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城墙行动(1)

　　书写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的现代史，1958年都是无法绕过去的，狂热的“大跃进”在这一年开始了。

　　话题还得从3年前讲起。1955年7月，毛泽东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后，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批评的不断升级，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短短几个月，农业合作化完成，迅速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影响。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此前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各方面的高指标一并压来，贪大求快，急躁冒进，使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加剧，周恩来最先觉察到了危险。他在1956年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5月11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刘少奇也深有同感。5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 宣 部部长陆定一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社论稿完成后，刘少奇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年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 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

　　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这个“军令状”，毛泽东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年夏季，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农业部长廖鲁言则向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提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本书在前面相关各章已有介绍，但笔者还是愿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请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对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个10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改建的计划。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正在搭架准备拆除的安定门城楼。（罗哲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