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贬值

    文化贬值的现象是全国性的，而北京人所以感触最深，原因就是北京历来就是一座"文化城"。

　　记得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曾流行过一个说法，即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而北京则是文化中心。那时候，是北京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上海已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也异常繁荣，北平一时真是失魂落魄，就连"文化"也露出窘态了 
。时过境迁，现在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没有争议，而文化中心的地位就多少有些含糊了，尽管在名义上还是。

　　"文化"一向包含两层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传统上就是单指科教文艺等；广义上说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今这广义的范围有所扩大，比如动不动就说"食文化"、"厕所文化"、"性文化"等。

　　历史上的北京，无论狭义广义，都是文化中心；精华荟萃财富集中，北京的地位至高无上。而所以有"文化城"、"文化中心"之说，则又是单指狭义的文化内涵，即北京历史悠久，集中了全国的科教文艺英才，有浓重的学术空气，有优秀的文化传统，还有大量的高素质的民众。"中心"并非一成不变，大唐时期的长安，北宋时的东京，南宋时的临安等，就都是。此外，有时候中心不止一个，比如某时期以地域为名的学派的兴起等，虽然那时候尚没有"中心"这词儿，可以某地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现象是有的，诸如"岭南文化"、"沪宁文化圈"、"江西学派"、"桐城派"等。虽然这里包含着一些文化的广义成分，但一定时期一些地点会形成多个"文化中心"是肯定的，而狭义与广义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

　　于是，北京所遭遇的"文化贬值"，必然也包括狭义与广义两方面。

　　历史形成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北京一向是"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和最有前途的人，就一定在，或者来北京。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在这里才真正的能有所作为。当初我们没有粒子加速器，高能物理学家就无法施展拳脚，只好到欧美寻求发展；名演员不在"春节联欢会"一炮打响就不能红遍全国，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北京狭义文化的良性循环和优势所在。

　　文化现象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现象，与政治、经济现象是有一定区别的；区别之一，就是它具有更大程度上连续性，"积淀"的要求更高，人的因素也更重要，而且还有某种特定的氛围要求。有意思的是，它有的时候就像是一株花草，需要养分，同时更有赖于气候；同时，它经常又没有明显的实际功用。这些特征就意味着，培育很难，而造成伤害又很容易。

　　文化需要物质基础，文化需要相对宽松的氛围或者说环境，这大概没什么可争论的，然而换一种说法恐怕就不那么好听了：文化是要有钱还有闲的；同时，尽管不很直接，但"功能"还是要的，至少是能想像得到的。文化与物质生产间的紧密关系，就算不属于政治家哲学家的鲁迅也看得异常清楚，他在《门外文谈》里讲得很清楚，读者闲下来不妨拿来一读，相信他的观点比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更容易接受。可是文化一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它就会相对独立起来了，实际的功能作用也就越来越不容易显现；而一旦"距离"拉得大了，就会跟远离了均线的股价一样，会给"拉"回来。

　　当然，这样的解释是牵强的，可为了避免烦琐起见，我们姑且这么说，也算是对文化贬值现象的某种辩护吧。比如一个学者，穷一生经历治学，在"小学"上颇有建树，研究《尔雅》出了惊人成果；一个研究生，导师给的课题是有关阮籍后半生文风变化的，这些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增长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小时候家里有部《联绵字典》，前面有张作者跟他手稿的照片，好家伙文稿堆得比他人还高！相信现在即便是研究中文的专家，怕也轻易不会去翻那字典，还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会想到：假如中国没有人写出这本书，怕也不会给我们国家、学术研究造成太大的损失吧？

　　略微推广一些，中小学生背那些古文干什么呢？再进一步，学电脑不从DOS开始行不行？学英语，难道不是为了实用吗，日常会话之外学点商务英语科技英语固然是有用的，弄到莎士比亚不就有病了吗？人家英国人自己都读不懂都不读了，咱们跟着瞎掺和什么呢？于是，凡"有用"的，就"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凡能带来实惠的，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就放在前面。什么叫"市场化"呀？不是有个例子吗，一个人去应聘，对方问会不会电脑操作，求职者估计他招的是文秘，谅也不会有什么新鲜的，就不会说会，然后回家突击了两周打字，结果复试果然合格。假如是个笨蛋，或者老老实实说不会或者从DOS学起，到时候不连黄瓜菜都凉了？

