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联专家的较量(2)

    我们的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

　　行政中心区迁移能变为怎样一种情形呢？

　　那是要建筑为机关用的房屋和工作人员的眷属住宅。你们也是这样设计的，收获是什么呢？

　　譬如陈工程师和齐工程师都是在政府工作，齐工程师在城内有住房，陈工程师没有住房，他才来到北京不久。你的建议是在城市建筑两所房屋来代替一所房屋。城市中心区移出城外，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在哪里建筑房屋比较经济，在城里还是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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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它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并将莫斯科改建，结果并不坏。

　　拆毁北京的老房屋，你们是早晚必须做的，三轮车夫要到工厂工作，你们坐什么车通过胡同呢？

　　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成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所以我们对于建设行政中心的问题是明确的。

　　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在城内。这位苏联人还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

　　苏联专家坚定地认为要改造北京旧城，与1931年的莫斯科城市规划有关。1953年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建筑科学院副院长格也格也罗曾对他说 ：“1931年莫斯科总计划的国际竞选中的许多方案不是要把旧的莫斯科完全铲平重新另建就是要把它当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在郊区另辟新城。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把计划的正确道路指出，制定了改建的总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在城市的整体或建筑形式上都是发展的：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预见今后新的远景的发展。”

　　梁思成、陈占祥陷入了孤立。

　　这次会议之后，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意见》说：“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须的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且必须于房屋建筑与一切设备完成后始能利用。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限于时间与经费，将不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