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笨

    北京人的笨表现在不善于做事，也不会赚钱。什么叫笨？不懂得机巧，不识变通，不会走捷径，认死理儿等等，就都是；此外，不科学，不严密，因循守旧，因陋就简等等，也是一种笨。

　　外埠人对北京人的笨感触颇深，有的见诸笔端，有的则心里窃笑；而北京人，常常懵然不觉。比如有人就异常激愤地说北京人处处设防无论什么破地方也一定要有个站岗的，结果 
丢的东西比哪儿都多；北京的偏袒本地人方法、理由荒唐而霸道，既没法律根据也不合情理；北京某些暧昧的地方，比如某种意义上的投机取巧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骗，手法拙劣方式古老，绝对地傻。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北京人的确笨。

　　北京人不仅现在笨，可以说从来就没不笨过。

　　我在公共电车上售过票，当初为逃票的没少跟人打架，追出好几里揪回来的也有，让人给揍了的也有。不少好心人就说，上海就没这麻烦，人家那儿是上车验票而不是下车检票。现在北京不少线路实施了这方法，但有的仍然坚持老办法，相信纠纷还会不少。乍一看，似乎只是习惯上略有不同，可细一品，恐怕多少有些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北京呢，叫"先礼后兵"，一开始有点儿"假不指着"，可临完了又跟"贼逮似的"，两头儿不落好儿；上海那叫"防患于未然"，公事公办，没那么多虚的。假如学学刘一达再咂摸咂摸，就更有意思了：北京属"官本位文化特征"，上海属"商本位文化特征"，为官嘛，大智若愚，凡事睁只眼闭只眼，想不想，该不该，能不能是一回事儿，做不做又是一回事儿；可一旦闭着的那只眼不能不睁开了，不叫出个"真章儿"来没完！为商呢，亲兄弟明算账，追求最大利润既不低人一等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而做生意，信用规矩规则就必须完备而精准，看似冷漠可实际既方便又少找麻烦。

　　小到公交车的检票方式，大呢，那就多了。我以为，开放搞活以来北京发生的诸多纠纷、尴尬，小到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邻里失和，大到企业倒闭公司破产国家重点工程成了"豆腐渣"甚至高官入狱，都与此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联系。

　　举个小例子，当然不恰当，但我们可以看看笨的另一个"侧面儿"。我有个"发小儿"，原来跟我一样，全民企业的职工，后来因为跟头儿"较劲儿"给开了，于是就逮什么干什么。还是多年前呢，那时候"时兴"马路边儿上卖"卤煮"，公交车站卖包子，我这哥们儿曾托人找了个大油筒卖过一阵子煎饼，可能是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后又改蒸包子了。租了半间门脸儿，置办了锅碗瓢勺，保姆市场雇了个小丫头和面，他妈跟他姐也搭把手，包子铺就开张了。地方不错，工商卫生等等的又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地面上熟，派出所街道都多多少少有点儿面子，按说的话是没问题了，发大财不行弄几年鼓捣出个"全聚德"来估计差不多！要不我们哥儿俩喝酒的时候，我把"东来顺"的发展史一说我朋友怎么激动得热泪盈眶，临走非给我装一兜儿包子呢。

　　任谁也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买卖竟开不下去了。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也没出问题，来吃来买的人就算不多可也不是太少，可就一样儿，不赚钱。一个月下来，说一点儿不赚是瞎话，可刨了成本跟小丫头的工资，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

　　长话短说，再后来虽没发展成"全聚德"可我这哥们儿真靠那包子铺赚了钱，后来改正经的饭馆，"红焖羊肉"火过之后饭馆包了出去，眼下跟人合伙经营轿车呢。扭亏为盈一举改变状态的并不是"经营理念上发生了革命性提高"，也不是"作风上有了根本性改观"，甚至也不是临近的人群的"饮食习惯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的只是工艺上的一点点儿小改进--请了个高人。

