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发难(4)

    之后，我又陪他到历代帝王庙里去看，当时这个庙被女三中用着，后院东房已腾出来摆牌楼拆下来的料。梁先生很满意。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帝王庙牌楼是构成一幅美景图画的主体呢。此后就天天等待梁先生所说的美景的出现。晴天和晚霞都出现了，只是牌楼已被脚手架包围，无法为美景留影了。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向笔者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以下是从1954年1月开始的北京牌楼被大规模拆除的过程：

　　1954年1月8日，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拆卸历代帝王庙景德坊，20日拆卸完毕。

　　3月15日，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开始昼夜施工拆除交民巷牌楼， 21日清晨东牌楼场光地净，25日清晨西牌楼场光地净。

　　4月中旬，拆除打磨厂西口、织染局西口、船板胡同西口和辛寺胡同南口的4座小牌坊。

　　8月21日下午7时，长安街牌楼拆卸工程正式开工，两座牌楼同时施工，25日凌晨4时做到场光地净。全部木件、瓦件、石件等，运至陶然亭公园北门内分类放置。

　　11月27日，市政府批准拆除大井砖牌楼。12月9日开始拆除，20 日拆完。

　　12月15日，市政府下达通知，要求于春节前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及北海三座门拆卸完毕。

　　东、西四牌楼于12月21日同时开工拆除，26日凌晨6时，两处同时做到场光地净。拆下的石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收存。

　　1955年1月2日开始拆除北海三座门，6日晨拆完。

　　1月8日，大高玄殿两座跨街的牌楼拆卸工程开工，1月14日完工。

　　5月下旬，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对房管局下达拆除正阳桥牌楼任务。6 月12日开始拆除，21日拆完。

　　11月，金鳌玉牌楼在北海大桥加宽工程中被拆除。

　　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大高玄殿对面牌楼及习礼亭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北上门等古建筑。

　　至此，北京城内所剩跨于街道上的牌楼仅有4座，即两座成贤街牌楼和两座国子监牌楼。此后再未拆过牌楼。

　　梁思成也有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如北京团城的留存。

　　团城，明、清两朝皇家园林的重要建筑，因其平面为圆形，周围以城砖垒砌，成为一座带雉堞的砖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10月至1955年5月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就在团城上办公，而这处名胜竟也险些被以“改善交通”的名义拆除。

　　在讨论拆除团城的会议上，梁思成愤怒了。他说：干脆填平三海，踏平故宫，修一条马路笔直地穿过去得了！

　　他说服了苏联专家，又找到周恩来，恳请其阻止拆除行动。1954 年6月，周恩来赴团城调查，决定道路拐弯，保下了这处重要文化遗产。

　　团城保住了，团城迤西的金鳌玉桥怎么办？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如下方案：

　　原金鳌玉桥不动，在其南面再建一座新桥，将交通分为上下两单行线，把两座牌楼移至两桥之间，南桥正对故宫之角楼，改造北海公园前广场，在正对北长街处设一个酒楼，将景山南墙开漏洞，墙前设廊子，便于游人休息观景。

　　后来，梁思成又指导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关肇邺做了一个改进方案。特点是：新桥较宽，能容交通上下行，原金鳌玉桥仅作步行之用。

　　可是，这个方案未获采纳。最后实施的，是苏联专家提出的拆掉原金鳌玉桥，在原位置重建一座新桥的方案。尽管如此，团城还是保住了。

　　对梁思成来说，这样的成功来得太少了。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人们经常听到他的呼吁 ：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保留地安门，否则又要被动了！

　　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为保留它，梁思成提出交通环岛方案。但是，1954年年底，地安门还是被拆了。

　　大马路就是这样所向披靡。

　　庆寿寺，元大都修筑城墙时遵元世祖忽必烈诏令：“远三十步环而筑之”，使之得以保存。 但在1954年，它碍了马路的事，被令拆除。梁思成建议将其保留为街心环岛，以丰富道路景观，遭到众人反对，特别是遭到交通工程师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梁思成提出了他称为“缓期执行”的方案，建议将双塔寺保留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再定存废。这也未获成功。很快，这处珍贵的古建筑即被拆毁。

　　1957年11月14日，吴晗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右派分子”认为文物保护“今不如昔”的言论，称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其中提到：“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交通流量的拥挤，我们拆除了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羊市大街的景德坊以及长安街的几座牌楼，在拆除前，都经过了慎重的研究讨论，征询了专家的意见，彭真同志曾几次到东四、西四看过，才决定拆除，拆除以后所有材料都分别妥善保存。另外在修理国子监、孔庙以前，在拆除大高殿牌楼和习礼亭以前，彭真同志都十分关心，在百忙中，亲自看过，才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