 
　　有些事情是明摆着的，争论也没有用。俄罗斯人"休克"的时候，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救不了他们；中国的叱咤风云的农民企业家或留洋的博士后们，也可能不懂庄子跟莎士比亚，办公室墙上的毕加索、梵高和书柜里硬皮烫金的《资治通鉴》也只是摆样子的，然而他们为我们的繁荣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再退一百步，一个目不识丁造假厂老板也许能解决十个人的就业，而一个古典文学系的教授能解决几个？出一本书能花光系里一年的经费，让你半年缓不过劲儿来！

 
　　文化，尤其那些"不实用"的，赚不来钱的文化，贬值就贬值吧，叹息是没用的。我们的祖先倒是"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不是让我们这些子孙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好在这里不是讨论这问题的地方，话说到此完全可以打住了，文化贬值的必然性和伟大意义相信也清楚了。

　　不过笔者想捎带脚儿提醒一句的是，有些东西，比如说什么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等等的，也许是没有什么直接的使用的价值，但可能正是我们全部魂魄之所在。前辈先哲们留给我们的，除了秦砖汉瓦即将倾圮的宫殿之外还有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全部精神文明。在浩瀚的历史尘封的典籍里，甚至在那百无一用的《联绵字典》里，也许隐藏着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它起着某种维系作用，甚至可能是我们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当然，咱们这儿还是不抬杠，假如谁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先或历史感到耻辱，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割断自己与历史的一切联系，找一个认为相对优秀的人种进行交配，然后一代一代地稀释下去，最后成为"纯种的雅利安人"也说不定。

　　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文化贬值后北京的文化状况一点儿也不过分。不记得哪个名人说过的，要想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这个国家的青年人在读什么书。看看北京的大学什么专业最热门，书店里什么书卖得最火，电视台哪个节目最受欢迎，也许我们就多少明白一点儿了。当然，这现象具有普遍性，那么北京有什么特点没有呢？

　　科教方面，我们这里不多说了，因为这关系到有关国家的政策或战略思考，还是留给正规的学者或说话有分量的人士拿到"会上"去讨论为妙。而文艺相对安全，我们不妨以文艺为例，简单地、感受性地一说。

　　一个阶段以来，北京文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有些的现象也好反应也好，很难找出或说得清来由；说激动，是因为无论是爱还是恨，都异常地激烈，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简单地举例，当初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编辑部的故事》等席卷全城，而这种反传统的东西何以得到如此程度的认同呢？还有像邓友梅、陈建功的成功等，难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京味"情有独钟了吗？而稍后，为什么又开始对王朔进行了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而对余秋雨并不浅薄的散文产生了这么强烈的反感呢？

　　王朔，无疑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是不是"京城俗文化"的鼻祖当然现在还有争论，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京文学风格特征是确定的。可是直到现在，为什么北京文学界的许多人仍是对他不认同呢？王朔作品的机智、俏皮、辛辣等，平心而论在有些方面继承了老舍的风格，有些地方犹有过之，尽管可能少了些沧桑感而所谓"厚度"不够。然而文学界对此却根本不予重视，相反，却冠之以"痞子"，动辄"小妾心理"，不免有失公允。可同时，"王朔现象"对传统的、经典文学的"封杀"，又是十分令人不解的。王朔的对鲁迅、金庸、张艺谋的攻击毫无疑问有"炒作"的成分--可以理解也属正常；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传统的反动可以是批判性的，但不一定就意味着轻视和嘲讽--因而也就是不正常的。至少大规模地形成"跟着哄"，把历史的、民族的许多精华成分贬得一钱不值是不正常的。

　　余秋雨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题材的散文是优秀的，尽管他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者或"专业"作家。同样，他的遭遇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一方面作品畅销，另一方面饱受贬斥，为许多人所不齿；更有些人甚至把他当成"文革余孽"、沽名钓誉的骗子。且不管他的观点、行文有多少可以商榷的地方，起码这情绪就是不正常的。而北京，这个对传统文化一向情有独钟的地方，对这样的历史、文化题材，这些既优美又不不失厚重的文章却采取敌视的态度，的确令人费解。

　　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扭曲，或变态。

　　抛开其他城市不谈，仅就北京而言，从对王朔、余秋雨两个人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人"在心态上恐怕是出了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或心态，一旦表现在审美的取舍，文化思潮走向上，形成了某种潮流或文化现象，对北京人整体上的影响就是巨大的了；同样，显露出来的现象也就令人不安了。

　　不伦不类，是北京文艺的特征--无论书刊还是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