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十大建筑”有6项是在旧城区建设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 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给毛泽东寄去一封万言书,列举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经济问题,批评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 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认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赞赏。 可是,毛泽东能够接受李云仲的万言书,却无法接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交的同样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万言书,彭德怀及其同情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遭到批判。 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没想到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毛泽东雷霆万钧,反“左”成了反右,引发了1960年更大的“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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