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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3)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军

    陈干的“反抗”成功了,华表与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之后,陈干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

  这时,正值梁思成、陈占祥的“梁陈方案”与朱兆雪、赵冬日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对峙之际。

  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整修时,有了对“0”的思考,陈干赞成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他认为对旧城不敢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胡乱动则是不懂历史和没有学问的表现。既然中古时代的先人们,能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起北京城来,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能保存和发展好北京城呢?

  他称“梁陈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创造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

  陈干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形成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轴线,与传统城市中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从而确定城市新的0点。后来,这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主导思想。在晚年,陈干为使长安街能够按规划建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后话。

  梁思成、陈占祥是反对像长安街这样沿大街盖大楼的建设模式的。 “梁陈方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赵冬日,也不赞成长安街东西轴线这种提法。

  他与朱兆雪于1950年4月20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所畅想的与“南北中心线并美”的东西“新轴”,是一条像中轴线那样的建筑实轴,而不是一条两侧盖满大楼的马路。

  时隔42年后——1993年1月,赵冬日在《建筑学报》发表了他的 “新轴”方案,指出,目前天安门广场还未成为城市的“中心”,东西长安街也没有形成政治性与文化性中心,并且不是东西轴线:

  多年来,一直寄希望于把东西长安街作为重点体现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突出新中国的“首都风貌”。而且一直根据这一主题,按大干线进行构思与规划,并作为首都的“东西轴线”与古都的“南北轴线”并驾媲美。但是从它完成部分的建设来看,在一条干线上,难于体现出“首都”的政治与文化性质。加之多年来长安街上的个体建筑也没有按规划实施。除天安门广场、民族文化宫等个别地区外,从艺术角度要求,也不太理想。反之,如北京饭店东楼影响了古都风貌的完整。东西长安街本身也无法与“南北轴线”相比,因为它不是轴线,和前三门大街一样,只是一条大路。北京城的南北轴线上有内容,有城门、有广场、有宫殿等多层次建设,每一层次都构成一处景场,每处的景色各异,前后又互相呼应。人在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层次中移动,视觉伴随着动态开展,随场景的气氛、韵律、节奏而起伏与深入。其大小空间的变化都具有艺术性、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风貌不是一条大干线及其建筑所能体现的。

  他的“新轴”方案是: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分别向东西两方向展开,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其中心规划区,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三部分。

  但这只是一个梦想,它被赵冬日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陈干与梁思成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中。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翌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后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不久,收到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型或塔型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用“现代”式的。

  接着,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单位、各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共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用雕像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梁思成与陈占祥均力主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主体进行设计,但他们是少数派。陈占祥在晚年回忆道:

  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的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对人民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它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便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的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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