小时的车到东直门去卖，既要躲躲藏藏又必须讨价还价；所以，如果说做小买卖，无论如何我是比不上他的。

　　而大买卖一般地说是从小买卖发展起来的，经验还有教训也只能从失败的磨练中才能得到。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假如说我的朋友从此就一门心思干服装了，一切从头学起做起，义无反顾不计得失全力以赴了，也不一定就会失败，这里成功的例子还是很多的。当前北京的下岗职工也有不少重获辉煌的；也有不少北京人凭本事闯出一片天的。可问题就出在当时还有其他的事情可干，比如说卖服装不行了还可以开饭馆。

　　说起来惭愧，这朋友的饭馆，我也曾给帮过一点儿忙。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写过一部《倚天屠龙记》，《后记》里说要想当一个统治者，就必须具备"忍"的素质。他所说的"忍"，有两层意思，一是残忍的忍，二是忍耐的忍；我以为，现在开饭馆儿的也一定要具备此种素质。难道说开饭馆能跟政治家相提并论？笔者的感觉是，也许比政治家还难！

　　此中玄妙有些不便多说，说多了不免得罪朋友。就拿最浅显的事儿说起，几天前报纸、电视台披露，北京有几家颇有名气的餐馆给查出来"收藏"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干什么用的谁都知道，用得好，东西鲜亮口感好是没错的。现在给查出来是知道了，人人喊打了，过去大部分人不知道有此一说呢？现在那些没给查出来的呢？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要是当了餐馆老板，真要想"收藏"点儿什么，他们肯定查不出来。

　　不过对于餐饮业，社会历来存在某些偏见。比如曾流传过一些的"传说"，有的时候真叫人哭笑不得：哪哪儿的汤料里有大烟壳、大烟籽儿；谁家的烤肉用的是耗子肉等。笔者多少给人帮过两天忙，知道就算谁家真给查出用大烟壳儿了，也一定是有意透露出去就为哗众取宠，让那些不明真相的假行家真老憨上当的。真的要叫食客"上瘾"，大烟壳得成麻袋装，风险单说，花得起这钱吗？说到耗子肉代替羊肉就更可笑了，不信可以打赌，市面上你给我买去，要是有比羊肉便宜的耗子肉，有多少我要多少！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干这行，完全的讲"良心"，一点儿没有"取巧"怕不容易；另一方面，必须面对无端的猜疑和公开的质问，同时做到绝对的忍气吞声。所谓的取巧其实并非完全是昧着良心的欺骗，比如说叫我们所有的餐馆都效仿"肯德鸡"，炸好的鸡多长时间没卖出去一律垃圾桶的干活怕很难。有些原料，不很新鲜了但绝对不坏，一般是要用的；操作间里有只苍蝇，肉筒里爬进只蟑螂等，举着到卫生局报案？同时，对那些指着一盘豆腐说你们这儿比对半儿利还高的人，也必须得装出点儿傻笑来。碰到有些吃白食的，吃"生米儿"的或者"冒充"的工商、公安、防疫、卫生、市容等大爷，也一定要曲意迎逢。当然现在这样的餐馆、这样的人是没有了，可当初呢？

　　当初有些海鲜馆，给你捞出来活蹦乱跳的鳜鱼张牙舞爪的龙虾并不当面摔死，一进操作间就换了；还有些"官员"并非真出于公心而找你茬儿，伺候不好说不定叫你关张，可钱花到了什么都好说。凡这些，就要求经理要有一些的"本事"。而在行业自律不很严，法制法规不很健全的时候，要想发财，没点儿"绝招"恐怕不行。

　　还是老话，有些绝招儿不好多说，但不是秘密的招儿使不使呢？就拿我朋友说，一直用
得很好的服务员，换还是不换呢？大厨的工资，拖欠点儿还是不拖欠呢？新招的小工，"试用期"多长算合适呢？

　　结账的时候"黑"钱，客人那儿多收柜上少交--一般是老资格的服务员；厨子间私下串通，忽然间"另谋高就"了，弄得你临时抓瞎不说还带走了你的招牌菜--谁让你没有防范措施呢？新招的小工领了工资就无影无踪了，连你冰箱里的五斤熟食外加一箱饮料--他本来也没真想跟你这儿干。