　　"亏了那'南蛮子'……"我哥们儿说。

　　这里要解释一下儿，所谓"南蛮子"，是当初北京人还混着蛋的时候，对南方来的打工仔尤其是浙江、安徽一带人的蔑称。说是蔑称，可即便是在当时，骨子里仍有几分嫉妒，偶尔地还带几分亲切；那时候北京的"大爷"们根本分不清说"鸟语"的外地人哪儿是哪儿，凡南方来的就一律学着《说岳》里的金兀术称之为南蛮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看见温州的大老板，还别说一块吃过饭，跟人家秘书说过句话还得吹几个月呢。所以无论是真急了的时候还是私下里，还有叫人"浙皮子"的吗？

　　……那"南蛮子"究竟是怎么挽救了一个濒临绝境的"企业"的呢？原料的配方上略有小小的改动，尤其是包子的馅儿。具体工艺我那哥们儿至今不多透露，大体上是大油加土豆替代了肉馅儿。包子皮儿在面粉里也掺了点儿东西，既白且暄。成本下去了，外观上去了，自然就多赚了。即便是按现在比较苛刻的标准，无论食品卫生方面的还是道德良心方面的，都无懈可击--猪油和土豆儿也许更有营养；只要不"超标"，适当的添加剂是允许的。

　　看见没有，这不是一种笨？

　　当然，现在那种"大油土豆馅"的包子早已绝迹了，再有就是"坑害"了。然而我知道当初温州的鞋也好晋江的药也好，甚至台湾产的电器，口碑似乎不怎么好。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提倡昧着良心敛财就是不笨的意思，但某种程度上的"变通"，北京人比之于有些的地方，的确不行。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仅就这一点上，可能并不涉及太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人并不比别人"高尚"多少，"实在"多少，"规矩"多少，应该咂摸的似乎是笨多少。

　　封闭、保守的时间长了，很容易就产生笨；而一旦再是曾经辉煌、"先进"过的，尤其如此。当年，我在青藏高原一个藏族聚居的小镇呆过几年，给我流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一座座山相连"之外，还有湍急的大河以及小河上的那别具风情的水磨。记得藏族老师带着我们春游的时候在水磨边流连，特别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学生说：利用水力磨青稞炒面可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比起用人推来可省力多了。面对着老师笑吟吟的脸，我想着电影里中原地区的人推磨的身影，果然十分惭愧。可是后来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穷得吃水还使驴驮呢，可磨面却早是用电了，甚至停电的时候都不用人而是用柴油发动机带了。

　　边陲的藏人比内地的人"笨"的地方恐怕还有一些，然而奇怪的是，从来也没有人说他们笨，甚至从来就没有这么认为过。为什么？如果看看西藏拉萨八角街上的商品和那些生意人，看看姑娘身上的时装和手机也许就明白了。实际上，"笨"在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指"原始"，更多地可能是墨守成规。在全国各地，相对"原始"的地方很多，可是为什么北京人显得特别地笨呢？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先是对某些的先进包括加引号儿的先进的排斥，然后是不得已捏着鼻子的接受，再然后是瞻前顾后笨手笨脚的效仿，效法模仿的工夫又不到家，于是经常就出现不伦不类，于是就更显得笨了。

　　所以，欧洲游客用筷子夹饺子，永远也学不好京剧里的道白，一点儿也不笨；上海西餐厅里食客对刀叉的运用自如，证券交易市场里的老太太对大势研判的高瞻远瞩以及短线分析的精深入微，更不笨。拿筷子吃西餐的豪气已不在了，拎起画眉笼子任谁也不夹了的豪情也不在了，端起二锅头给个县长都不换的豪言也不说了，生意场上来几句"鸟语"，AA制实行了几天觉着忒累可动不动为谁老不结账而义愤填膺，编电视剧炒港台的"戏说"，传销、"职介"、"切汇"、"碰瓷儿"、"信息台"玩儿进了公安局，等等等等，够笨，实在是笨到家了，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