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贵族

    不少人一提"旗人"就是养尊处优提笼架鸟游手好闲，实际上，这种情况可能出现过，但已经离我们很远，甚至在我们的父辈甚至祖辈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变了。即使是在"钱粮"仍旧发放的时候，就算"旗兵"每月照样"关饷"的时候，"贵族"从整体上说就已经相当地贫穷了。老舍先生写了一篇《正红旗下》，里面描写的"我的大姐的婆婆"是个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儿子是个骁骑校，按说也算有点儿地位的，至少不能算最底层的了。然而这并不妨碍"她老人家"到处赊欠和频繁出入当铺，当然也不妨碍她为了排场十冬腊月买两条"碧绿的、尖 
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黄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

　　而"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这点儿银子对维持一家的生活实在很难，所以每当领到了，"我母亲"就一定"先核计着还多少债"，并且盘算着如何去面对那些"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子里的山西人"，因为连他们也"对旗籍主顾越来越不客气了。"

　　老舍先生讲述的事情大约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而那个时候，"旗人"就有的已经开始学一些小手艺了。比如说那个"我大舅的儿子二哥福海"，一个"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的儿子的惊人之笔"，就是个"拜过师的油漆匠"。而他，也就已经沦落为"半个旗人"了。

　　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广大的旗民的生活还能勉强对付，有的还能适当地讲些排场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之后，没有了"钱粮"的旗民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1926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发表了一篇《北京拉车的苦工》的文章，以社会学者的眼光调查了解了北京拉洋车这一行业的状况，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分析。他的调查统计结果，在今天我们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当时北京拉车的苦工竟占当时全城市民的7％，"换言之，每十四个人，每九个男子，或每六个十六至五十岁的男人中间就有一个车夫。"根据他的推算，北京城里19％的居民是靠着洋车夫的行业过活的。

　　他调查后证实，以籍贯论，北京城的这些车夫本地的占最多，约有53％，还不算北京周边郊的，这些人也占31％。而这些人当中，"旗人"出身的最多！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过十几年时间，而李景汉先生发表文章是在1926年，也就是说距辛亥革命不过十来年，而当时"旗人"的拉车恐怕也有一段儿时间了。如此说来，也就是二十年不到的时间，北京城里满族人的生活条件、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假如说十几二十年前当个油漆匠还遭人歧视，那么现在能够拉车恐怕就已经相当幸运了。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像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些在"戊戌变法"时惊惶失措，暗忖"给每人一百亩地"都要饿死，怕"把大拇脚指头锄掉了"的老牌儿公子哥儿们，他们的境况又该如何呢？

　　生活条件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会给往日的贵族们的心理上带来些什么呢？这虽然仍不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但有几点还是确定的，那就是怨天尤人和自暴自弃。也许，也许还有一点儿激愤，有一点儿狭促，有一点儿羞愧。如此说来，那典型小市民的气人有笑人无、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屑，同时贫贱中的傲，窘迫中的豁达，挣扎中的闲适等等与此有没有关系呢？还有，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对急功近利的轻蔑，对"暴发户"的不耻以及毫无来由的优越感等等，是不是多多少少与此有关呢？

　　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忆一下儿，当年在我们小的时候，穷街陋巷之中，黢黑潮湿的小南屋里，也许就会看见打鼓儿的都不要的破掸瓶、帽筒，裂纹的花瓶儿，或者快要散了架的条案，也许还有紫檀的插屏、翡翠的烟嘴；还有张嘴就骂人的谁的奶奶，或说话特"损"的谁的舅舅。然而一旦你受了欺负或者有求于他们了，那"奶奶"一定拄着棍儿去替你"拔幢"（撑腰之意），而平素永远扬眉吐气的"舅舅"，甚至能低三下四地去求你的老师，说你的旷课是让他给勾走逮蛐蛐儿去了。

　　据我的父母回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有个老妈子就是个旗人。当初我们家也就属"小康"，并不很富裕，所以那个陈姓的老太太很勤快，很为我们家节省，多少年之后还是挺受怀念的。然而就是如此一个没文化的老妇人，竟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儿，就是"有前清必有后清！"

　　过去我们家有个邻居，也是旗人，比我父母大一辈我叫他李爷爷。打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他每天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坐着。他不养鸟不玩儿鸽子不讲究吃喝，极和蔼，极平静，对我来说极慈祥，然而就是不干任何一件事，完全彻底地不干。他和他的老伴儿的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他女儿每月给的一点儿不多的钱，因此连到胡同口儿买一分钱韭菜花儿、一分钱辣椒糊、一分钱酱豆腐的讲究都谈不上，甚至喝豆汁儿就着切得极细的咸菜丝这一典型的习惯也没有。那时候夏天家家在院子里吃饭，但他从来不；那时候街坊之间多多少少有些来往，他也从不与任何人来往。可是听街坊说，他原来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曾经什么都爱好过，甚至还会做诗！最后他默默地死了，整个大院甚至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哀伤。

　　完全地蔑视一切"俗套"同时谨守着繁文缛节，长期的潦倒落魄与经常性的踌躇满志，一贯地尖酸刻薄和历来的和善宽厚；相互矛盾，水火不容的品质、性格的和谐统一。哎，这就是老北京的"旗人"--永远的"贵族"和永远的"贱族"。

　　老北京当然不是满族一家人的天地，北京的汉、回、蒙族人至少在大清的后半段儿人口上是占多数的。然而，几百年来，汉人的血液里早已混杂了"旗人"的血。多少年来汉族人或者是给满族人当差，或者给他们服务，尽管骨子里仍然总有那么一股酸劲儿，可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在模仿着，效法着他们的"大气"和豁达与潇洒。"旗人"的派头儿、排场、超脱还有某种意义上的"俗"；八角鼓与梅花时调，西皮流水与奉天大鼓，纺绸长衫、紫貂坎肩与改良旗袍、粗布汗溻儿，五柳鱼大闸蟹，绍兴花雕与烧子盖儿，炸鹿尾儿，老米熬豆汁儿，一切的一切，早已搅成一团混合在一起；有的就连称谓也跟着变了，什么"爹"、"姑爸爸"等以及种种的礼数规矩等等。

　　这种混合一方面有追求时髦的一面，也有满汉通婚后难再分彼此的一面。当然，民国前后逐渐发达起来的一些汉族人，有许多是看不起"穷旗人"的。可是在他们的趾高气扬之中，又总有那么一种"气短"的感觉，于是在他们的堂屋的墙上，就一定挂几幅字画；说起画眉跟靛颏来，也一定不能不精通；提起过去，则必是跟哪个贝勒格格有过瓜葛。同时，还一定谨尊着某些的规矩，照顾着许多的面子，张扬中不失本分，通达中不忘勤勉。

　　所以，当着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候，安分守己和"随大溜儿"就成了这些人一成不变的哲学。而保守、不思进取，不擅变通则是特点。因此，无论"八大堂"还是"八大祥"，也无论是大戏园子还是大饭庄，在他们金碧辉煌的招牌和宽阔幽深的店堂里，总有那么一股子霉味儿。

　　应该说，在旧北京，整个城市就有一股的霉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