　　此外，看到领班坑了食客给你增加了利润，你是让他立刻滚蛋呢还是奖励他呢？瞧见一帮老朋友来了你是躲起来还是迎上去呢？碰见找事儿的，你是带俩人揍他一顿呢还是装糊涂呢？赶上不合理的处罚，你是据理力争呢还是表示心悦诚服呢？

　　现在分析起来，我的这位朋友就是缺乏"忍"的素质。

　　记得有一次，一个平常特招客人喜欢的四川小姑娘与一个客人吵了起来，她完全没有不对的地方，且受了委屈挨了骂，事后一个劲儿地哭。我跟我朋友当然要安慰她，可领班在表现出更大程度上的义愤填膺之后却私下建议把她开了。这建议当然没给采纳。然而后来当"顾客至上论"流行开来后，回想起来，那久经沙场的领班原来是有道理的：杀一儆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营理念上。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传统意义上的"理"是不能讲的，谁讲谁就倒霉。

　　说北京的老板普遍地不够"忍"当然是胡说八道，可北京人普遍地没经历过风雨则可能有些道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本来就是正当的；在法律框架内的不择手段同样也是正当的。而这里说的"手段"，当然包括一些外行眼里非常看不上、看不惯的东西，有些恐怕还是可恨的东西，比如拖欠工资等。

　　此外，变化得太快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又要求手段要不断翻新，专业化程度也要越来越高。由此，相当部分北京的餐饮业人士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究其根源其实相当简单，就是有了钱开饭馆的，总不如开饭馆才有了钱的。一个服务员、红案出身的经理一定比少爷出身的要有经验；一个出身卑微千辛万苦有了几个血汗钱的，也一定比富家子弟更会利用自己的财富。

　　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等的原因，北京最先富起来的一些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有自己的特点，抛开干部子弟不谈，即便是靠街头卖煎饼、"八两秤"买水果发了家的低档次人物，相对于大部分靠打工、种田、做小生意而发达起来的乡镇农民来，劣势仍然是显著的。最低限度也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与资本积累的狂热。因此可以说，从整体上考察，北京人似乎不大适合于做生意。

　　五年前的夏天，我的朋友把他的最后一家店租了出去。

　　在一起聊天，为什么有许多事情可干而没干，为什么有些事我们干不好，是我们经常的话题。静下心来想一想，不能不承认，有些机会的确没有把握住，缺少的不是思想而是素质。从大的方面看，北京城的历史、传统、氛围造就了北京人，使这里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人多了些什么又要了些什么；从小的方面看呢，市场化也好，全球化也好，北京总是落后一步的，至少比特区、沿海地区要晚而一向更谨慎更保守，因此仅从"经商"上说，比人家，我们总是处在"初级阶段"。

　　不进则退。

　　我不敢说北京目前有这样一个"阶层"，但数量不少是绝对的：还没有惨到吃不上饭的地步，然而却什么也不想干；不是真不想干，也非视金钱如粪土，而是拉不下脸或知道自己干不了。无事可做心里又总是不平衡，"沉舟侧畔千帆过"，于是偶尔有些牢骚就很自然了；于是遇到些人就翻白眼也很自然了。

　　而这些人，正是我的外地朋友所说的"典型的北京大爷"。

　　前不久，我和我朋友到一家原来属于他的饭馆去喝酒，落座之后四下看了看，今非昔比了，装修也豪华了，食客也多，看起来经营得不错，比几年前盘出去时是大不一样了。我朋友就问服务员，"你们这儿看起来还挺火啊？"

　　小姑娘一张嘴四川口音："还可以。"

　　"你们老板哪儿的？"

　　"不知道，我来的时间不长，还没见过老板呢。"

　　--显然是胡说，这小丫头儿也决不会是才来不久，我断定。

　　想起当初的冷清，看看一拨儿又一拨儿拥进来的人，我朋友有些不耐烦地："都什么人上你们这儿吃来啊？"

　　小姑娘当然不明所以，眼珠转了转："哪儿的客人都有……"

　　其实用问吗？看得出来，多一半是北京人。

　　"北京人怎么样？"我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