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结的淡化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对不住，笔者也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政治，因为谁敢说北京人都"很政治"？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躲开"什么是政治"这问题，而直接说北京人一向比较关心、注重政治--这大概就容易被接受了。

　　为什么？

 
　　因为北京历来就特政治。

　　"政"得彻底，"治"得到家。政治空气浓重，政治人物集中，政治运动的发源地，政治斗争的交叉点，高层外事活动频繁……等等等等，细一琢磨有点儿可笑，北京的一切似乎都跟政治有关。老年间大茶馆儿里墙上贴着"莫谈国事"，贴的本身就说明问题；"文革"时街道老太太拿苍蝇拍子打苍蝇，原来正在搞"爱国卫生运动"，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尼克松来了全市扫雪是政治，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人做诗更是政治。闭上眼睛一咂摸，提到北京外地人能想起什么，烤鸭？周总理拿它招待过多少外国元首，当然是"政治菜"；而胡同、四合院，则又必然与当时的京城地位、政治制度、皇权意识有关；至不济到了酸臭的豆汁儿，民俗学者考证起来，原来跟当初旗人"特供"的老米有关，由此又联系起满族、历史、宫廷，还是和政治有关。

　　尤其是"文革"时期，政治就像一个"金箍儿"套在每一个北京人头上，有时候还不用观音菩萨念"紧箍咒"，自己就给自己念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年开放之初，南方沿海地区都臭了街的许多东西，一到北京立刻引起警惕，《大西洋海底来的人》是北京的观众最先提出质疑的；《我爱我家》北京则坚决"抵制"--因为有讽刺老干部的嫌疑。

　　北京人的政治情结，归结起来有两方面，一是"爱"，一是"怕"。爱是爱得你死我活，怕是怕得心惊胆战。究其原因，实际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就是北京这地方，"搞政治"的人多。

　　干部多，政治觉悟也就必然高，相应地与他们有联系的人也就跟着"觉悟高"，相互传染，于是对政治的敏感度、"热衷度"就比其他地方高不止一级。

　　而政治，打从有了这东西，就一直是相当神圣，还多少有些神秘的。而一旦自己"搞"上了，带来多少实惠单说，光心理上的享受就是无限的。"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句当初鲁迅先生嘲讽当时"左"得可以，后来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文化人"的这句话，真的是入木三分。而这些人的余孽，一向大有人在。说一件不是笑话的笑话，前不久我们公司负责"多种经营"的一个小领导，在一个外国重要客人来华期间视察了出租库房的防火、治安景况，认为没什么纰漏了，回顾侍立一边的看库房的人说："注点儿意啊，总理正开记者招待会呢？"

　　听者固然唯唯诺诺，可等领导走了他问我："总理开记者招待会跟我一个破看库房有什么关系？"

　　本想对他晓以大义来的，咽了两口唾沫，后来一想又算了。

　　平心而论，我们见过的这样的人少吗？

　　我们自己有过这样的情结吗？

　　平心而论，关心政治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中的有些人，出于责任感、正义性等高尚的情结而产生的某些焦虑、忧患意识等更不是什么"恶习"。前面说的所谓"政治情结"比如吓唬人并吓唬自己等当然是属"末流"的，对于真正有觉悟，政治素质比较高的人来说，政治其实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至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许多与政治信仰有关。而一切的奉献或努力，离开了这一基础，有时候就显得荒唐而可怜了。可问题在于，第一，出发点的正确不一定代表观点、观念的正确；第二，即便想法、看法是正确的，能不能被接受又是一回事；第三，有些事关尊严、理想的东西，轻易是不可动摇的--即便时代变化思想更新所要求的改变有些是必须的。

　　实际的情况是，不少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政治"忽然给抛到一边了。当然，我们现在明白了"发展是硬道理"，也明白了如果"姓资姓社"的争论仍在继续，我们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别说小康，重回"东亚病夫"的可能都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改革开放之初思想领域、经济范畴发生过一些混乱。

　　在"两手都不硬"的时候，不法之徒大发横财，国家经济遭到破坏，假货流行，浮夸成风，通货膨胀严重等现象的确是有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而这一切，它的产生、流行或者说其根源，一般的看法是"外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儿原来没这些东西。而北京，这个历来以"正统"自居的城市，比别人生出更多的惶惑进而感到更大程度上的失落，也就是必然的了。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如果把北京人分为两大类，即"小人"和"君子"、"蠢材"和"智者"的话，那么这两种人就都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政治的淡化，使这两种人都产生了无依无靠的感觉，都有些不舒服。

　　何谓"失意"什么叫气短？老话说的"宰相门前五品官"，一旦这"五品官"失去了依靠，什么也不是了，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叫"羞愧"的情绪。就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不再那么趾高气扬，腰也挺不直了肚子也腆不起来了，说话声儿也细了，瞧见人，瞧见那些原来视若草芥的人，要不就避之惟恐不及，要不就表现出虚假的恭敬，而骨子里，一半是畏惧一半则是轻蔑。

　　自己不屑去干也不想让子女去干那些"卑微"的工作；一方面对趋势附炎深恶痛绝，视金钱如粪土，一方面又不能真的淡泊名利，经常感到失落，时不时也"勉为其难"地"从权"做些违心的尝试；对"大事"仍是不能忘怀，热情依旧，而方式不得不有所改变，最次一等的演变成了"掌故大师"、"政治名人字典"，这就是北京一部分人的所谓"政治情结"。

　　另外一部分，无论自己还是别人，都感觉思想有些"僵化"，经常有许多事儿"看不懂"或看不惯。假如这些人都是"老革命"也还罢了，最令人不安的是更有些中年甚至青年人也有这种情结或素质。他们没有"海归派"的藐视一切的气概，又缺乏广东商人、浙江农民的直截了当，在牵扯到有关政治、政策等事情的时候经常使用双重标准，于是就给某些不明所以的人以笨而且势利眼的感觉。在许多场合，笔者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外地朋友这样评价"北京人"：要是当官你可能是好材料，可惜……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值得警醒的是北京人的有些不很好的东西甚至也影响了当官。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熏染浸润，使北京人具备了极高的"政治素质"，一旦情况发生了剧变，多少有些不适应没什么好奇怪的；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有些已经形成了所谓"素养"的东西，既然一时很难摆脱，也就用不着刻意去"改正"。反过来说，我倒认为北京人的政治素质高，是全国人民应该学习的，因为政治素质还决定着其他素质的状态。北京人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外出办事，在公共场合中显示出来的道德素质，的确是不错的，是被人称道的。有一次我到上海旅游，因从景点儿回来早了些，就跟"大巴"司机聊了几句。那司机很平静很自然地说，你们北京游客素质不错。受宠若惊的我忙问何以见得，那司机回过头看了眼车厢：拉你们北京团，回去之后我基本不用扫地。

　　不过，多一点儿自我表现意识，当有些人对我们撇嘴的时候有些准备，总归还是好事。再者，一部分人的一些特征不代表全部，一个人的某些方面素质更不说明这个人的整体。私下里说，我们不是也经常说人家上海人特傲且抠儿，东北人是老憨广东人特滑浙江人特尖吗？其实上海人、东北人、广东人、浙江人真的如此吗？法国人嘲笑一个人的笨，说怎么跟比利时人似的，这也许并不是对另一个民族的侮辱。好在全国还没有形成看到特"政治"的人就说怎么跟北京人似的，而北京人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一些特点，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多一点实际，少一些虚夸，也许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