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新市区(2)

    苏联这个“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也同样引起了梁思成的关注。

　　1944年，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在伦敦出版，此书立即引起梁思成极大的兴趣，并着手翻译。1952 年5月，经梁思成与林徽因翻译，此书的中文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这两位学者在“译者的体会”中，首先就高度赞扬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而在此前，梁思成、林徽因1951年7月在为《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就从更深层次剖析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欧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导致城市“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 “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病症”才能被治好。

　　可以说，梁思成与陈占祥走到一起，不仅仅出于对北京古城的爱惜之情与对彼此学术思想的认同，这当中，还有他们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诚向往。

　　一到北京，陈占祥就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陈占祥回忆道，“梁先生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

　　陈占祥认为 ：“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

　　这个建议得到梁思成的认可。就在这时，一场激烈的交锋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